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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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保护；振兴

一、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对乡村振兴的意义

（一）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空间载体，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场域

社会学家E.希尔斯说：“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3]3，4传统村落体现着村庄发展的文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特定时期的居民参与创造，在数代人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典型风貌，不仅记录着生活区域的特色，更展现着珍贵的文化传统，是极具文化价值的历史性空间和不可复制的珍贵遗产。传统村落的布局机理、建筑的就地取材，无不体现着当地居民的智慧，是乡村振兴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维护文化生态价值、构建资源节约型建筑的典范。

（二）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展示，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世界上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身份的重要标识。传统村落居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出的独特地方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创造的文化不仅是民族存在的重要形式，也是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持续发展的资源支持和文化动力，更是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样性的居民生活社区作为文化孕育和传承的载体有其多样性的文化表达，也是具有特色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地域在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地域风貌，通过村落街区机理、民房、建筑风格、公共空间等物质载体体现出来，既是代表一个村庄的精神，又是村庄的个性化名片，更是提高整个区域竞争的软实力。

（三）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是村民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场所，是乡村文明振兴的灵魂

传统村落成村历史久远，村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交往生活中，共同创造了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信仰意识、性格品质、礼仪习俗、风土人情、节日庆典等，构成了村庄不同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特征，村民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籍由公共文化空间来书写和凝聚。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些村庄在规划建设中急于求成，相互模仿和抄袭城镇风貌，最终结果是整齐划一、毫无特色的村庄替代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历史风貌，给那些具有厚重文化历史感的村庄造成了不可逆的、毁灭性的破坏。为避免“千村一面”或者城市范本的村庄建设，必须要挖掘、保留、传承和创新属于地域村庄特有的文化传统。古村落民俗文化作为区域成员的文化传统，长期镶嵌在村庄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成为村庄建设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村落成员的公共情感所聚与价值认同所在，是传统村落存在的根基，同时亦增加了村庄文化的辨识度，为村庄和区域特色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二、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面临的问题

根据党的报告提出的“乡风文明”的文化建设要求，为推动实现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然价值。笔者以明代初期成村、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北京郊县南窖乡水峪村为研究个案，探究其公共文化空间，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物理空间局部割裂、文化记忆片刻中断、核心价值部分断裂等问题，这也是大部分传统村落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文化空间的局部割裂

一是村庄点、线和面状物质文化空间缺少整体保护和规划。水峪村文化要素的历史性和多样性使其成为独一无二的村庄，极具文化吸引力。但村庄不同形态的文化空间呈分割状态，体现在以单体建筑保护的方式所进行的修缮，其他特殊意义的文化空间缺少挖掘和保护，整个村庄的点状文化空间零散地遍布于村庄，缺少有意义的线索将其串联起来。另外，线状文化空间虽然因其公共交通设施而利用较高，但缺少方便性和进一步的开发，部分线状空间、点状空间和面状公共空间的通达性较差，缺少相关专业的规划师、设计师、史学家和古建保护专业人员等协助村庄进行系统保护、规划和整体设计。二是村庄内生传统文化空间和外源现代文化空间缺少有机关联。传统公共文化空间是集体记忆的空间，村民们在长期的交往和实践过程中创造并经过世代传递，是村庄价值生成、文化认同和村庄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场域和载体。大多数村民喜欢在这些空间聚集，从事聊天、打牌等休闲活动；而由政府及外来资源投入建设的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外源性的现代空间，因为缺少建设前的需求评估和村民的主体参与，出现资源供给侧和村民需求侧的错位，村民对现代公共文化空间的认同感不强，因而利用率不高。本文以访谈和问卷的方式对村庄现代文化空间的建设和利用方面进行调研，结果显示：47.27%的村民表示对村庄文化大院不满意；85.45%的妇女认为文化广场非常必要，但村庄并没有开发；村中男性青年对篮球场地需求强烈；年长者希望举办健康养生讲座，但没有这方面的活动组织。另外，大部人没有利用过农家书屋，有些是因为身体（如眼睛看不清）和文化程度的原因，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不需要；数字影院只是在党员开会的时候偶尔使用；村民很少使用健身器材，只有16.36%的人表示使用过。三是村庄实体文化空间和虚拟文化空间缺少有机整合。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应用，虚拟空间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郊农村于2014年进行电网入村改造，目前水峪村有400多人使用手机上网，将近1/3的村民家庭安装了宽带。63.6%的村民表示，在没有网络之前，主要娱乐活动空间在室外，如看中幡队员训练和聊天；现在，室外活动减少，闲暇没事在家使用微信与子女、朋友或者其他村民聊天，或者通过网络看视频，虚拟空间时间增加。但也有很多村民表示，因为要花费网费，所以上网有选择和节制。目前使用微信工具进行人际交流的比较多，资源开发利用比较少，如个别民俗户会利用网络进行对外宣传和招揽旅游客人，如笔者调研的一个民俗户，有对外公众号，将客房、经营特色等传到网上，但缺少专业制作和维护，因此通过网络预订房间的并不多，大多是通过熟人介绍。网络使村民的外部活动时间较之以前减少，私域空间的时间增加，但村民也表示外部公共空间的活动是必须的，如和邻居一起遛弯锻炼身体、聊天交流。但总体而言，对于村庄的文化建设活动和民俗旅游等方面，村庄实体文化空间和虚拟文化空间之间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链接。

