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来宾模式深度解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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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经历了从纯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变化。如何改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严重短缺的现状，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道重要课题。作为新成立不久、经济基础薄弱的来宾市，通过自发尝试，努力探索，在全国率先推进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效，形成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反弹琵琶”的成功经验。这一模式的首创为何发生在来宾市，而不是别的地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来宾模式”进行深度解读。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来宾模式；制度变迁

一、文化建设：从纯意识形态到公共文化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战时体制以及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国对文化领域实行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首先，在定位上，党和政府把文化当作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文化机构和团体以重要的宣传教育功能，而对文化的愉悦和消费功能给予了忽略。其次，在运作上，所有文化机构和团体都逐步被纳入体制之内，由国家财政统一供养，文化机构和团体的所有开支都被纳入政府预算，按计划办事，实行统收统支。再次，国家对文化实行管办合一，既管文化，又办文化，只有文化事业，没有文化产业。由于新中国百废待举，这种统一调动资源、集中力量进行文化建设的模式，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化事业向前发展。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计划经济下的文化治理模式的弊端也日益突显。首先是文化建设片面重视宣传教育，而忽视文化娱乐消费，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在文化事业覆盖不到的广大农村，人们除了依赖若断若续的民俗传统，并没有现代公共文化产品可供消费。其次是文化生产流通效率低下，文化产品严重短缺。其原因在于，资源统一按计划分配，各地文化部门又条块分割，文化生产要素无法按市场规律自由流动，加上文化管办合一，行政干预太多，抑制了文化生产力的释放。再次是文化产品供给的城乡失衡。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日益突显，也使得文化建设打上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烙印。由于城市的天然优势，使得我国文化资源集中在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宫、影剧院等局限于城市，各种文化产品供给也远离农村。由于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生产力不够发达，我国文化建设的城乡非均衡状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未得以改善。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根据新的时代形势，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简称“二为”方向，用以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二为”方向的提出，标志着文艺工作指导思想的更新，同时也意味着我国文化治理理念的变革，开启了我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新时代。而如何在实践中落实“二为”方向，源自西方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与实践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所谓公共服务，是公共部门通过提供产品与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行为的总称。它是由以政府机关为主的公共部门提供的、供全社会所有公民共同消费和平等享受的社会服务。[1]公共服务的出现，与西方资本主义“福利社会”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惠性的福利政策得以实施，公共服务实践获得充足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在原有的“公共服务”理论的基础上，又相继提出了“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为公共服务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实践逐渐引起我国学者的重视，这种影响通过学术界深入到国家政策领域，催生了国家在公共服务及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实施，初步确立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制度和体系。2006年，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的论述，此后，基本公共服务成为政府文件的重要概念，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一般包括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2]。这些重要的讲话，宣告了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时代的到来。

二、“来宾模式”：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反弹琵琶”

来宾市地处广西中部，是近年新设立的地级市，全市总人口为260万，其中农业人口占86%，少数民族人口占75%；辖4县1市1区，其中2个为自治区级贫困县，2个为国家级贫困县，属于典型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来宾建市时间短，经济基础薄弱，财政实力不强，严重限制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据统计，2003年至2008年，来宾市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投入比例不到财政支出的2%，其中在农村文化方面的投入比重不到文化投入的10%。[3]投入的不足，使得来宾文化建设乏善可陈。首先是全市文化基础设施严重匮乏，2008年以前，全市没有市级博物馆、图书馆、影剧院和群众艺术馆；全市七百多个行政村没有一座文化综合楼，只有数十个文艺舞台、一百多个篮球场。[3]而且，仅有的这些场所或简陋破旧，或被占用，无法发挥真正的文化服务功能。其次是文化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以少数民族人口居多的来宾，民间一向有唱山歌、演彩调、舞龙舞狮的传统，但随着社会的转型，一方面民俗活动日渐凋敝，另一方面新的文化产品的供给又没跟上，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生活十分空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良习气乘虚而入，赌博、酗酒、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或违法事件屡禁不止，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来宾市文化事业的落后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乱象引发了当地领导层关注，主要领导深入村寨，展开了一系列调研。2008年底，来宾市领导层在广泛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决定面向农村，立足基层，整合资源，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三求”（求知、求技、求乐）文化惠农工程。2009年，来宾市又提出“用5年时间，举全市之力，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决定，决心在全市实施“村村有文艺舞台”“村村有灯光篮球场”“村村有文化综合楼”“每个村至少组织1支农民文艺队”“每个村至少组织1支农民篮球队”的“五个一”工程建设。[4]几年来，来宾市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突破口，以农村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为抓手，丰富了文化服务供给，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亲民和便民，有力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取得了良好的连锁反应。第一，树立了文明新风尚。截至2016年，全市乡镇级“十星级文明户”达四千多户，县级“十星级文明户”七百多户。这几年，来宾市还分别荣获了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示范市等多个国家级荣誉。[4]第二，谱写了和谐新篇章。近几年来，全市酗酒滋事、打架斗殴以及黄赌毒等负面现象大为减少，治安形势显著好转。第三，推动了“五位一体”建设。来宾市的文化建设，还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政治清明，有力带动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良性互动。这种“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地域文化为资源，以小财政办大文化为手段，以村级服务为突破，以城乡全覆盖为目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模式，被称之为“来宾模式”。[4]作为新成立不久、经济基础薄弱的来宾市，通过自发尝试，努力探索，在全国率先推进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且取得了巨大成效，形成了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反弹琵琶”的成功经验。但是，这一模式的首创为何发生在来宾而不是别的地区？这就有必要联系制度变迁的理论来进行解释。

