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全文(5篇)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是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我们应该重视汉语言本科专业的本科教育的根本性质。汉语言专业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承担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的责任。所以，汉语言本科专业教育与我们的汉语国际教育还有一些区别，即它更应该具有大学本科教育的系统性以及育人性。崔永华老师在其论文中非常有见地地提出了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的美育教育和德育教育，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文章认清了留学生汉语言本科教育与单纯的汉语国际教育即汉语教学的区别。对留学生进行美育和德育教育是我国大学教育的要求，而中国古代文学中优秀的文学篇目可以给学生这样一种熏陶和培养。“在古代文学中学习中国语言之美，学习中国文人忧国忧民，淡泊致远的精神操守，这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触及中国文化的灵魂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

二、对比国外高校的中文专业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的重要性

在国内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课或者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是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中文专业的重中之重。该课程一般有两学年的教学任务量，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中文专业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国外大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欧洲，开展汉学研究较早的大学里，教授很重视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甚至很重视培养学生对古文原典的解读学习。在近邻韩国，中国文学课在很多高校的中国语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韩国大学里开设中文本科专业的学校现在超过了一百所，各大学的专业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作中国语言文化专业，有的称作中国语专业，还有的是在中文系下面设立不同的专业方向，比如中国通商、中国语言文化等。这里谈的主要是中国语言文化方向的中文专业的情况。笔者 2012 年曾在韩国庆南大学中国学部讲授一年汉语，了解了庆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课程设置。在大二和大三两个学年中，学部为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分别开设了中国古诗选读、中国古代散文、中国古代小说和中国古代文论四门课程，学时与其他专业基础课等同，均为每周 3学时。通过对这四门课程的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比较系统分项地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阅读了经典的原典，同时对中国文学的特质以及主要的文学类型的发展有了大致的了解。学生们学习的文本是繁体汉字，这样可以一边学习古代文学一边实现认知繁体汉字的目的，这对于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很有必要的。韩国的其他高校也很重视古代文学课程。韩国学者文大一在其文章中列举对比了首尔大学和成均馆大学的中文课程。其中首尔大学在一年级开设中国古典文学探索，二年级开设中国历代诗歌讲读，三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47%。成均馆大学二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三年级开设中国名诗鉴赏、中国小说概论、中国诗曲的理解等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26%。有的学校在专业学习的初级阶段概括介绍中国的文学概况，随着学生汉语学习的不断深入，在三四年级开设文学、诗歌等文献阅读课程，此阶段倡导学生阅读中国文学原著，切身感受中国文学的魅力。朱锦岚老师提到韩国加图立国立大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取消了毕业论文，代之以 5 门课的毕业考试，而这 5 门课中，有 3 门是必选课，包括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2007 年毕业考由 5 门减少为 3门，即中国语、汉字和中国文学史。可见，在对中文专业毕业生的学科知识要求方面，中国文学史的内容绝对不可缺少，是在课程体系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专业课程。同时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言专业与中国学生学习外语语言文学专业相类似，都是以学习母语以外的其他语种的语言文化为基准的四年制本科学习。从国内外语专业的名称来看，我们的外语专业的名称都是语言与文学并重，如: 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等，专业的名称就体现出了学习的内容，即要学习该门语种的语言也要学习用该语种成就的文学。例如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课程就一定要开设英国文学选读、美国文学选读或英美文学史这类课程。学生们通过对这类课程的学习，可以学习到经典英语作品，真正掌握该语言在文学方面的体现和运用，进一步增强其对语言的领悟。因此，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言专业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古代文学是留学生探寻中国文化内核的一把金钥匙