（二）文化记忆的片刻中断

一是空心化村庄带来文化传承中断的危机。年轻村民的大量外流使村庄空心化已经成为中国大部分村庄的现实，村落的快速消失，既是村民的一种理性选择，也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然。但对于历史古村落，尤其是拥有特殊民俗文化的传统村落来说，却带来文化传承中断的危机。水峪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中幡，高强度和高难度的技术要求，需要常年累月不间断的训练，需要体力、时间和精力的投入，非年轻人不能承担。村民对于城市文明的向往、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以及为子女获得更优良教育的期望，使得年轻人选择走出大山，中幡队员从原来60多人降至20人，长期训练的只有10人，且全为35岁以上的留守妇女。尽管每个月每人有1200元的训练补贴，但仍然不足以吸引年轻人留下来。笔者在水峪村调研期间，观察到每天都有七八名女队员在古戏台上训练4个小时左右，古戏台场地小，且为露天，下雨刮风天就不得不停止训练。另外，村庄原有大鼓队和腰鼓队成员共60人、秧歌队成员40人，但因为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目前除古中幡的几名队员外，其他大鼓会和银音会等村落传统民俗文化组织全部搁浅。村庄也鲜有年轻人愿意学习这些传统艺术，且缺少探索和创新的积极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原先的自发表演到现在后继无人，呈现青黄不接的局面。二是居住环境衰败带来古民居建筑文化消失的危机。水峪村目前的居住分三处，一处是建于村口三排砖瓦结构的新民居（原古宅因为处于防洪堤坝而迁移至此）；一处是依东山而建的东水峪；一处是依西山而建的西水峪。取之于自然还之于自然的古民居建筑，使水峪村成为历史的叙事文本，极具震撼力。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缺少维护的石头房子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冬天墙体漏风，采光不足，屋子里太冷；需要烧煤，有被煤烟熏的危险；石头山路运煤困难，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夏天的青石板屋顶有时因为老化而漏雨”（村民访谈资料）。也有些石头房屋因为常年没人居住，墙面斑驳，甚至墙体坍塌，院内杂草丛生，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无言地诉说着曾经的过往。目前，除长期有人居住的石头房子保存完好外，其他的都呈现衰败状态，空置率更是高达2/3以上。“每到夜晚，看着零星的灯光，想象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古宅，内心很痛”（村民访谈资料）。三是形成村落民俗文化的基础社会结构中断。中国传统村落的基础社会结构为大户家族，基于此而形成家族和村落文化。水峪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最早的刘氏（至今）、臧氏（已迁出）、杨氏（十六代）、王氏（十八代）、邢氏和孟氏（十三代）、陈家（十三代）、张家（八代）、隗氏（十二代）、金家和姜家（三四代）家族的村民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入落户于此，秉持“耕读为本”的古训，繁衍生息，并种植村中最老的古槐树以“怀”字谐音寄托思乡之情，从而形成特有的移民文化和京郊沟域文化特征。随着年轻村民的流出不归，年老村民的陆续离世，村庄里原有姓氏的家族在慢慢减少，目前已经有部分家族全部迁出或者消失，村落的存在和发展呈现出传统基础结构断裂的趋势。

