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论文全文(5篇)

1.关中地区部分乡镇公共文化设施调研

笔者对陕西省部分乡镇公共文化设施的基本现状进行了调研总结。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①基地区域位置不合理乡镇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存在较大的随意性，馆舍设置比较独立，空间布局上哪有空地就往哪里建，往往由于所处位置较偏，不处于乡镇群众居住和出入的中心，而减弱了其对该区域的文化辐射能力。

②建设规模和标准普遍偏低长期以来的经费投入不足导致了乡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模和标准普遍偏低；另有一部分乡镇，至今还没有公共文化设施；仅有一些重点镇新建的公共文化设施基本能够满足使用要求。

③其他问题除以上两个问题，现有乡镇公共文化设施还存在设施条件较差、缺乏组织管理、利用率低或被挪作他用、缺乏地域文化特色等问题。下面，笔者就基地计划方面对乡镇居民文化需求的建设标准及应用模式进行分析和探索。规模计划方面另作探讨。

2.关中地区村镇公共文化设施基地计划研究

①村镇公共文化设施基地计划影响因素分析建筑基地区位的选择，从建筑计划出发，应考虑的影响因素较多，包括建筑本体、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使用者需求等方面。不同的研究对象侧重不同的影响因素，村镇级公共文化设施的基地计划可供考虑的影响因素应如下表所示。根据以上对村镇体系与聚落关系的理解，乡镇通常以集镇为中心辐射整个区域，集镇范围内交通与公共设施相对完善，更有利于公共文化设施的职能发挥，因此乡镇公共文化设施的基地应以在集镇范围内布局为佳。

一、云南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有学者对当前云南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作出分析，指出当前云南省要想建设成文化强省，其文化主体边缘化，缺乏优秀的文化人才是制约云南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的主要原因。相较之下，解决人才的问题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只要将人才的问题解决了解决文化主题边缘化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可能仅是时间上的问题。就目前而言，人才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专业的文化工作者，在城市由于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一些，这种专业、专职文化人才缺乏的现象还不严重，但是在农村地区，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不少乡镇的文化站中甚至都没有一个专职的工作人员。二是缺乏对文化工作者的培训与教育，一方面是由于不具备开展文化业务培训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关部门的带头作用没有发挥好，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文化工作人员业务能力低下，制约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建设。

二、促进云南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对策

1、强化政府责任

在云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政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得以建设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在建设过程中政府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鉴于此强化政府的职责对促进云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建设是十分有必要的，且重要的。首先，需要强化党委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建立完善的领导和工作机制，突出各级政府在公共文化建设中的领导、决策与管理职责；落实各个部门在建设中的职责，明确分工，真抓实干，促进有关措施的落实。其次，政府方面要积极转变自身的角色，准确定位自己为文化服务建设中的作用，理顺政府与社会、与市场、与文化单位之间的关系，促进文化服务建设向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形式的转变。

2、加大投资力度

首先，各级政府和有关单位应加强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云南省有关文化建设方面的文件精神的学习，充分认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思想要点，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真正的提上议事日程中来，编入财政预算中去，将其与经济发展和扶贫计划相挂钩，并将其作为政绩考评的重要依据，有效调动和激发有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促使有关政策逐渐向文化建设倾斜，使文化建设获得更多的投资。其次，为促进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财政部门也应给予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以足够的经费保证，尤其是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站等基层文化单位。另外鉴于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确保文化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有必要适当调高文化事业经费的增长幅度，同时有关方面也可通过出台相关的激励和优惠政策，鼓励对基层文化服务建设与社会公益性活动的投资与捐赠，从而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保障。

1.综合文化站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

利用文化活动中心的电化教育场地和文化共享工程，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教育活动，提高群众各种素质和致富技能，使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到新知识、新技能、新方法的熏陶，从而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梦想、懂经营、善管理、爱科技的新型农民。