语言是工具，是载体，文学以语言为工具，展现丰富的人性以及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中国古代文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种映现。它对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增加人的文化底蕴有重要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失去文化精华土壤的语言是苍白的，也是没有深度的。季羡林老先生曾写道: “离开了内容，离开了语言的内涵，根本谈不上什么语言。不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等，语言是学不好的。这是学习语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学习外国语言者，都必须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中国文化的内核追求平和、含蓄、中庸，中国文人高洁的品性，忧国忧民的情怀，谦逊重义的处事准则都体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这些承载着中国宝贵文化的文字都传承着中国文化的血脉。“文学语句中包含着汉语本身的文化内涵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中国古代文学以生动具体的方式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及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古代文学作品中深深地蕴含着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脊梁。外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体现在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更多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精髓中。中国古代文学课就是这样一门让学生体会文化精髓的课程，它承担了审美鉴赏与性情熏陶的美育任务。黄爱华老师认为“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透过语言的外衣深入到一个民族的精神，这才是文化重要性所在。”诚哉斯言! 通过朗读并学习陶渊明的田园诗歌可以让学生在平淡醇美的自然风光中见诗人心情的恬静，淡泊名利，在率真的白描中透显深远的精神境界，让学生体会中国文人的精神情怀; 在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中与诗人一同体会平民百姓的艰难生活，从而也培养学生对劳苦大众的深切的同情心和情操;在易安词作中领悟含蓄蕴藉，词的委婉曲折并留有无限想象，好似中国水墨画般悠长。这些都是属于中国的文化经典，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四、从中国古代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一、传统的文学教育与癸卯学制颁布的背景

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历代有不同的特点。先秦诸子的学术传授中蕴涵着文学教育的成分。两汉时期，太学的教学中文学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附属物而存在。魏晋六朝，文学教育存在于贵族文学团体内部以及家族成员的创作、品赏、评论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文学教育得以发展。元明清时期，不管是各级官学、书院，还是民间的义学、私塾，文学教育大都服从科举考试的需要。虽然中央与地方、都邑与乡村、庙堂与民间各有不同，地域的发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伦理色彩与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的经学中心与广义的文学观念相关联，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鸦片战争开始，经历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洋务运动、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一)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学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学堂、分科大学及大学选科、通儒院)。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著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作者：牟春语 冀马超 陈旭健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

一、信息革命对文化媒介传播路径的影响         

传承文化经典的最好方式，是让传统与创新两种创作状态比翼齐飞，因为改编经典也是原创力量的一种展现。我们过往亦有一些出色的案例，比如电影《英雄》中对反恐战争的隐喻，《卧虎藏龙》中对江湖天下的重塑。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天机•富春山居图》虽然有一个宏大的文化愿望，但缺乏高质量的剧本支撑，最终的艺术效果令人失望，更遑论比肩《达芬奇密码》了。值得一提的是，皮影动画戏剧这种新艺术形式，创造性地应用高科技将皮影戏与真人表演相结合，实现了环境渲染、内心折射以及虚拟对话等多重功效，让观者惊叹古老的艺术也可以如此前卫。还有像昆曲《牡丹亭》在舞台上建造了一座雕梁画栋的飞檐亭台，越剧《柳毅传书》以超屏天幕海市蜃楼般展示出美轮美奂的“龙宫”，这些都体现了媒体融合技术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面的巨大功效。以交互为特性的超设计( hyper design)成为信息革命影响下文化传播的未来途径，它已无限接近印度裔美国人类学家阿尔让•阿帕杜莱( Arjun Appadurai) 所称的全景式“媒介景观”( media scapes) 。而基于大规模远程通信技术的遥在艺术( telepresence art) 形态，则使得文化产品的远程制作、操控、传输、接收、欣赏成为可能。因此，探讨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在信息社会里已演变成一个新媒体语境下文化实践领域的问题，其分析必须置于信息化视野下的文化生态环境和文化经济立场中，并以平和与开放的胸怀来审视古代文学经典元素在当代社会中的保存、发展、变迁，建设一种面向世界的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气度与全球传播机制。

二、信息社会中古代文学全球传播的机遇

2013 年 12 月 4 日，部长刘奇葆与来华参加“汉学家与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各国汉学家座谈，寄望大家持续关注、积极译介中国优秀文学艺术作品，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认识到实现“中国梦”也是世界的机遇。在当今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可以通过各种媒体融合平台和新传媒渠道来实现全球传播，并且光耀和润泽其他文明。讲好中国传统故事，能够使西方认识到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平等、个体尊严等价值观，如果不与东方文化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对话，极可能异化为非价值，而人类整体文明要继续前行，也必须有中华文化的注入和补充。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故事的当代改编和创新传播，可以使西方国家更清晰地意识到，自由之外有正义，理性之外有慈悲，权利之外有责任，东方文化以其生动的人文主义特性，能够成为世界哲学的原创组成部分，并提供完善的世界性公民语言和信仰体系。在美国哈佛大学，由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瓦尔特•克莱因中国历史终身讲席教授”普鸣( MichaelJames Puett) 主讲的“中国传统道德与政治理论”，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三门选修课之一。