（三）核心价值的部分断裂

一是教育文化价值传统断裂。村落曾经有浓厚的耕读文化传统，以杨家大院（学坊院）、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和四先生院落（4户均为以前的秀才）为典型。“我们村子的老辈人都是很有名望的人，有很好的学习传统，所以通过考学出去的孩子很多”（村民访谈资料）。村民将较高的升学率归功于村庄榜样的表率作用及其所形成的教育氛围。但目前，昔日恢弘气派的“学坊院”———杨家大院和王家四先生院均已人去院空，崇文耕作的场景难以再现。另外，红色文化传统也未能充分发挥作用。1938年，水峪村曾有4处共产党抗日组织的秘密会议地点，成为红色文化的记忆空间。共产党员杨万才老人几十年如一日为村庄老人提供免费豆浆，在送豆浆的岁月里救过几个老人的性命。但调研发现，这些红色文化传统的教育意义还没有开发出来。二是民俗文化价值传统断裂。传统村落发展历史久远，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彼此渗透，形成多元民俗文化传统。从前的水峪村，有庙会文化，古中幡表演、腰鼓队、秧歌队等文艺演出（目前只有古中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保留）；东西瓮桥上面的五道庙———为注销离世人阳间户口的独特丧葬文化（未修复）；精神文化传统———李娘娘庙等；其他非物质文化———传统三合或四合院落布局、房屋石板上装饰作用的艺术画作、雕梁画柱的精美民间工艺等（大部分消失）。调研中发现，经济发展至上的观念使这些民俗文化价值并没有被很好地开发和利用，乡村旅游虽然开展了起来，但是村落中存在过度开发的问题，地方特色民俗文化破坏严重。在水峪村调研期间，有民俗户表示，要建设和城市一样的旅馆；有外界公司要进驻村庄进行旅游开发，但因为村庄已经作为历史古村有相关的保护政策，村干部担心这些公司的专业能力不能很好地进行村庄建设，以及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迟迟未能下定决心；村庄内部又面临自我更新能力不足，缺少资金投入和相关专业人员的介入，村庄基于民俗文化旅游发展处于停滞期。三是自然生态文化价值断裂风险。水峪村总体空间布局呈“崇中尚和”的中轴线和风水意向取向的分布特征，依山岭和沟谷为脉分为水峪东村和水峪西村两部分，并基于两边地形山势取石造屋建村，并以长岭坨为中心，由S型青石古商道贯穿东西（未修缮）。整个村落面南背北，北部远处山梁为中窖梁，靠其前的孟港沟是“后玄武”的位置，南坡岭为村落的照山（也叫望山），是“前朱雀”的位置，与错落回环的农业梯田一同构成一幅八卦太极图，若沿村落方向看去，右上方的小山为“左青龙”，左上方的小山是“右白虎”的位置，体现出一种古代的风水意蕴，完整保护了水峪区域的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思想。因其形状而得名的纱帽山，村民取其美好寓意，也成为村民借助自然而进行文化创造的重要体现。村中古槐树不仅是生态景观，更具人文情怀，村民们经常在此谈古论今，交流情感，成为重要的信息传播地和人际交往空间，是村落重要的社会生态环境空间。古村落作为一个多元文化价值的综合体，其文化空间传统具有整合性、连续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等特征，需要以系统论为基础进行整体价值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但目前水峪村对整个村落的生态系统环境未进行合理规划和保护。

三、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振兴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也为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保护、传承和复兴带来有利契机。针对以上问题，应该从保护机制、多元共治和价值整合等方面着手，加强对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的保护和振兴。

