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身份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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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谢天振的《译介学》问世以来，尽管仍存异议，但翻译文学的身份几乎得到定论，即属于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据此，开创性地从酷儿理论视角对此定位加以考察，该定位的暴力性暴露无遗；同时以学科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为思考维度，翻译文学的身份得以重思。

关键词：翻译文学；身份；酷儿理论；发展趋势

1酷儿理论

酷儿理论一词中的“酷儿”是英语queer的音译，“奇怪”之意，它亦被用以指称同性恋者。简言之，该理论是关于性的理论，但并非仅关乎同性恋。酷儿“作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即“非常态”的人。酷儿理论其中一核心目标就是解构男性与女性的两分结构。我们的性别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社会文化构建而成。在酷儿理论家看来，人的性别分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这三者亦被称为性、性别和性相。生理性别是从解剖学和生物学的角度审视的；社会性别建立在生理性别上，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习俗为男人和女人各自积淀出一套社会规范，男女必须遵循自己所属的准则表现自己；社会性别决定了我们正常的欲望，即性欲，渴望异性的性取向。由此，按照正常的社会性规范，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先验地一致。当这三者的一致性发生断裂时，个体必然游离于男女二分结构外，被贴上“异常”标签，受到规范的惩罚。酷儿理论正是关怀这一“既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以及“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的群体。翻译文学同样具备这流放于二元结构之外的尴尬属性。

2翻译文学身份重审

外国文学与民族文学是一对二元；存在于夹缝之间，翻译文学历来是被疏离的文学，无论外国文学史还是民族文学史均未将其纳入研究视域。1989年谢天振教授为其正名，发表了《为“弃儿”找归属———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一文，开创性地把翻译文学归入民族文学大家庭中。自此，翻译文学的研究打破僵局，相关的翻译文学史专著也开始大量涌现。在该文中，他把翻译文学比作无家可归、得不到认可的“弃儿”。无独有偶，白先勇在长篇小说《孽子》的致辞中写道：“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犹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孽子》主要描绘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台北新公园中被称为“青春鸟”的同志群体，讲述他们在社会边缘的挣扎。翻译文学既不同于外国文学，也有别于民族文学，与介于男性和女性这对二元之间的“非常态”群体在身份认同上沦入相同的窘境。谢教授先锋式地将翻译文学纳入民族文学，确实为“弃儿”找到一个落脚之地。但进一步对比他给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的归属和白先勇想要给“青春鸟”找的归属，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谢教授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寻找的归属并非真正的“归属”，因为“归属”给人的是“安全”、“家庭”以及“和睦”等具有爱的成分的联想。在外国文学与民族文学这对二元中的其中一元———民族文学———内，还有一对势力不均的二元，即翻译文学与民族原创文学。民族原创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种常态，相对而言，翻译文学就是一种非常态，为了给非常态的翻译文学找一个合适的归属，翻译文学就被强行地纳入民族文学之中，纳入的方式就是译者的国籍。翻译文学的声音从此与民族原创文学的声音融为一体，听起来和谐磅礴，但这实际上是一种暴力同化，而且中国文学中早就有这种迫害性书写。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的短篇小说集《无声戏》里有一则故事叫《男孟母教合三迁》。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个分别名为许季常和尤瑞郎的男子。徐偶识比自己年幼的尤，两人相见生情，后共同生活。为白头偕老，气质略偏女性的尤在成年后自宫。徐后来死于冤案，尤竟仿效孟母，为抚养许之幼子，三度搬迁，后孩子高中，为其立节妇牌坊，赢得“男孟母”的美名。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评述过此文，而且还列举了几个断袖小说，他发现这些小说虽以龙阳之爱为故事脉络，但都与才子佳人、男女之爱的故事情节雷同，里面的男同性恋形象均按传统女子的典型标准塑造。这些爱情故事理想唯美，因为它们本就是按传统异性婚姻观规范构建的爱情。但撕去表面和谐，我们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对自我身份最残暴的自戕直。将翻译文学纳入民族文学之中亦是身份自戕。前文提及，从酷儿视角看，人的性别由三方面组成：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翻译文学同样具有这三种属性。翻译文学的社会属性就是其国籍；自然属性就是其内在的有别于外国文学和民族原创文学的属性；而它的性欲就是其自己所渴望的以某种身份被接受的欲望。笔者赞同谢教授提出的对翻译文学社会性别的判断依据，即依从译者国籍来确定翻译文学的国籍。至于翻译文学的自然属性，他其实已经在《译介学导论》中名为《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这一章里详细论述过，其中有关翻译文学的性质论述正是其有别于外国文学和民族原创文学的独有自然属性。而翻译文学的欲望———其自己所渴望的以某种身份被接受的欲望———存在于它的中间性这一属性。翻译文学游离于这二者之中，因此，它理应以这种中间性的身份被接受。其实早有学者对其中间性的属性做过研究。比如，吴南松《“第三类语言”面面观》中探寻过介于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翻译文学的语言特性。此外，张南峰认为翻译文学的身份具有“模糊性、双重性甚至游移性”。把这种中间属性视为翻译文学的欲望，正是旨在彰显其本身的貌态。按照译者的国籍来判定翻译文学的身份只是给了它一个社会属性身份，而自然属性的身份和内在的欲望却被其社会属性的身份彻底掩盖，让其处于失语状态。谢教授开拓性地赋予它一个社会属性的身份，却没有考虑其自然属性的身份，且忽略了它本真的欲望。而白先勇为“青春鸟”这一群体所寻索的归属正是自然和本真的合法归属，同时这亦是一种人文情怀。鉴于此，翻译文学应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学的一部分，以独有身份，与外国文学和民族原创文学并置共存；而其自然属性和内在欲望也只有当它同外国文学、民族原创文学并置时才特别明显，才能更具信服力地暴露二元结构的荒谬，进一步彰显出文学形式多样化的无限潜能。

