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的文学研究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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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区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各种原因，却在很长时期内未能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也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美国的学者率先打开了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学术之门。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开始关注这段几近被遗忘的文学历史，其中，徐迺翔、黄万华两位先生合著的五十余万言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史》有着筚路蓝缕之功，为沦陷区文学研究确立了典范，由此，沦陷区文学的史学地位逐渐得到认可。先行者的探索吸引了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一“尘封”已久的文学研究中来，不断推出新的成果。冯昊博士十多年前在黄万华先生门下问学，即对沦陷区文学产生了浓厚的探究兴趣，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和答辩，之后，他以十年之功，不断对论文进行修改完善，终于奉献出了《民族意识与沦陷区文学》这部专著。该著的论题体现出了不俗的学术眼光，在“民族意识”这一特殊视角的统摄下，通过作家作品的解读、文学期刊的梳理、集体记忆的挖掘以及叙事症候的分析，把握到了沦陷区文学的精神内核，把沦陷区文学研究朝着历史和审美的纵深处推进，是一部厚重而不失新锐的用心之作。

一自沦陷区文学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后

相关的研究便从未终止过。因此，冯昊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寻找新的突破口来推进沦陷区文学研究。正如冯昊在《民族意识与沦陷区文学》的导论中所言，“目前沦陷区文学的研究著作大多以史论为主，单篇论文则偏重于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基于这一研究现状，该著选取了一个新的角度—民族意识—来对沦陷区文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从“民族意识”这一视角进入沦陷区文学研究，抓住了关键点，既能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考量，又能敞开研究对象的丰富特质。与中国古代文学相比，民族意识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更加凸显。它在国破家亡、民族危难的时刻，在异族的刺刀和枪炮的胁迫下，以非同寻常的形态被激发出来。尤其在“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入侵中国，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民族意识更加凸显。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爱国抗日’是这一时期一切具有民族感情的作家（知识分子）想说、并且‘应该说的话’，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所遇到的‘压制’力量，就不是个别的‘恶汉’，而是异国侵略者及其指挥下的以军队为核心的强大的国家专制机器。”以“民族意识”为切口，能够通向对沦陷区文学独特性的理解。因地缘政治文化的差异，在与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的对比下，沦陷区文学在表达“民族意识”时显得委婉、曲折和隐晦，作家需要在“言与不言”中寻找自我言说的契合点。这也就是徐迺翔、黄万华先生所指出的：“沦陷区文坛在异族统治的专制铁蹄和笼络密网中顽强地维系住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并以其痛苦沉思、曲折求生、潜行民族正气、暗含民族生命的异彩的艰难历程写下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特异的一页。”《民族意识与沦陷区文学》探讨的就是沦陷区文学曲折生长的民族意识。沦陷区文学生长于异族军事和文化高压政策之下，因此，其中关于民族意识的表达便是民族文化血脉维系所在，也因之在民族认同上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以民族意识为考察点，又能沟通沦陷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的研究，并把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结构中。从这个层面上说，该著具有完善文学史建构的学术意义。在不同地缘政治文化中，关于民族意识的不同表达，“也有利于我们理解民族意识产生的条件、存在的方式以及民族意识的可变性。”由此该著为沦陷区文学研究开启了新思路。全书紧扣民族意识这一关键词进行论述，对作家的创作特性有诸多新的感悟。例如，将梁山丁、张爱玲以及周作人置于民族意识的视角下考察，凸显了这些作家在民族危机环境下所作的文学选择：梁山丁以“地之子”的身份书写对东北那一片土地最赤城的热爱；张爱玲以“私语”的形式抵抗着侵略者的文化高压；周作人则在个人得失之间体现了他的复杂与矛盾。全书围绕民族意识来考察沦陷区文学，同时亦突出了各个沦陷区之间在民族意识表达上的不同，把握到了各个沦陷区文学的复杂风貌。