三、透过制度变迁看“来宾模式”的创新

制度变迁理论主要由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道格拉斯•诺思认为，现有制度的存在是有交易成本的，在制度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类似于物理运行的“惯性”，即一个国家如果确立了某种制度，不管该制度是有益还是无益，都会沿着既有轨道向前发展，从而导致对该制度的路径依赖。要改变既有制度的路径依赖，是很不容易的，其改变的力量通常来自两方面，一是源于被动的突发事件或外在力量，二是源于主动的制度创新。后者称之为积极的制度变迁，通常由内部的少数人或团体扮演创新集团，他们先知先觉，抓住机会进行自发的尝试，对制度规则进行重新书写，提出新的制度安排，催生更具效率的制度结构，从而获得更大回报。[5]从制度变迁看来宾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探索，我们可以得出五个方面的结论。第一，农村文化建设的路径依赖。改革开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无暇顾及文化建设。正如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指出，“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2][公报（全文）]另一方面，1980年中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开始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征程，启动了公共文化服务之旅，但在现实情况中，我国各地文化建设模式依然习惯于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陷入了路径锁定，广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展缓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第二，来宾市委、市政府扮演了创新集团。制度变迁需要有推手，这个推手可以是某些个人，也可以是团体，我们通常称之为创新集团。在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名不见经传的来宾市能够成为第一个勇于吃螃蟹者，毫无疑问，领导层扮演了创新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决策作用，创新集团作为决策单位，其决策左右制度创变迁的过程，作为新设市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建设无疑是重中之重，而2008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刚提出不久，并无成功的实践经验可资借鉴，当此之时，来宾市领导层提出进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无疑需要超前的眼光和力排众议的决断能力。其次是担当意识，制度变迁需要付出成本，创新集团需要承担风险，显然，来宾市所进行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自发探索，离不开其领导层的政治担当。第三，“来宾模式”制度变迁的边际性。制度变迁的路径具有边际性，即改变往往是从某一制度安排的外围层而非核心层开始，因为外围层不均衡最严重，成本和阻力最小，最容易取得成功。来宾市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探索，正是从文化基础设备最薄弱、文化产品供给最匮乏、文化需求欲望最强烈的农村基层开始，具有明显的边际性特点。值得一提的是，来宾市2008年底提出在全市范围内打造“三求”文化惠农工程时，正逢我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通过投资扩大内需的经济振兴政策的出台，来宾市抓住这有利契机，为文化惠农工程的投入创造了条件，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和阻力。第四，“来宾模式”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制度变迁，是用新制度一点点取代旧制度的过程，其改变是循序渐进的，不可一蹴而就。来宾市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创建，首先是从基层文化服务阵地体系开始。通过几年的努力，逐步建立了屯、村、乡、县、市五级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全市所有的村都建有文艺舞台、篮球场和文化综合楼。其次是文化服务机制体系的建设。有了文化阵地，还需要引导和管理，为此，来宾市出台了一系列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常运转的工作机制，主要包括建管用机制、文艺大展演机制、文化建设绩效考评机制等方面。科学的机制体系，起到了规范运转、协调问题的作用，避免了某些地方文化阵地“只管建不管用”而形同虚设的局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第五，“来宾模式”制度变迁成果的确认。制度变迁的第一步是创新集团的尝试与突破阶段，第二步是上级对新制度成果予以确立阶段，即制度创新成果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和认可，成为该领域普遍遵循的成文或不成文法规，引发其他集团跟随与学习。来宾市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制度变迁，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早在2010年，来宾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创举就引起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领导层以“来宾模式”作为典范，把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纳入为民办实事工作范围在广西全区予以推广，并列入自治区层面重大工作，连续多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1年，来宾市成为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城市，2014年又成为“全国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城市。[4]“来宾模式”还引起了的关注，2016年，专门指示就来宾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经验开展课题研究，希望通过总结来宾经验，在全国发挥“来宾模式”的示范与引领作用。[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3年度研究课题（13FXW005）；2014年度广西高校科研项目（YB2014240）；

【参考文献】

[1]王磊.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基础、概念界定与价值取向[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3（1）：25-30.

[2]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全文）[A/OL].360doc个人图书馆.

[3]莫曲.来宾：后发展地区公共文化建设的样版[N].中国文化报，2013-08-05.

[4]唐佐军.来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引领全国[N].广西日报，2016-03-05.

[5]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李志雄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