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域下的两汉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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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3—24日，第二届汉代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及国学研究院共同主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72家教学、科研、出版单位的专家共提交论文86篇。与会学者秉持文化视域中的文学观，以汉代文学与文化为主题，将两汉文学研究置于政治、历史、思想、文化的背景中，围绕两汉文献与文学、两汉经学与文学、知识体系与文学认知、文本传承与文学形态等九个主题进行深入热烈的讨论。

一、文献生成、文本形态与两汉文学研究

文献的形成、整理、传播及解读方式对学术形态有着重要影响。近年来，出土文献大量问世，深入推进了当前学术研究。有学者甚至提出，周秦传世文献多经由汉人整理，并非一手资料，其可靠性不及出土文献，将出土文献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赵敏俐《如何认识先秦文献的汉代传承及其价值》，针对近年来重出土文献而轻传世文献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出土文献大量出现，虽然对传世文献进行部分补正，推进了当前学术研究，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传世文献。这是因为，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是释读出土文献的依赖和根基;出土文献的价值，建立在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知识谱系这一基础之上，对出土文献的解读，依赖于人们对传世文献的认知。传世文献虽然经过汉人整理，但汉人尽可能地保存了周秦古籍，并以认真的态度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而这些文献构建了以六经和诸子为主干的中华文化学术体系，其价值不可替代。黄灵庚、姚小鸥、张树国等学者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传世文献文本分析为立意，对两汉文学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学理阐释，回应了赵敏俐教授观点。黄灵庚、李凤立《北大汉简〈妄稽〉札记》通过文字避讳等方式断定，《妄稽》抄写于汉初高祖之世，并对文字缺省、文义不明之处进行了详尽考证。姚小鸥《〈张家山汉简〉与两汉“史书”考略》将《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史律》与《汉书•艺文志》与许慎《说文•叙》等典籍对读，认为两汉史籍中的“史书”并非清儒所言之隶书，而是包含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等多种书体。张树国《汉初隶变楚辞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材料来源》根据新出土文献及古文字知识推断，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材料主要依据依汉初隶变楚辞文本及刘安等人关于屈原的论著;王逸《楚辞章句》源于战国楚文字写就之楚辞，经刘向校书问世。二者材料来源不同，文句上存在诸多差异。周淑萍《王充〈刺孟〉辨惑》通过细读文本发现，王充对孟子的批判正误兼有，误解为多，其对于孟子的批评，有不少出于误解或未能把握孟子思想的本质，王充刺孟，并非为了否定孟子，而是为了打破孟子崇拜，功不可没。两汉文学作品的生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带有时代的印记;部分真实的历史事件，经过文人的重构与描述，作为文学素材进入到作品当中。将两汉文学置于历史当中进行考察，是本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其中杨玲《〈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新探》，通过比对《史记》及前代典籍相关医案记载，认为司马迁有意修改扁鹊医案中涉及的时间、人物，并掺入自己的评论，旨在表达其以古论今，以医喻国的现实用意，扁鹊与汉吴王刘濞年代相去甚远，司马迁将二人传记列在一起，也是为了指刺现实政治。刘刚《先秦两汉的太一崇拜与屈宋辞赋中“太一”的考释》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和文物为依据，立足周秦楚地风俗，对楚辞“太一”进行细致的考辨.陈恳《公孙弘、董仲舒与尊儒改制考论》提出，武帝时儒道学术之争，影射中央与地方、皇权与外戚之政争，这恰为《春秋》公羊学介入体制提供了契机。董仲舒、公孙弘儒学改制成功的关键，在于公孙弘以因世权行的齐学思路，折中董生屈君伸天的学术理想，从而迎合武帝尊儒尚法、改制集权的政治诉求。传世文献往往经由后人整理、传抄、印刷，其中难免出现疏漏，形成不同的版本，这就需要我们比对分析版本内容，以求尽可能还原传世文献的原貌。踪凡《从曹大家〈幽通赋〉注看〈文选〉五臣•李善注的价值》梳理《文选》诸多版本，并以汉班昭《通幽赋注》为对象，将几类注本认真比勘和研究，更好地还原了《文选》李善注之原貌。柏俊才《董仲舒〈天人三策〉与西汉经学的确立》根据董仲舒《天人三策》中“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之言，通过分析“临政”在两汉政治语境中的内涵，卓有见地地断定“十余”二字为衍文，由此提出《天人三策》作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重新考订了《天人三策》的作时。吴从祥《〈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残篇考辨》通过文献比对发现，罗国威整理的《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一书末尾所收阙题残篇当为东汉张衡所作，其文在主旨、内容、结构、文句等方面都模仿扬雄《长杨赋》。后世文学对前代的承袭及改造也是学者关注的议题之一。贾学鸿《〈庄子〉文章的连珠体基因及文体探源理路》指出，《庄子》文章两句一组、偶数句成篇、押尾韵的文章体式，以及起兴、譬喻的表现手法，呈现因果关系的内在结构，都具有连珠体的特征，为两汉连珠体的形成提供了先导。陈鹏程《刘向〈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承袭和超越》认为，刘向《列女传》多取材于《国语》，而其作为女性形象的首部总传，以系统、综合的群像形态介绍周秦女性，叙事性相较《国语》有所突破。韩高年《子产“问疾”与〈七发〉“说病”》考证指出，《七发》之“发”即是“说病”，周秦道家提出顺应天地“六气”和谐心神，儒家则强调道德自律臻于心神之和，这一传统影响到赋家，枚乘《七发》即以问疾疗病为题材而成篇。《左传•昭公元年》所载“子产问疾”一节，兼具博物、善辩之风，在文辞上开后世赋家之先河。

