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文学创作中古典主义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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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古典主义最初流行于十七世纪的欧洲，特别是法国的一种文学思潮。古典主义经学衡派传入中国后，京派作家们的文学创作掀起了一股古典主义热潮。沈从文作为京派代表作家之一，被认为是“乡土文学”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具有明显的古典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追求“和谐”的审美理想；现代性的反思；推崇自然人性和推崇理性。

关键词：沈从文；古典主义；和谐；现代性；人性；理性

古典主义最早开始于十七世纪的法国到十九世纪流行到欧洲各个国家的一种美学倾向和文艺思潮，最初主要是学习古代、崇尚古代，对古代进行模仿、以古代的希腊、古罗马文学为模范而有名的。它开始于十七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具有理性至上的基本精神。古典主义不偏重抒发个体的思想情绪，而注重于写普遍性的类型。古典主义呼吁“摹仿自然”，它所提及的自然并非指客观世界，而是经过主观选择的现象，古典主义主要描述的对象是人性。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自然”。古典主义践行凝练、朴实、典雅、精确的风格。古典主义具有十分显著的位置。著名的理论家韦勒克认为:“古典主义类似于印象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术语一样在外在地位和内涵上不管多不稳定和歧义，都集聚着思想，分别在不同时段的文学史上产生了影响深厚的风格，而且是历史编写至关重要的工具。”[1]韦勒克主要论述到古典主义思潮所具有的的复杂性，但对古典主义思潮的具体内涵并未做详细的阐释。学术界觉得“古典主义”的进入中国文坛是由“学衡派”开始的，而京派则被认为是此种文学思潮在近代中国的重要的代表学派之一。京派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大多数作家移居上海以后，那些留在京、津等地生活创作的作家群体所构成的一个特别指定的文学派别，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他们主张重新塑造民族文化精神的纯文学派别。京派小说文风质朴，深入接近下层人民的生活，所呈现的是乡村的文学状态，人性为京派文学基本的关注点，与政治斗争保持距离。他们以“和谐”、“节制”、“精准”为审美意识的基本原则，提倡和谐与理性，而古典主义主要具有崇尚古典、理性至上、自然人性至上等特征。我们可以看出京派大部分文学思想与内涵同欧洲古典主义之间存在很大契合之处。沈从文作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觉得优秀的文学作品理应是融合了“古典主义极致的理性认知”与“现代表现主义浪漫的精神”。根据他的文学创作观点，我们就不难看出沈从文具有一种古典主义文学倾向。

一.寻求“和谐”的审美意境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在美学上体现为一种“和谐”的审美意境，这种“和谐”的审美理想在很大部分来源于东方和西方古典美学精神，这与京派作家们不偏不倚的人生态度、笃厚通达的文化性格及人性美、人情美的文化理想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既可以用文学进行社会人生的革新，也可以潜心地把玩文学艺术；这种美学意识体现在文学文体建构和创作方法和上，便是将艺术与生命并重，生命形态不愿受束缚，这使他们的小说多具抒情性、淡化故事情节、趋向散文化、生活化，京派小说有时有人物无故事，有时甚至连人物也没有，近似随笔或散文，信笔写来，没有过分的修饰。所以沈从文的作品无论是关于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的描写，充满了意境美，达到一种和谐的统一。

1.人与自然的和谐

沈从文在湘西一个小县城——凤凰县出生，那是一个是苗民聚集区，楚巫文化是当地民族文化的核心，人们对自然万物、神灵、先祖存有敬畏之情。他在家乡凤凰县生活了十五年，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人情让他发展出了特别敏感的感官能力和超人的记忆力、想象力。他自小就对阅读自然、社会这本大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经常逃学，免不了被惩罚。“我一边被责罚跪在房间的某一个角落，一边去回忆各种各样的事情，任意放飞着我的想象———河里被钓起的鳜鱼，天上飞满风筝，空山中歌呼的黄鹂，树上的硕果累累--神游于外，处罚的痛苦也就忘掉了：而且，‘我感谢让我有机会练习想象，去接近我所喜爱的大自然。’”[2]沈从文对自然的喜爱体现在其创作的文学作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他所追求的理想生命形式之一。如《箱子岩》中写到：“日头落尽云影无光时，两岸渐渐消失在温柔暮色里。两岸看船人呼喝声越来越少，河面被一片紫雾笼罩，除了从锣鼓声中还能辨别那些龙船方向，此外已别无所见。然而岩壁缺口处却人声嘈杂，且闻有小孩子哭声，有妇女们尖锐叫唤声，综合给人一种悠然不尽的感觉。”[3]这是夜幕渐临，人群的喧闹与自然的宁静所形成的和谐画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沈从文在小说《边城》构建了“茶峒”这样一个一尘不染的本原世界，这里的大自然俨然一个婴儿般纯净，它赋予了这里的人们健康的，并充满了朝气、活力与灵性的生命。沈从文在作品中强调这里的人们是健康的、有活力的，是大自然熏陶的结果，与美丽的山水一样，是天然的造化，因而人物的形象与自然的山水构成了一种和谐的意境。

