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再造策略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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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乡村战略下，5G、VR、大数据、AI等技术蓬勃发展，为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构建乡村文化空间格局提供了新契机。依据空间生产理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形成于政府、社会、村民三方主体作用之下，涵盖物理空间、制度空间和虚拟空间三个维度。村民是文化生产主体，政府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治理主体，社会资本是构建虚拟空间的参与者。目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存在基础设施不健全、制度空间不完善、数字乡村开发滞后等问题。应从优化空间布局、加强顶层设计、融合虚拟与现实体验等方面着力，实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再造。

关键词：数字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空间再造

数字乡村是以数字化为主要特点的新型乡村建设模式，充分依靠互联网将大数据、云技术、物联网等各项技术融入乡村的各个领域。数字乡村战略是实现乡村信息化和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再造也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内在精神动力。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快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让农民共享城乡优质文化资源。”这对于丰富乡村公共文化内涵、加快文化与数字化的融合以及促进乡村文化服务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从形态上看，公共文化空间分为线下的物理空间和线上的虚拟空间，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包括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图书馆、庙宇、祠堂、礼堂等。在数字乡村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内涵发生变化，有声图书馆、公共电子阅览室、数字博物馆等数字化公共文化空间走进了村民的文化生活，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逐渐成为乡村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在数字乡村战略的影响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发生了深刻改变。以往关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大多从传统物理空间角度出发，对公共文化活动场所进行解读，不符合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多元化特征。本文从物理空间、制度空间和虚拟空间三个维度分析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构成，并探索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再造路径，以求创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模式。

一、乡村公共文化的多元空间

空间是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复杂产物，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均对空间重塑产生了影响。因此，空间生产理论可用于分析当今各类社会现象及其机制机理。法国著名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最早提到“文化空间”的概念。他认为空间不是抽象的自然物质或者是外在于人类活动的静止的“平台”，它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从物质性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化和再现性空间三个维度诠释空间生产，纠正了传统理论将空间划分为物质和精神的单一认识。物质性空间实践包含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实践，强调空间的客观性和物质性感知，在本文中可以理解为行动主体对空间的物质性改造。空间表象化趋向于语言性的符号体系，是科学家、城市学家、技术官构想出来的空间。再现性空间是一个象征性的空间，运用意象、象征和经验等非语言性的符号系统建构的空间。本文依据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框架，设定了物理空间、制度空间和虚拟空间三个维度。如图1所示，物理空间主要指文化设施和场所，包括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等；制度空间主要指文化事业财政投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政策和制度；虚拟空间更加关注村民在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体验感和虚拟空间的建设。

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构成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形成于政府、社会、村民三方主体作用之下，物理空间聚焦村民在建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实际行动，制度空间关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内部组织的管理逻辑，虚拟空间分析社会资本对于公共文化虚拟空间建构的作用。

（一）物理空间：村民是文化生产主体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是一个长期且宏伟的文化工程，村民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再造的重要参与主体，因此，物理空间建设应集中村民的智慧和力量。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从乡村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村民通过建设固定的文化空间，并召集具有相同喜好的村民进行文化表演。在固定的地点汇聚多种形式的文化表演，为村民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这一场所的建设和文化表演体现了村民在乡村文化生产中的自主性。村民积极参与到乡村文化空间的建设中，由先前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乡村文化活动集中民智，自创自办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如玩旱船、舞狮、排社火、排秧歌、排大戏等。村民的参与是乡村文化生产主体性的体现，也是乡村文化觉醒的标志。

（二）制度空间：政府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治理主体

近年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发布了一系列政策，着力推进重点乡村文化工程建设，积极改善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环境，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持续保持生机勃发的良好势头。2017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指出，要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其中，均等性的要求体现了公民平等享受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精神。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的建设要求，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差距，促进城乡协同均衡化发展。这些政策成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重要保障。基础设施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发展的基础，也是重要传播载体，如今正逐步完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贫困地区通信难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已达2.84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7.6%，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2020年12月缩小0.2个百分点。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让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到深刻影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线上线下的服务能力也不断提升。

（三）虚拟空间：社会资本是构建虚拟空间的参与者

公共文化空间的最大特点是开放性，推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可持续发展就要建立共建共享的运营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活动举办、文化资源分配。我国乡村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可在数字乡村战略下发掘乡村数字化的巨大潜力，用数字技术创新乡村文化内核，积极推动乡村与优秀企业合作，利用5G、云计算、VR、AR、大数据等技术对乡村活动中心、乡村图书馆、史料馆等进行数字化的改造，将不可移动的场馆资源转化为线上资源，探索有声图书馆、文化互动体验馆、VR展览馆等新型文化服务方式，充分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在乡村文化场馆的经营上，积极推进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古迹展览馆等开展法人治理结构改革，逐步推进基层文化场馆的社会化运营。与此同时，政府要对社会化运营的项目进行严格的监管和评估，防止企业一味追逐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

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及财政投入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和物质性基础，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比，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依旧存在基础设施不健全、制度空间不完善、数字乡村开发滞后等问题，亟须解决。