二、学术传承、知识体系与两汉文学研究

经学思想及著述作为影响汉代文学的重要因素，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关注。李炳海《〈鲁诗〉创始人申培学〈诗〉任职及生卒年蠡测》根据《史记》《汉书》等基本文献，结合秦汉官制、地理知识进行考证，理清了申培一生的学术轨迹，提出其先后在兰陵、彭城、长安三次跟随浮丘伯学《诗》，其在汉文帝时所任博士，是朝廷咨询的对象，并非学官，不负责传授官学。张峰屹《经谶牵合，以谶释经:东汉经学之思想特征概说》考述东汉经学思想的特征，认为两汉经学与纬学思潮始终相伴，此消彼长而又相互牵合，这一现象在东汉初年成为定规，并决定了东汉学术以谶纬释经书的学术旨趣。曹建国、张玖青《毛虫之孽还是受命祥瑞———哀帝建平四年“行诏筹”事件的多重解读》结合谶纬思潮及出土文献对汉哀帝时期“行西王母诏筹”事件进行考察，指出王莽等外戚集团利用图谶之学解释该事件，为外戚专权提供理论依据，这说明图谶之学在当时已经成为能够与经学相匹敌的权力的解释性力量，代表了其学术地位的确立。两汉士人学术旨趣迥异，西汉学者注重经书传注，力图解读经书从而为现实政治寻找理论依据，故其学术偏好学理;东汉学者倾向于经世致用，主动关注政治、社会问题，故其学术偏向现实。学术风气的转关，决定了两汉文风的分野。王伟《经学传承血缘化趋向与两汉韦氏诗学精神、思想嬗衍论析》认为，西汉韦氏《诗经》学赓续鲁诗师法，并在此基础上将学缘与血缘融合，形成韦氏《诗》学。韦氏《诗》学家法的嬗衍，反映了两汉经学家族文学观念的思想变迁。杨栋《纬书夏禹神话的文本生成与文化意蕴》指出，纬书中有关夏禹的神话多承自先秦，经纬书作者加工、改编而成，其叙事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其中，感生神话源于母系社会的婚姻形态，感生物在汉代受五德终始说影响;禹受天命神话根源于西周天命观思想，在纬书中被用于论证汉代政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黄老神仙思想影响了纬书大禹神话的情节构成。这些文化意蕴源于先秦又发酵于汉代，最终促成了夏禹神话体系。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两汉文学的文本形态及艺术特质，是由汉代独特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探究两汉文学的生成语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两汉文学风貌，洞悉造成这一面貌的内在动因。程苏东《史学、历学与〈易〉学:刘歆〈春秋〉学的知识体系与方法》指出，刘歆试图重建《春秋》学的学理体系，其将《春秋》重新置入三代以来的史籍传统中，又从历史学角度重建《春秋》的义例体系，并将《易》学与《春秋》学相配，建立新的“天人之学”，使得《春秋》学的性质、阅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为学者理解两汉之际的学术转型提供了基础。王洪军《历数:汉代政治思想体系及知识体系的核心》认为，两汉儒学、政治，以及文学艺术思想沿着“谈天”的轨迹演绎和发展，以至于形成天道、天命等根深蒂固的思想，这是探讨谶纬诗学的最佳的路径。知识体系决定于两汉士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水平，决定了文人创作的取材范围。对客观世界认知水平的提升，可以丰富文学题材，拓展文学格局。张甲子《“清浊”与汉晋人物品评的理论渊源》，分析了“清浊”观念的理论源流，指出清浊本为两汉儒学宇宙论的基础性概念，后被引用到人物品评中，“清贵浊贱”成为分辨士人优劣的重要标准;随着“文如其人”观念的传播，“清浊”成为汉晋文学品评的理论命题。邵杰《张衡〈四愁诗〉“金错刀”的文化意蕴》考证发现，《四愁诗》中“金错刀”为王莽所铸钱币，后成为刘汉运数的象征。“美人赠我金错刀”寄托着士人对于君贤臣忠的理想追求。耿战超《“内学”视阈下的西汉文献观念与学术认知》提出，西汉君王以“内书”校理即文献工作领学术风气，由此两汉出现了以“内学”为核心，以内统外、内外互动的学术格局，并形成道有浅深、学有粗密、术有当否、书有内外的文献观念与学术认知。部分学者以文化背景为视角，对两汉文学中的诸多细节进行探微。曹胜高《义兵论与秦汉军争的合法性阐释》阐述了周秦文献中的“义兵”观点，指出“义兵”论初为《吕氏春秋》所倡导，为强秦统一六国及刘邦灭项羽提供了理论支持。西汉政府与少数民族军争时，也以义为基本策略，使得汉民族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态度由华夷之防转化为华夷共存，形成具有文明史意义的地缘政治观。刘银昌《汉代风角术述略》以先秦两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为依据，勾勒了风角术的发展轨迹，指出其由先秦的单纯占测预警，演变而为汉代干预政治的工具，并与灾异思想融合，渗入五行、音律、干支、八卦等理论。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风角术逐渐淡出数术系统。付林鹏《“制器尚象”与先秦两汉的八音制作理论》对古代乐器分类理论“八音观念”理论来源进行分析，提出其与《周易》中的“制器尚象”理论关系密切，“制器尚象”包含观物取象、乐器拟象、声乐成象，分别代表对自然界进行观察、获得可兹借鉴模仿的对象来制作乐器，通过乐器重新呈现自然万象以沟通天人，乐器的发声应当合乎音律这三个层面。