2.综合文化站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面临的困惑

尽管文化部制定了《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省市县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政策，加强了综合文化站建设。但是，综合文化站的职能作用仍然不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这里边既有管理体制机制不顺的问题，也有角色定位不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管理体制问题。由于《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缺乏刚性的约束机制，难以保证文化站人员不务正业、当杂差使用。文化站上有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下受当地乡镇政府的直接领导，导致管理体制不顺，文化政令不畅，行政干预较多，严重影响自身职能的发挥，影响文化站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建设。二是专职专用问题。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干部常年充当乡镇干部和文化员的双重角色，长期承担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任务，很难履行文化工作职能，很少有精力去考虑组织群众文化活动，产生了文化专干不专的问题。一些乡镇随意变动文化站干部的岗位，有的则长期在编不在岗，更有甚者，个别乡镇连文化站长都是身兼数职，人员不稳定，结构不合理，致使文化站干部常常不务正业。三是职能错位问题。一方面服务职能泛化。乡镇综合文化站就像一个小文化局，管了大量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很多需要垂直部门解决的问题，上级文化部门却要下指标、定考核。另一方面管理职能弱化。乡镇综合文化站的权力层层上划，而责任层层下压，文化部门的工作任务层层加码，导致权力与责任不相称，在实际工作中乡镇综合文化站往往只负责任，没被赋予权力。四是管理考核问题。现阶段，各地乡镇综合文化站实行的是“条块并重、双重管理”运行模式，表现在管理考核上重行政工作、轻文化活动，重阵地建设、轻文化服务，重量化指标、轻结果运用，从而导致乡镇文化站人员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开创性普遍不高，热衷于得过且过，应付了事。

3.强化综合文化站职能作用的几点对策

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程中，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要在办站理念上实现从单一功能向综合功能转变、从单向供给向双向互动转变、从看门守站向开门办站转变，必须要在理顺管理体制、完善运作机制、发挥服务作用、加强自身建设上下功夫、找出路、求突破。

3.1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

一、充分发挥文化馆的传统职能和优势

文化馆为社会努力营造良好的文化大环境，在实践中注重拓展多方面的服务渠道，将丰富多彩文化活动以恰当的形式引入校园、广场、社区、军营等，在合理发展中，传承原汁原味的文化内核，实现文化传承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文化馆应在开展免费开放、免费培训的过程中，不断激发市民的文化自觉，参与各项文化活动，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通过表演形式彰显文化团队的魅力，吸引更多的市民走进文化馆，走近文化艺术，丰富文化生活，在接受文化艺术熏陶的过程中不断认识自己、发现自己、丰富自己，进而让文化艺术成为群众日常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

二、深入挖掘并形成新时代背景下文化馆公共服务工作新特色

（一）利用自身特长，发挥自身优势，组织面向社会的多种培训活动

文化馆除行政、后勤人员外，应人人都能利用自己的特长开展艺术类培训。除利用文化馆的阵地培训，还要走出去，到社区、学校、企业等举办一系列培训活动。培训项目有舞蹈、器乐、美术、书画等，通过这些培训，一是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培养和储备了艺术后备力量，二为群众文化活动的普及提供了业务保障。

（二）专业人员与业余人员互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为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提高群众文化活动的水平，文化馆要注重拓展服务面，与专业文艺团体及机关事业单位文艺骨干联合，形成一片专业文艺网络，定期组织深入到工厂、社区、军营、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与业余文艺骨干配对辅导，共同排练节目，开展活动，以提高活动质量，并组建了高质量的活动队伍。

第一篇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机制

公共服务市场化机制的理论源自新公共管理理论，意图要打破政府垄断，引入私人组织，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三E”。财政资源的有限和政府主导供给机制的现实困境成为引入市场机制的主要缘由。公共文化服务的市场化机制具有竞争功能、弥补功能。顾金孚认为市场化机制一方面借助私人资本可以解决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市场竞争，以反逼的态势促使政府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疏仁华、陈坚良、朱云等认为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方面具有优势，因此要积极吸引私人资本投资农村公共文化产业，培育农村文化市场和文化品牌。张波、宋林霖从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成本优化的视角分析得出：“政府要大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让公众自主选择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以市场为主导来解决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就是通过公共文化服务的私营化，引入竞争机制，从可供选择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中，决定谁是最适合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合同承包商，从而达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效果。市场化机制的实现途径有三：即通过市场力量扩大服务的承担主体；通过市场竞争促进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产出、改善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通过采取合同出租或“多中心”治理等手段减少政府的不必要“插手”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从“强制”向“协商”转变等。林敏娟、贾思远充分肯定市场化机制的作用，他们认为市场化机制是政府主导机制的补充，因此必须协调好政企关系，通过运用契约、交换、政策、制度四种连接纽带，构建政企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市场化机制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有效性。市场化机制一方面弥补了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财政资源不足，文化服务内容和形式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市场竞争作用不仅可以提高文化资源的配置效率，另外所形成的竞争态势，反逼政府提高供给效率。然而市场化机制遭遇了市场化与公益化冲突的现实困境。在农村文化市场中，不乏有低俗、恶俗的文化形式，这些都侵蚀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的基本要求。因此，如何实现市场化与公益化的有效结合，是公共文化服务市场化机制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社会化机制

