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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跨入了21世纪新的历程,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知识分子作为21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其人格修养如何?日渐引起社会重视,而中国古代文学对于当代知识分子人格修养能否发挥积极的影响,也引发世人广泛的思考。21世纪的中国是全方位开放的社会,文化发展趋向世界性和民族性,将成为本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外国文化会迅猛涌进,对中国文化形成冲击和影响;而中国文化也将走出国门,作用于西方文化,参与世界文化建设。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影响,形成文化的世界性发展。在这样一种东西文化相互激荡的趋势下,东西方文化中的人格理想、价值信仰、生活理念也相互渗透与影响。
作为文化建设生力军的知识分子,应以传统的人文精神为资源,在继承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才能建构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中国古代文学,是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它对当代知识分子人格修养建构的意义不彰自明。知识分子是人类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支生力军,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是文化科学的开拓者,是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的培育者。更重要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
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当代,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价值尺度的多元取向以及社会道德、社会良知存在的问题,给知识分子人格建构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寻找一个精神家园,给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确立一个精神支撑和价值导向,中国古代文学对知识分子人格修养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士”对于社会良知的自觉,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人们的人格修养,也同样影响和作用于今天的人们。从孔子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明确“士”的责任是对社会良知的守护、捍卫,并以此作为自己修身养性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子主张“士志于道”,曾子进一步发挥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孟子进一步阐明“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放心”即孟子所谓“放其良心”、“失其本心”,明确强调学问之道,必须坚守知识分子的良心、正直、理性,也即守道。《论语•泰伯》云:“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孟子•离娄下》云:“不失赤子之心”。
嵇康的《幽愤诗》中云:“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这种对社会良知的自觉守护,形成了深沉的人生理念:知识分子应把道义、理性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终极取向,并且是人格修养建构的首要内容。这种人生理念构成了古代文人主流性的人格理想,并扩展为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人格,使中华文明历经种种磨难而愈益弥坚。在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学中文人守道的精神为当代知识分子人格理想建构提供了精神支撑和价值导向,推动民族文化向前发展。与守道精神相联系,士人对道义与理想的坚守而表现出来的风骨、气节,是中国文人的优良传统和人格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儒道两家都重视人格理想的建树,它们都推崇士人心灵和人格的独立,认为道的精神是至高无上的。
传统儒家宣扬“重义轻利”,主张在义、利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宁可牺牲物质利益乃至个人生命也要坚守道义。“无求生以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正人君子应该始终站在道义的立场上,不为利欲所左右,不为权势所折服。生命固然可贵,但为了坚持正义也决不苟且偷生。舍生而取义,这就是儒家所称颂的大丈夫精神。道家自老庄开始,对个体存在的身(生命)、心(精神)就保持高度的珍爱与肯定。追求人的自由,不应被外物所累。提倡贵生、养神,“齐生死,等贵贱”(《庄子•齐物论》)。在生死荣辱面前不受干扰,保持一种超脱的心境,得到精神的逍遥与自由。
后世以老庄哲学为源渊的隐逸文化,对真实无伪、独立自足的道德人格的坚守,对文化进取,对生命自由(行为和思想)的执著,都永远具有积极的、文明的价值。古代文人对理想和自由的执著,不屈从于外来的压力,也不受邪恶诱惑,洁身自好,特立独行的风骨气节,在后世现实生活中生生不息地保持与发展着,铸成中华民族傲然不屈的民族气魄。中国古代文学中蕴含的人格精神,无论是对社会良知的守道精神,还是为理想、自由不畏威逼利诱的风骨气节,都深深地渗透在民族的灵魂之中。
积极的人格价值导向,无论穷通达辱都能使士人保持社会关怀。它扩展为一种民族性格和力量,时时刻刻为中华儿女提供精神动力与支持,使中华民族以优越的品格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济体制的转型,价值取向的多元,知识分子人格建构的困惑与迷茫,极需要中国古代文学精神的关怀。从中国古代文学中汲取精髓与营养,构建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是21世纪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课题。也只有建构积极的人格理想,才能够为新时代的文人建设提供价值体系和批判标准,才能够推进21世纪文化建设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