三、两汉文学文本专题研究

两汉辞赋研究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内容。冷卫国《桓谭、王充、王符赋学批评述论》最具代表，作者以桓谭《新论》、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为具体案例，勾勒了东汉士人赋学观的发展历程，指出“赋言志”的取向在东汉逐渐确立，汉赋由西汉之体物转关为东汉的抒情，并影响了建安文学的风格特征。龙文玲《论扬雄〈甘泉〉四赋的时代意义》认为，扬雄大赋虽模仿司马相如，但其能够抓住重要时事进行抒写，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一点与司马有所不同。李光先、韩宏韬、段永升、马晓舟等学者以汉赋创作艺术性为立意，分别从汉赋的夸饰现象、文学张力、娱乐功能和叙事性为视角进行探究，颇具新意。《史记》《汉书》作为史传文学之缘起，是两汉文学研究的关键命题。刘生良、魏耕原、程世和、刘国民、巩曰国、田瑞文、伏奕冰、刘向斌等学者分别针对《史记》《汉书》作者及文本中的诸多细节进行考察，创见颇丰。其中，刘生良在《司马迁何以成为文化巨人》中，强调司马迁的史学家传及“李陵之祸”等要素对其本人成为文化巨人的促进作用。巩曰国《〈汉书•艺文志〉〈管子〉入道家辨》认为，《管子》以道论为理论基础，吸收诸子思想，融汇众家学说，为富国安民提供指导，是黄老道家的代表著作。后人将以《管子》列入其他诸子，是因不明道家发展历程及汉代学术背景所致。在汉乐府研究方面，主要文章有侯文学《汉代乐府诗的都邑心态》、郭晨光《曹操〈气出倡〉三首与汉代歌舞百戏关系考论》、高玉海《汉乐府民歌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孟祥笑《〈公莫舞〉与中国传统戏剧舞台朝向的定制》、王建国《〈陌上桑〉道德主旨新探》、舒大清《曹植〈白马篇〉本事考原》、张勇风《乐府诗的艺术本质》等。侯文学认为，汉乐府以都邑为题材的歌诗，或赞叹豪门的富贵与伦理;或以都门之内为不可企及的富贵，借都门之外表达清醒与适性;或将都邑与故乡对立，以故乡为生命之牵系之所在及心灵的安慰，这些反映了两汉士人的情理世界。郭晨光提出，汉古曲《气出》之题义与汉代迎气活动密切相关，类似于“月令迎气乐”的乐舞表演，曹操《气出倡》并非求仙之作，而是描摹由“仙倡”表演的乐舞百戏。高玉海介绍了近百年来俄罗斯学者对汉乐府诗的翻译及研究状况。孟祥笑根据汉乐府《巾舞歌辞》中“转南”这一动作提示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传统戏剧舞台坐南朝北的习惯规定。两汉应用文也得到部分与会学者的关注。徐海容《论秦汉碑志的功能嬗变与体式演进》及袁亚铮《应用类文体在汉魏文学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分别描述了秦汉碑志等应用问题的功能嬗变及其与诗赋文学的互动关系，颇有见地。总之，本次研讨会论文选题广泛，问题意识突出，论证充分有据，不论是宏观的述论还是微观的考证，都能紧扣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试图解决新的问题，因具体而能够深入探索，这也是学科发展的鲜明体现。赵敏俐教授认为，两汉文学上承周秦，下启魏晋，是中国文学转关的关键环节。汉代整合周秦学术，其文学研究与周秦学术有着直接关联。两汉文学领域宽广，既有《史记》《汉书》等史学巨著，又有乐府这样的一代诗歌，还有辞赋这样气势恢宏的新文体。这种宽广的领域和强大的包容性皆与周秦学术有着深厚密切的关系，同时造就了汉代“泛文学”的主要特点，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也奠定了两汉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中具有无法逾越的地位。根据与会学者的建议与讨论，第三届汉代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拟于2019年由东北师范大学主办。

作者:曹胜高 侯少博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