（一）“嵌入”式有机更新保护利用

“嵌入”原本是物理学概念，意指一个物体进入另一个物体的过程。社会科学领域的“嵌入”是指某一事物进入另一个事物的过程和状态。关注的内容包括嵌入的主体、嵌入对象、嵌入的过程和空间以及嵌入的效应。[4]笔者借用“嵌入”概念，探讨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振兴的两条路径：一是将外部资源嵌入传统村落。“嵌入”强调外部资源介入村庄的机制———资金、人力资本及技术等要尊重村庄文化空间生成的原有机理、空间布局、建筑规模、功能结构、街巷尺度等。传统村落内部各构成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整体有其自身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村庄外一切介入均属于外部干预，其介入的内容、介入的路径直接影响村落系统的有序性和活力。相关研究表明，外部的干预只有在尊重乡村内在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5]73，74这就要求扫除体制机制障碍，破除城市对乡村的“虹吸”效应，在农村的发展总体上落后于城市的现阶段，以城镇化为方向引领，以城镇发展为带动补充，通过巩固和扩大城市对农村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涓滴效应，进而解决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衰败问题。二是将时代要求嵌入传统村落。传统和现代不是割裂的，不能顾此失彼，必须在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过程中嵌入时代的特点。村落的文化广场、文化大院等现代物质空间，在装饰和空间布局等方面嵌入表征村民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或老物件，增加居民的空间认同感和凝聚力；具有历史感的物质文化空间进行有机修缮和保护，将有重要价值的单体建筑进行全面修复和保护，如娘娘庙、瓮桥、古石碾、古戏台等；对村落整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可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制作成数字博物馆，并通过社区自组织培育的方式培育出村庄内部文化空间保护和文化宣讲队组织[6]，由村民在线上和线下向虚拟空间访客、游客及参观人员讲述自己村庄的故事，通过自我力量的贡献，增加村落保护责任感、认同感和文化自信。物质环境空间基于其机理保护的前提进行现代配套公共设施和现代技术的嵌入式更新和完善，如在不改变结构、外观和材质的前提下，对古宅和院落进行各类配套生活设施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要尊重区域原有的生活形态和空间布局，进行“渐进渐变”式的空间环境改善；非物质文化可以构建体验式文化空间，促进对外传播和提高文化传承的可能。总之，历史古村落公共文化空间的保护与振兴不能以大规模地翻新重建替代村庄自身的特色文化。

（二）参与式多元主体协同介入

多元共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体现，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历史古村落所面临的问题单靠村落自身的努力难以解决，需要制度保护、资金投入、需求评估、专家支持、村庄能人和村民组织等多方面协同努力。在我国，基本形成了传统村落保护的制度体系。2003年，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并进行了名镇（村）的授牌仪式；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专门强调要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2008年，国务院颁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这些制度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涉及到具体的保护方法和保护策略，需要依据村庄的具体问题并进行具体分析。从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等方面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村庄的整体出发，不仅要考虑技术和方法，也必须与村庄的社会经济文化相结合，实现更大范围的整合。参与式多元协同保护和振兴是指依据国家古村落保护制度，基于村民生活的主体地位，其他参与力量协同介入，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促进古村落公共文化空间的保护、复兴和利用。具体做法：一是评估村落文化空间资源和村民需求，避免公共文化空间恢复过程中供给侧和村民需求侧的脱节，造成资源浪费。二是构建传统村落保护和振兴的团队，搭建参与平台，协调整合介入村庄的资金、专业人员和外部公司等资源，共同完成村落建设。三是村庄内部能人和内生组织的培育。村庄的建设和发展，归根结底需要内部人力资本的动员和培育，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是古村落公共文化空间活化保护和振兴的关键。参与过程中强调介入主体彼此之间的伙伴关系，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协同的行动实践。

（三）交融式价值整合创新发展

在文化空间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的文化运行机制，交融式机制为实现传统村落价值整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一是村落内部多元价值的交融。有学者指出：乡村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密切相关。村落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衍生出特定的社会关系和村落文化。[7]村落内部的文化空间构成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具有紧密的相关性和生成性，村落公共文化空间的保护与开发均是多元价值的协同发展。因此，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所具有的生态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教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原本是统一在古村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彼此制约，互为条件，协同发展。但近些年很多村落因对经济价值的片面追求，以及对生态价值的忽视，使其原本的发展机制出现断裂风险。基于村落的原有生态理念，不改变其依山傍水的村庄布局，仍然是基于原有建筑和民居材质修复、村庄街巷机理不改变的前提下，维护其原有的生态价值，继续挖掘和整合其文化价值，并以此为产业开发的内核，发展文化旅游业和耕读文化教育体验基地，开发原则为依据村庄内部发展规律，适度开发利用，实现多元价值整合。二是区域视角的交融式价值实践。面对大多数村落的空心化、可利用和开发空间不足以及村庄建设的封闭性思维所带来的发展限制，区域性视角成为解题思路：水峪村西边的大西沟村拥有有名的红酒庄园，且黄嘴杏成林；北边花港村拥有有名的竹子木屋；东边南窖村为有名的历史文化村落，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狮子会和哨子会。这些村落统一在房山区南窖乡辖区范围之内，既有不同的村落文化特色，也有同一地域的文化共性，应该以开放性和整合性的思维重新进行打造，将多个村庄的文化传统开发融入更广阔的地域空间，进行同向、同心、协同发力，实现区域内价值整合。

作者：高春凤 单位：北京建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