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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地区纺织技术的分工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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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地区纺织技术的分工及影响

摘要: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纺织生产领域,逐渐发展并形成了明确的技术分工生产模式。这一情形,一方面满足了该地区纺织业与商业发展的生产需要;另一方面也对当地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愈发明确且固定化的生产技术分工,亦在纺织业以外的诸多手工行业当中实施,从而推动了明清时期社会群体结构的演变进程。因此,厘清江南地区纺织业技术分工产生原因及其社会影响,对于进一步认识明清时期社会结构的演变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明清;江南;纺织业;技术分工

中国古代纺织技艺,不但出现甚早,且长久以来堪称发达。其中,纺主要指棉、麻制品的纺制,而织则主要指丝织品的制作和加工。早在商周时期,植桑、养蚕、缫丝、整丝、纺织、练染等丝织品的生产工序,便已基本成型。自宋代以来,纺织技艺进一步得到发展,生产工艺与流程亦日趋精细。例如,缫丝工艺于明清时期,已被细化为“剥茧(将蚕茧从树上完好地取下来)、炼茧(将蚕茧放入含纯碱及草木灰的沸水中使其溶解)、蒸茧(用热釜蒸之以去除碱气)、缫制(放入缫丝车缫制)”四道工序。棉麻生产技艺自元初开始,也逐步取得很大进步,“擀(用搅车轧籽)、弹(用弦弓弹,使棉花趋于疏松)、纺(纺纱)、织(织布)”的技艺流程基本确立。待至明清时期,棉纺生产的加工制作程序,同样呈现出更为精细与专业化的趋向。与此同时,随着纺织行业当中各生产环节的划分日渐精细化和固定化,纺织从业者的工作内容也体现出明显的专门化特征,随之出现了“不纺而织者为兑纱”“不织而纺者为卖纱”①的生产局面。这一趋势在纺织行业素称繁荣的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明清时代,纺织行业从业者的生产分工愈发细致——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其劳动内容的专门性程度也已大为提高。例如,明代苏州织染局的管理人员和从业者,在当时即被划分为“大使1员,副使2员,司吏,堂长,写字,高手,扒头,染手,结综,掉络,接经,画匠,花匠,绣匠,拆缎匠,织挽匠”②,他们各司其职,各履其责。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纺织技艺很早便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大体呈现出工艺精细化、标准化、固定化的发展趋势。待至明清时期,纺织领域在生产工艺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其生产工序与生产环节也出现了趋于固定化的情况:从事某一工序的生产工人,往往长期从事这一道工序的专业化生产,而对于其他工序往往鲜有涉及。上述这一情形,不仅作用于江南地区纺织从业者、经营者的生产与生活,同时也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明清时期,纺织领域出现愈加细化的技术分工,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因战乱等原因,导致江南地区具备多项技能的纺织工匠数量一度大幅减少。为应对熟练工匠不足的局面,纺织企业必须将纺织技艺加以分解,以降低学习该项技艺的人力和时间成本。比如,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江南及东南沿海等纺织业发达地区,饱受战乱波及,以至于明初的松江,“居海隅匠户有逃亡者仅存三百七十。”③由于工匠数量锐减,工艺水平下降,导致该地区棉织品一度趋向简陋化。元代松江所产 “各色不能殚述”④的纺织品,至明弘治年间则仅存“下府司织造赭黄、大红、真紫等色。”⑤为此,纺织企业唯有将原本复杂的纺织技术拆分为多个简单工序,方可弥补熟练工人不足这一问题。而明清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大量农业人口向市镇聚集,亦为此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其次,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纺织品出口逐年攀升,也为当时江南地区纺织业的技艺发展和生产分工,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商业的高度发达,使得传统手工与商业的结合愈发紧密,“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⑥这使手工业生产必须通过明确的技术分工以提其高生产效率。与此相对应,江南地区纺织技艺的精细化分工,对该行业雇主与被雇佣者之间的劳动关系,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技术分工大大提升了产品的生产效率,“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⑦。且分工精细化使得原本复杂的技艺被拆分为简单的工序,纺织工人只需短时间培训即可基本掌握。这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进入纺织行业从事生产工作。值得说明的是,纺织技艺分工的发展在具有进步意义之外,亦具有一定程度的消极作用。首先,明清时期,因为技术分工主要以类似流水线作业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者只关注于提升生产熟练度,难以在生产技艺上有所创新。手工业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匠,而是作坊或者牙行的雇工。其次,分工精细化虽使工人得以经简短培训迅速投入生产,但是这也令工人在生产中的重要程度大为下降。比如,清代的踹匠,因劳动技术难度低,可替代性强,因而深受压迫,受到包工头剥削以及坊户克扣工钱的双重压迫。换言之,分工细化在为劳动者提供了一个进入纺织业生产领域的捷径的同时,也为雇主的剥削压迫提供了便利。