社会化供给机制是通过社会化主体独立承担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与输送。其中社会化主体主要包括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或公民，他们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或在公共文化活动方面，通过捐赠、捐助的方式在农村地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在社会化机制中，文化社团、民间艺人或非艺人的农民提供的文化服务内生于当地农村社会，更贴近当地农村民众的文化需求，在农村公共领域更有活力和发展潜力。近年来在许多地方农村由农民开办的“农民图书馆”，在带动村民加强文化学习，提升文化修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陈波研究了乡间艺人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功能和作用，他认为民间艺人的文化服务更贴近实际，他们生产和提供的文化服务在融合传统与现代文化元素方面具有优势，从而更能使民众的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路冠军和郭宝亮考察了农村基层文化社团的文化服务供给状况，他们认为民间文化组织扎根于乡村社会，能切实把握乡民的文化需求，更能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传递者。他们同时也认为民间艺人的组织化需要政府的培育和有效监管。郑恒峰认为：“民间文化社团是最具活力、最具效率、最具竞争力、最具可持续性的文化推动力量。”农村文化社团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因其贴近性、内生性、灵活性和多样性更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能够成为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主体。李少惠认为在发挥公共文化外输机制作用的基础上，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内生机制，这需要整合农村本土文化资源，运用农村自身力量加强文化建设。他认为这种供给机制既能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又可以培育和发展农村本土文化，对于农村公共文化的持续性具有重要作用。总体上来看，社会化机制在挖掘农村本土文化资源上具有优势，同时由于其灵活多样性更容易被当地民众接受，因此可以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主体。与政府主导机制相比，社会化机制在公共文化供给的持续性、稳定性方面具有一定的劣势。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和人才保障很可能导致公共文化服务青黄不接。陈波认为在公共文化建设中，政府对乡间艺人缺乏足够重视，大多数乡间艺人繁重的生产活动会挤压其创作和演出欲望，导致农村的内生文化资源沉淀、弱化。一些地方的“农民图书馆”也由于资金不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要采取相应机制和措施对农民图书馆、乡间艺人的机会损失进行有效补偿，激发他们提供文化服务的热情，激活既有的乡间文化资源，繁荣农村文化。

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合作型机制

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合作型供给机制理论主要指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或者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合作。政府与企业合作。政府与企业的合作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政府采购、合作生产等。朱旭光等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市场机制的引入使政府成为文化企业与民众之间的桥梁，通过运用“合同制”将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结合起来，实现政府与文化企业之间的合作。张祖群认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可以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与企业合作。政府与社会合作。李少惠认为在准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同时存在要求在政府干预的前提下，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实现此类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疏仁华认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会产生协同效应，因此应加强政府的文化管理系统与社会力量的合作，以优势互补的态势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吴琳等从农村公共文化民生的角度，以吉林省岔路镇为例，提出要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参与式”文化管理机制。这种机制要求政府运用政策手段积极培育社会文化力量，进而在明确各自职责的基础上构建政社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有效合作。政府、企业、社会合作。张良的多元参与合作机制主张，必须改变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文化资源配置结构，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有机团结的结构，建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配置的“多元参与合作”机制。吴理财等从供给机制上提出政府应积极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多元治理要求，充分发挥市场、社会的作用，将政府“权威型供给”、市场“商业型供给”和社会第三部门“志愿型供给”有机结合起来，以协同方式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以互补共赢为基本逻辑的合作型机制，强调为确保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灵活性，构建能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文化资源配置优势的合作形式和机制，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合作机制的最大风险在于合作中机会主义的增加导致协调难度加大。政府与私人组织、社会组织的合作通常以合同的形式出现，因此，私人领域中的合同风险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同样存在。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中横向合作的复杂网状关系取代了纵向简单的科层关系，从而协调难度以及控制风险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