二沦陷区文学是文学史上的特殊存在

在它短暂的存续期中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产生了像张爱玲这样的优秀作家。因此面对如此丰富的历史资料，如何取舍、如何整合，是研究者需要面对的难题。对之，《民族意识与沦陷区文学》采取了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并重的方式。全书共四个部分，每个部分指向论题的一个方面，由此完整地勾勒了沦陷区文学的全貌。具体到每一章，研究方法又有所不同，力求能兼顾点面结合。如研究沦陷区作家方面，张爱玲、周作人、梁山丁是该著选取的代表性作家。如此选择主要考虑在东北、华北、华东这“三个主要沦陷区各选一位作家”，同时“也出于平衡老作家与年轻作家、男作家与女作家的考虑”。这样的处理，不仅避免了因材料繁多而带来的论述冗余，同时又兼顾大局，以经典案例还原文学历史。该著提出了诸多有意思的话题，如将女性写作置于民族危亡的背景下，考察了沦陷区女性写作繁荣的原因。与解放区、国统区相比，沦陷区的女性写作具有天然的优势。自“五四”起，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但女性写作也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她们自我言说的声音很容易被宏大的历史话语所掩盖。到了抗战时期，因权力的博弈，沦陷区成了一个相对来说适合女性写作的空间：“在沦陷区，由于民族叙事被绝对压制，女性写作成为沦陷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萧红、白朗、吴瑛、梅娘、纪莹、苏青、施济美、张爱玲等人都是从沦陷区走出来的作家。同时作者也注意到，女作家通过日常生活的书写，表达了自我的焦虑情绪，“这种情绪在一个伟大民族的劫难背景下，显得尤为意味深长。”该著以张爱玲作为女性写作的代表，着眼于其作品透露出来的“惘惘的威胁”，并将这“惘惘的威胁”与民族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张爱玲的创作与沦陷区这一特殊空间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脱离沦陷区这个大的时空背景，便无法在更深层次上去把握作品的深意。该著也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为研究对象，分析文学期刊中的民族意识。在个案选择上，考虑到文学期刊的生存与政治文化政策之间的关联，因而“由官办或官方背景的期刊、依靠市场运作谋取生存的期刊以及进步刊物中各取其一”。《中国文艺》《紫罗兰》《万象》因此成了该著重点讨论的对象。总而言之，本书在个案的选取上颇具眼光，体现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难能可贵的是，该著用了大分部篇章进行整体研究，在较为宏观的层面上把握了沦陷区文学的总貌。东北、华北、华东三大沦陷区之间因地域文化的差异，在具体的文学表现上也各具风貌，但从被异族殖民的角度来说，三大沦陷区在文学表达上存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被作者归结到集体记忆和叙事症候上。通观全书，作者兼顾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并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选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将沉睡的史料有机组织，还原了沦陷区立体而丰富的文学面貌。

三《民族意识与沦陷区文学》有着鲜明的史学意识

该著在“民族意识”的统摄下，通过对历史资料的钩沉，梳理出沦陷区文学的发展历程。史料是大海，需要取舍，该著围绕“民族意识”这一核心观念来选择史料，在史料的串联中“勾勒出沦陷区文学较为完整的侧面图景”。史料是对于过去历史情境最真实的反应。借由文学史料触摸历史，该著为我们还原了异族统治下沦陷区知识分子的境遇与心态。对介于民族大义与个人意愿之间的周作人的分析，作者在梳理其在沦陷区参加过的文艺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其言论创作，有这些信实的史料支撑，相关论断就显得水到渠成：“在日寇殖民统治下，软弱如周作人的知识分子，并没有退路可循，这既是因为其名声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有利用之处，在枪口下不得不屈服，其次也因为周作人无忍受清贫之心。”该著以史料为支撑，再现了失去民族信心的周作人在沦陷区的生活状态，点出了周作人附逆的关键。在对历史的理解中，周作人的形象得到了更为立体的呈现。现代文学作品的产生、传播，与文学期刊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要考虑沦陷时期文学中的民族意识存在形态，就必须从民族意识在文学期刊的具体形态入手”。作者以《中国文艺》《紫罗兰》《万象》三种期刊为中心，梳理了沦陷区期刊发展的状况，以及潜藏在其中的民族意识。在期刊史料的梳理中，沦陷区期刊运营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得到了解说，从中可以看出期刊创办的举步维艰。史料并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其背后牵扯的是人性与良知。如《中国文艺》这份期刊，尽管受到来自日伪的支持，却隐藏着“民族意识”的曲折表达，这是期刊创办人的良苦用心。《中国文艺》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中，延续着“五四”文学的传统，“其编者在编辑中坚守民族文化的立场，以及刊发作品所体现出的民族意识，使‘中国文艺’在沦陷语境中现出耀目光彩”。文学文本作为基本的史料，该著对之颇为重视。对沦陷区文学民族意识的阐发，主要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在梁山丁、萧红等人的小说中，在乙卡、冰旅、小松等人的诗歌中，作者发现了“沦陷区的大地上承载着太多的记忆：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古老的战场、祖先的故居、童年的回忆等，这一切都暗示着大地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在人与大地的联系中，流露出作家对自我民族的认同。该著在“殖民统治下的叙事症候”这一部分，通过大量的文本分析，指出了沦陷区文学叙事的特殊性源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暴力叙事、乱伦叙事、颓废叙事是沦陷区失序的道德文化环境的反应；叙事中采取“隐喻”的修辞手法，是作家在虚幻的题材中对于殖民本身的反抗与质疑。总之，无论历史资料还是文学文本，经过作者的整合、阐发，最终都构成了对沦陷区文学的独特理解。

结语

《民族意识与沦陷区文学》是一部成熟的学术著作，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显露出了作者学术创新的锐气，在史料的打捞和文本的阐释中，见识与情怀皆不落俗套。而且，著作还为读者提供了延伸思考的空间。沦陷区文学体现了中国作家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所作的努力。那么，在这样的特殊文化背景下，中日文化文学的交流会呈现哪种形态，这种新形态与“五四”文学时期的中日文化文学交流有何异同。此外，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沦陷区文学的语言殖民问题，那么语言殖民问题是否只存在于沦陷区文学中？日本控制的沦陷区文学，它在语言的表达上与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存在多大的差异？这些问题都需要透过大量的历史材料，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童敏 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