明清时期,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诸多手工业,均出现明确化技术分工的现象。例如,景德镇的制瓷从业者,分为“陶泥工,拉坯工,印坯工,旋坯工”⑧等。这也改变了某些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技术分工所带来的最具共性的影响,便是劳工阶层的普遍赤贫化。明代嘉万时期,纺织业者的日工平均工资在0.04银两左右。而至清代中前期,虽其平均工资情况与明代基本持平,但考虑到物价大幅上涨这一情况,则即使仅考虑粮食开销,雇工群体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挣扎于温饱。自明中叶开始,随着江南地区纺织从业者数量剧增,当地纺织工人阶层迅速壮大,甚至出现了“小儿十二三岁,即令上花楼学习挽花”⑨的现象。劳工阶层的壮大,使得原本松散的手工业劳动者以行业为纽带结为诸多群体,并以此来抵抗压榨。例如,明万历年间,织工葛贤等曾一度聚众,“围逼织造衙门,要挟罢税”,其中“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⑩这被统治者视为社会秩序的威胁,“匠之数万人,奸良不一,好恶易投。”⑾继而,统治者通过各种方式对这些手工业者予以监控和打压。这些举措也必然会对劳工阶层的普遍赤贫化起到促成作用。除此之外,自明中叶开始,随着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也带动了社会奢靡之风的盛行。此种情况在江南地区尤为突出:“(松江)自成化以来,渐侈靡。近岁尤甚”⑿“(杭州)四时游嬉,歌舞之声至今不废。”⒀奢靡之风,不仅盛行于富有阶层,纺织从业者等劳工阶层亦深陷其中,甚至出现了“人死礼佛,侑斋烹牛……至数十头者,虽贫亦必举贷”⒁的情形。社会大兴奢侈之风,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劳工阶层的贫穷化。简言之,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手工业的技术分工已经渗入到各个领域,在为劳动者创造了进入手工业生产领域的捷径的同时,也加剧了劳动者的可替代性;以行业为纽带组成的劳工团体,往往被看作是当地统治秩序的威胁,因而受到统治者的打压;加之奢靡之风的影响,皆促成了以纺织手工从业者为代表的手工业劳动者的普遍赤贫化。

综上所言,明清之际江南纺织业技术的分工,是国内外诸多社会、经济因素合力作用下的产物。它反映了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势下对于生产效率提高的诉求。在此时期,以江南地区纺织业为代表的中国手工业领域,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技术分工固定化、规模化的趋势。这一变化不仅对手工业生产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改变了地方传统社会的结构。比如,自明中叶开始,江南地区劳工阶层所发动的罢工抗议的活动,愈发频繁,甚至出现了“围逼织造衙门”与官府展开直接对抗的情形。然而,由于明中后期以降,江南地区存有大量农业剩余人口,且纺织业的从业难度大为降低,从而严重影响了手工业者的实际影响力。即使是上万人的集体叫歇,也不足以对雇主或地方官府产生足够威胁。总而言之,在明清时期,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技艺分工的发展,对手工业生产领域和地方社会的影响是复杂而深刻的。厘清手工业技术分工产生原因及其社会影响,对于进一步认识明清时期社会结构的演变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胡易安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