2.人与人的和谐

沈从文创造的美丽湘西世界中，一群边地普通男女老少的日常交往映射出了人与人之间淳厚的人际关系，无论是亲属之间的亲情，还是乡民与乡民之间，乡民不同阶层之间的乡情，亦或是永恒的男女之间爱情关系。这里虽然有封建宗法制的影子，不同乡民间也存在着贫富差距，但封建宗法制度、等级观念似乎被淡化了,人们相互间的交往是那么坦诚，人与人之间都相互尊重、关心、爱护。湘西人自然优美健康的生命形态与纯美高尚的品格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和谐融洽的状态。《边城》中船总顺顺有两个优秀的儿子，他们同时爱上翠翠，可这里没争抢，没有忌妒，有的只是兄弟间的理解，他们互敬互爱用公平的方式去争取恋人的爱意；老船夫深爱自己的女儿和孙女，十七年前自己的女儿与一个驻防士兵恋爱并有了小孩，他并没有用家长制权威进行指责和干预。后来士兵服毒而死，女儿也殉情了。老船夫默默承担起了养育翠翠的重担，含辛茹苦将翠翠抚养长大。对于翠翠，老人总是那么迁就，疼爱有加，为了孙女不重蹈覆辙，老人为翠翠获得幸福而奔走的身影充满了舐犊之情；船总顺顺豪爽慷慨，仗义为人，虽然大儿子天保的死多少跟老船夫有些关系，但他并没有打击报复，后来老人去世后找了一只空船，送了一副白木匣子。茶峒其他人也出力帮助翠翠处理老人后事。每个人都是那样的热忱、质朴与善良，大家互帮互助、互相关心的和谐共处。

二.推崇自然人性

推崇自然人性是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一大特征。雷纳·韦勒克在论及古曲主义时认为古典主义的中心概念是墓仿白然。……当然并非指依样照搬，原封不动保留的自然主义，它是一种再现：它主要是指诗人创作出来的东西不是自然自身，主要目的是再现自然。这个‘自然’也不表示‘没有生命的自然’，如静物或户外景色---就像现在所惯用的那样，它主要指一般的现实，特别是说人性。”[4]京派文人在这一点与古典主义高度契合。沈从文认为自己进行创作的时候是在建造庙宇，他在自己关于写作的书中写道：“有人想在沙面或者水面上建立崇高的楼阁，但我不是。我只想建造一座以山地为基础，以坚硬石头为材料的坚固的希腊小庙。精巧，坚固，匀称，体型虽小但不轻巧，是我所梦想的建筑。这庙宇敬奉的是‘人性’。”[5]沈从文敬爱生命，推崇自由，始终认为自然才是人性的本体，只有合乎自然的人性才是健康完美的人性。《龙朱》中男主人公龙朱的完美得“像神一样的男子，像狮子一样健壮又美丽，像小羊一样温顺谦和”，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其德行和外貌一样美丽，先天比平常人出众”于是女人们便不敢把他当做目标，不敢做那荒唐艳丽的梦了。这使得龙朱从十七岁到二十一岁，忍受了四年寂寞的时光。最终找寻到了自己的真爱。《扇陀》里的候补仙人“因为教育得法，年纪虽小，就非常有智慧，样样神通，而且生长得强壮美丽又聪明，无可仿佛，所以天地间的鬼神，没有不爱悦他的。隐士既已他去，这候补仙人，就依然住身山洞，修真养性，澹泊无为，不预人事。”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最终愿为心爱的女子化身为鹿。龙朱和候补仙人皆有一种“神性”向“人性”转变的意味，但沈从文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堕落，相反这是一种值得赞美的行为，足以看出他对自然爱欲的人性本能是认同的态度。沈从文的湘西题材，边缘地区美丽的生命状态，“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与自然人性的生命形式相背离”是他湘西系列作品展现的内容。沈从文擅长乡土题材的描写，通过故乡的美丽山水、闲适的社会关系和古朴的乡村人来挖掘自然人性之美。如《鸭窠围的夜》中写道：“一个晃着火炬停顿在大石间，一个便凭立在窗口，“大老你记着，船下行时又来。”“好，我来的，我记着的。”“你见了顺顺就说：会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脚膝骨好了。细粉带三斤，冰糖或片糖带三斤。”“记得到，记得到，大娘你放心，我见了顺顺大爷就说：会呢，完了。大牛呢，好了。细粉来三斤，冰糖来三斤。”[3]这是一场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对话，平常男女间日常琐碎的言语。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存在着钱色交易的丑恶一面，但沈从文选择性聚焦于其美好的一面，把它描述成一种自然平常的关系，其中人的情义更多，这是他们的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