（一）基础设施不健全，跟踪服务不到位

乡村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落后。在“城市中心论”“工业优先发展”的逻辑之下，公共文化建设的重心在城市，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主要表现为物理空间基础设施落后且跟踪服务不到位，资金和乡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使这一现象更加明显。2022年2月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司长李宏公布了一组数据。数据显示，全国建成了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超过57万个，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全国约有94%的县（市、区）建成了文化馆的总分馆制，分馆数量达3.2万个；93%的县（市、区）建成图书馆的总分馆制，分馆数量达4.9万个。城市书房、文化驿站、文化礼堂等一大批特色的文化空间遍布城乡社区。虽然总体向好，但中国的一些乡村依旧面临着文化基础设施不健全的难题，既没有综合文化站，又没有文化活动中心，甚至个别公共文化设施破损严重，根本无法投入使用。村民茶余饭后的娱乐生活基本停留在打麻将和跳广场舞的层面。建好的基础设施缺少后续的服务和管理，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价值。以乡村图书馆为例，书籍种类少且内容不贴近村民生活，更新换代速度慢，缺少管理。很多乡村图书馆内部设施陈旧，或者长期不开放，沦为应对上级检查的形式主义道具，不能真正为村民丰富文化生活提供有效服务。

（二）制度空间建设不完善

政府和管理部门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十分重视，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在运行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缺少专业的管理者，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机制不完善，乡村文化人才老龄化现象突出，并且大多数文化空间的管理者身兼数职，专业性不突出。在乡村文化活动策划上生搬硬套其他乡村优秀案例，没有联系乡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开发乡村特色文化活动，导致文化活动形式雷同，缺乏新鲜感和乡村特色。二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与村民需求不匹配，其供给机制是“自上而下”的粗放式的供给模式。政府主导下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大多是乡村文化站、活动室、乡村书屋等，而村民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为组织歌舞活动、文艺演出、农业技能培训，可见政府供给和村民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三是部分基层政府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规划不清晰，脱离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缺少系统性和整体性。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存在同质化的现象，不能对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导致资源流失和浪费。

（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数字化开发滞后

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网络虚拟空间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并成为乡村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目前来看，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数字化建设缓慢、数字化水平发展不充分、文化供给不充足的问题突出，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发仍处于初级阶段。数字化平台建设和文化资源开发需要技术、人才、资金的支持和维护，但乡村经济发展缺少相应的条件对优秀的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开发。乡村数字化开发多为数字村务管理、数字图书馆、数字广播的初级阶段，服务的内容多模仿城市数字化平台内容，无法满足农民的文化偏好，对于村民的有效公共数字文化内容供给不足。数字化资源开发缺少联动，省、市、县、村各级虚拟文化空间的建设和使用各自独立，缺少联动共享，导致文化资源和设施重复开发。乡村处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末梢，无法连接上级优秀的文化数字资源，致使乡村虚拟文化空间资源匮乏。由此可见，乡村公共文化虚拟空间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再造路径

数字乡村战略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将是一套自下而上、上下贯通的乡村现代化的重构思路和逻辑。有效平衡各方利益主体是实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布局优化、制定科学文化管理机制以及融合虚拟和现实空间的重要途径。通过对乡村文化空间中社会、国家、村民三个行为主体行动逻辑的梳理，本文总结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再造路径。

（一）优化空间布局，推进长效的跟踪服务

在数字乡村战略下优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布局，不仅要考虑差异性和针对性，还要重视空间利用的灵活性。要注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功能与乡村规模的相适性。可以运用GPS定位技术、GIS地理信息系统、地理空间分析等手段对乡村规模差异进行功能配置。对规模较大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配置应该更加多样，可设置活动广场、乡村公园、健身场、老年活动中心、棋牌室、村史馆等，而规模小的乡村主要以活动广场和健身场所为主。扎实推进乡村公共文化长效跟踪服务，以图书馆、活动馆、美术馆为引领，逐步拓展公共文化跟踪服务的领域，采取公益性服务、信息化服务、数字文化资源配送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的社会作用，让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更加持久。同时，应建立互通互联的服务空间，通过打造公共文化的网络系统，推动图书馆、放映室、美术馆、文化活动室等数字资源流通共享，打破城乡壁垒，实现公共文化空间的城乡一体化。

（二）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科学管理机制

在政府层面加强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再造的重视程度。政府要发挥宏观指导的作用。我国的文化建设实践证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成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统筹规划。地方政府在宏观层面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进行调节和管理，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具体运作权力下放到基层组织，激发乡村基层组织文化空间建设的积极性。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再造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以村民文化需求为导向，形成社会共同参与的协同机制。通过文化服务外包和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投资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流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探索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公益性和市场化运作有效结合的方式，定制更多符合乡村文化需求的文化项目。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再造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在服务管理、场馆运行、设施维护、文化活动开展等方面建立规范化的管理办法，实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良性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三）融合虚拟与现实体验，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

虚拟空间已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之一，从现实文化空间向虚拟文化空间转化是不可逆的，要开发利用好数字技术，满足村民对网络优秀文化的需求，构建虚拟文化空间，突破现实时空因素的限制。苏州市锦塘社区的有声图书馆将线上有声图书馆与线下实体听书墙相结合，通过图书智能化、移动化的呈现，打破传统线下的阅读方式，不仅扫码即听，还可以分享至朋友圈，把“书”推荐给朋友。网络虚拟空间的公共生活将分散在不同空间的村民个体聚集起来，加强了社会交往。同时，村民通过网络虚拟空间参与公共生活，重建乡土舆论，重构乡约民规，重兴乡土精神。应加强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与现实公共文化空间的融合互动与创新。虚拟空间源于现实生活。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空间发生了延伸和嬗变，虚拟与现实之间相互渗透、影响、塑造。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我国公共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关键。政府既要做好对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指导和规范工作，又要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良性发展态势。探索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和现实文化空间的有效协同模式，构建二者之间的新秩序，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创新提供良好条件。

五、结语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开展文化活动的载体，数字乡村战略必将打破现有的空间格局，并形成新的空间格局。因此，当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再造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秉持共享共建的理念，培育村民的文化自主性和自觉性，创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运营模式，使其成为传承优秀乡村文化、保障村民文化权益和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平台。

作者:张梦悦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