3翻译文学独立顺应潮流

翻译文学独立于外国文学和民族原创文学还符合两个潮流。一是符合主体的发展规律；二是呼应人文关怀。

3．1符合主体的发展规律

任何主体都有内在的独立欲望。以女权运动为例，其鼻祖是生活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的MaryWollsto－necraft。她在AVindicationoftheRightsofWoman中为妇女权利正名。而今看来，她提及的要求并不过分，只是为妇女争取与男人等同的教育权，呼吁妇女不再阅读肤浅的言情伤感小说，学会独立思考，不要事事依赖于男人，以取悦男人为生活的目标。到二十世纪初，女性主义文学先驱伍尔夫倡导教育平等和经济独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双性同体”，认为无论男女，都要能以异性的口吻书写，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而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她们不再满足于所谓的“双性同体”，她们感觉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语言简直无法表达自己，令自己窒息。她们刻意改变常见的文字拼写法、句法等，突显自己的地位。她们无法容忍被贴上“女性气质”的标签，认为性别是一个社会文化产物，她们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被社会变成了女人。从最初只触及教育，到提倡“双性同体”这种为避免过激冲突而采取的折中尝试，再到彻底地要求平等，完全颠覆男权中心主义，女权主义者在不断地向独立迈进。同性恋群体经历了同样的独立历程。起初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将同性恋与精神病等标签中剥离开来，继而要求废除针对同性恋群体的不公法律，到而今在西欧和北欧一些国家同性婚姻合法化。翻译文学亦如此，最初在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之外放逐，继而被中国文学史零星提及，后被纳入民族文学之中。既然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为何不迈出第三步？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尼雅诺夫在其长文《论文学的演变》中就特意将文学同其它系统区分开来，同时在文学系统内部细分。这种细分、独立并不等于孤立，它们划清自己的疆界，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才能进一步发展。同理，翻译文学要想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要做的就是独立。

3．2呼应人文关怀

萨义德在《东方学》开篇前言就明确说到本书的目的是实现理解和智性上的交流。他反复提及“人文主义”（humanism），向往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笃信“人文主义是我们反抗种种扭曲人类历史的非人性行径和不公正现象的唯一武器”。现代社会能更加包容同性恋，已经有十五个国家通过同性婚姻法。但更值得指出的是，当同性恋作为一类群体为自己争取合法地位并取得一定成效时，他们内部也在裂变，又出现了令他们自己也不理解的人群，这亦是女权运动甚至翻译学科自己也存在的现象。可以预测，今后必定会有现在看来更不可思议的“异常”情境。而这正是人文学科的任务，使我们的心态也愈加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人文学科都致力于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理解。翻译研究也概莫能外。发展至今，翻译已跳出“如何译”的藩篱，随着多元系统和文化转向的来临，翻译研究已将文本外的因素纳入考察视野，其关怀对象在不断拓宽，这种日渐开放的心态也势必将翻译文学定位为一种独立文学形式。

4结语

翻译文学有充足的证词摆脱民族文学和外国文学而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享有同等地位的文学形式；透过酷儿理论视角，这一诉求愈发合理有力。酷儿理论在中国并非新潮的理论，在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中早有探讨，但国内学者尚未从该视角透视翻译研究。特地选取酷儿视角对翻译文学加以考察，理由有三点：（1）翻译文学的定位更能在二元关怀之外；（2）翻译研究本就是一门正茁壮成长的学科，它有活化石色彩，而旗下的翻译文学就更具有鲜明的象征或比喻意义；（3）酷儿理论与翻译文学，或翻译本身具有多重相似性，比如它们都在地研究限制自己的“规范”，均在竭尽所能地从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哲学以及人类学等角度探讨自己的身份；它们在发展历程上亦几近同步，谢教授是在1989年开始为翻译文学找归宿，而酷儿理论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逐渐发展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早有学者从酷儿视角研究翻译，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翻译研究中心2015年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就是酷儿理论与翻译的跨界研究。本文也是以酷儿理论为切入点研究翻译的一次尝试。

参考文献

［1］李银河．酷儿理论面面观［J］．国外社会科学，2002，（2）．

［2］白先勇．孽子［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1）．

［3］李渔．李渔全集（第八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107－130．

［4］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8．

［5］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1－131．

［6］吴南松．“第三类语言”面面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7］张南峰．从多元系统的论点看翻译文学的“国籍”［J］．外国语，2005，（5）：59．

作者：陈壮 单位：湖北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