在大数据( bigdata) 时代，全球文化创意产业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必须在新的产业链中谋求新突破，尤其是借助信息科技和媒体融合环境更好地倡导恕道和仁道，以平等对话的姿态缓释和涤除西方强权主义所致的零和博弈之消极后果。而传统艺术的全球传播不仅有利于弘扬中国文化，也为世界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虽然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但今天的观众一般不会主动去阅读传统的文献记录，在媒体融合技术日益发达的社会情境下，必须凭借多维的信息媒介使古典资源与经验得到最大程度的辐射与推衍。也即是说，要想不断延长传统文化的艺术生命，就要与时俱进地加入新编元素、增加新创内容，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打磨新经典。我们完全可以借力媒体云上的传播优势，引导全世界的受众主动关注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文化经济也形成基本共识，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信息社会中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 的可持续性，即经济意义上的文化资本及其存量所产生的线下与线上服务流的良性运行。古代文学的跨媒介传播手段可以多种多样、异彩纷呈，尤其是小众艺术家甚至一般文艺工作者、爱好者都能以个性化的眼光和策略，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内含的各种生动的主题，并以自身经验创制跨媒介的新媒体文艺作品，创造性地传承和传播民族传统文化。像流传在浙江地区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其衍生作品竟有几十种地方戏和曲艺形式，著名导演李翰祥、徐克等都先后拍摄过同名电影。又比如动画片《蝴蝶梦》将该民间故事演绎得凄美生动，更凭借刘若英演唱的主题曲《蝴蝶》、萧亚轩演唱的插曲《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以及 B． A． D 演唱的插曲《马文才》赢得了年轻人的广泛关注。著名音乐人陈钢与何占豪合作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臧天朔创作并演唱的《梦蝶》，更是把梁祝的浪漫意境在听觉艺术中发挥到了极致。正如西班牙裔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 Manuel Castells) 所说: “( 网络社会中) 权力和财富的空间不断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延伸，但人的生活和经验则永远根植本土，即在其自身的漫长历史里，它循环往复于特定文化的表现序列中，而每一种具体的排序也均是依据特定文化结构所致的不同路径和意图而定”。

在全球化的信息社会中，我们需要真正进入由伟大预言家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近两个世纪之前提出的“世界文学”的传播场域中，就像著名批评家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30 年前所言，“世界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重塑，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如何借助日新月异的信息与传媒科技，更好地向发达国家输出自己的传统文化，创建自己的艺术品牌，提升软实力水平，这是今天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直面的核心命题。由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制作中心策划立项，著名导演高希希执导的新版《三国》，获得 2011 年东京国际电视节海外电视剧特别大奖，甚至有一些日本粉丝团体组建了一个新闻编辑部，模拟派出记者穿越到三国时代采访，随着剧情进度持续发回相关报道，这些都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的海外传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另外一个不容小觑的文化输出途径就是网络游戏产品，玩家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感受和解悟到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如《赤壁》《诛仙》《画皮》《封神榜》《梦幻西游》《水浒 Q 传》《成吉思汗》《仙剑奇侠传》等都是这样，许多甚至风靡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各种创意产业模态的介入，可以有效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承与传播。我们必须把握住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带来的契机，深刻认识信息社会、媒介社会的本质特点，主动面对新媒体技术可能导致的国民文化自信心弱化的挑战，积极创造多媒体融合的艺术语境，激励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与实践者积极应对信息化浪潮的冲击，用全球本土化( Glocalization) 与增益全球化( Grobalization) 相结合的新思维方式推动中华传统文艺的复兴。

三、媒体融合语境中的跨媒介文学传播方式

一、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和探讨

针对当前中国对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做出以下总结：

1．在教学中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古代文学的传统课堂教学内容包括作者生平简介、个体文学的讲授和介绍、代表作品的研究和讲解等，这种教学方式过于死板、拘于形式，没有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因此，当今的古代文学课堂教学应该注重学生全方位的发展。在具体的教学环节、教学内容以及教育理念中教师应着重注意学生的人格培养、情绪调适、意志培养、认知纠正等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2．在课外学习中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不仅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也要给学生布置适量的课外任务以提高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例如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和阅读、读书笔记、写作练习、撰写论文等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布置作业或是以心理健康为题让学生思考并创作论文，从而达到在课外学习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3．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树立良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