三.推崇理性

沈从文与其他京派作家相比，最有特色之处是倡导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应该用理智来限制情感。沈从文觉得作家理应努力避免文字外在的热情。他并非不赞成作品有热情，而是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不用表现的像有多大的兴奋似的。圣洁伟大的悲痛不是非要用血泪来体现，一个智慧的作家表达人类痛苦主题时也许是用微笑表达的。要学会“挖奴感情”，才能够“运用感情”。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的身份自居，他的文学作品建构了一个梦想的湘西世界，崇尚古朴的湘西传统文化。然而一个作家应该对社会有责任、有担当，这让沈从文不得不保持一种高度的历史理性。《绅士的太太》讲述了一群上层社会的男女，生活奢华，精神糜烂堕落。一家绅士存在婚外关系，太太因为报复心理与其他绅士家的少爷偷情：而那位少爷跟自己父亲的姨太太存在不正当关系的同时，又选择与另一名媛订婚。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这些所谓的高等人是精神空虚道德堕落，最终异化为两足低等动物。《八骏图》里用犀利的、饱含嘲讽的文笔塑造八位精神病态的教授，现代文明的侵蚀下，他们生命力衰退，人性遭受了严重扭曲；一本正经的外表之下却是龌龊不堪的内心。他们自以为是人类精神的传承者，却被传统文化牢牢束缚导致了人性的残缺、扭曲、病态，甚至是人格的分裂。《都市一妇人》那位饱受男性抛弃的女性，为保全自己不再被抛弃的命运，她亲手毒瞎比自己小得丈夫。城市文明的堕落让他这个“乡下人”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湘西世界，充满了真、善、美的理想世界。事实上，沈从文经历过“五四启蒙”，经过现代文明教化后的他已经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乡下人”了，对湘西的世界的审视，他可以深切地理解他笔下乡下人的情感与命运，甚至替他们表达，并颂赞他们，但他的情感却与他笔下的湘西边民情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而是站在一种更高的文化比较和审美观照的位置上。他认识到湘西地区原本的质朴风气也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下慢慢腐朽变质，纯真美好的人际关系开始被物质、权利、势力等外在因素所影响。《丈夫》里偏僻落后地方的年青女子“老七”，由于维持生计，不得不上城里来卖身。妻子出卖身体养家糊口成为了一件正常的事情，两性关系不再是以前那种单纯美好的爱情，已然商品化，沾染上金钱的俗气。《巧秀与冬生》中巧秀妈拒绝族长，后与其他寨男子私通被捉奸，族长公办私仇建议沉潭处置，族中人为了侵占巧秀妈的薄田便附和并将她的衣服扒光，一边无耻的欣赏着裸露的身体，一边嘴里骂着“无耻下流”。人的私欲、野蛮、虚伪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暴露无遗。《长河》讲述了沅水辰河水域一个特产桔子的乡镇，乡风朴实，日子过得平静如水，首先打破这平静日子的是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以及由此而至的保安队的强买强卖、为非作歹。沈从文在构建湘西世界时理性正视湘西所出现的现实变化。他知道随着社会的发展，湘西具有蒙昧淳朴意味的自然人性将不适宜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现代文明快速发展，这种生活终将被淘汰乃是历史的必然。《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里七个野人的悲剧说明现代文明已经开始侵入湘西，而湘西作为一个异质文明毫无抵抗之力，野人的被杀就是现代文明对异质文明的胜利。《长河·题记》中家乡具有了一些变化:“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6]说明沈从文对自己理想湘西的现实变化有一定清醒的认识，说明了他具有一种智慧的眼光和理性的认知。

参考文献

[1]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3]沈从文.湘行散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4]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6]沈从文.长河[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作者:龙娅 单位: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