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加拿大的黑人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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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是北美黑人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围绕民族主义与跨民族主义之争阐释国外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进程。民族主义与跨民族主义之间的交锋是贯穿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的主线，前者重点关注加拿大黑人文学的历史源流和地域特性，突出加拿大黑人性的本土性;后者主张从流散视角理解加拿大黑人文学，强调加拿大黑人性对加拿大民族性的颠覆。民族主义和跨民族主义论战引领下的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是西方非洲流散研究学术范式转换的重要环节，它增加了吉尔罗伊提出的“黑色大西洋”概念的维度，促进了流散研究的多元发展，进一步凸显出流散群体生成和生存的历史文化语境。

关键词:加拿大黑人文学;民族主义;跨民族主义;黑色大西洋;流散

1．引言

门罗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加拿大文学再次受到瞩目。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加拿大文学能有今日的成就，与移民文学的贡献密不可分。而在众多移民文学流派中，加拿大黑人文学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①加拿大黑人文学体量大、文类全，有不少作家已经是公认的加拿大经典作家。奥斯汀•克拉克(AustinClarke)是加拿大第一位多元文化作家;狄昂•布兰德(DionneBrand)被誉为“加拿大的托尼•莫里森”;劳伦斯•希尔(Law-renceHill)的《黑人之书》(TheBookofNegroes，2007)是加拿大文学史上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拿大黑人文学几乎包揽了加拿大国内重要文学奖项，并多次受到布克奖和英联邦作家奖等国际文学大奖的青睐。在文学创作的带动下，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也发展迅速，涌现出以乔治•埃利奥特•克拉克(GeorgeElliottClarke)和里尔纳多•沃尔科特(RinaldoWalcott)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批评家，形成了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卡尔加里大学和滑铁卢大学等研究中心，与美国黑人文学批评共同构筑北美黑人文学研究的格局。我国学界主要关注美国黑人文学，对同属北美的加拿大黑人文学涉及不多。鉴于此，本文聚焦加拿大黑人文学，围绕民族主义与跨民族主义之争阐释国外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历程，以期为国内同行提供参考。

2．民族主义与跨民族主义之争

加拿大黑人文学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评论界视野。60至80年代是研究的起步期，主要研究内容是作品的搜集和整理，主要形态表现为文集的编纂，比如《许多中的一个》(OneOutofMany:ACollectionofWritingsby21BlackWomeninOntario，1975)、《另外的声音》(OtherVoices:WritingbyBlacksinCanada，1985)、《优雅的火》(AShapelyFire:ChangingtheLiteraryLand-scape，1987)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90年代初，克拉克创造性地将“非洲”(Africa)和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旧称“阿卡迪亚”(Acadia)融合在一起，提出“阿非利卡迪亚”(Africadia)概念，将该地区黑人文学命名为“阿非利卡迪亚文学”(AfricadianLiterature)，指出“建构解放性身份”和“表现身份的被拒和毁灭”是这一文学类型的两大主题(Clarke1991:22)。克拉克此后发表系列论文，②继续考察“阿非利卡迪亚文学”和整个加拿大黑人文学的历史流变，论述其文化特性。克拉克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1)加拿大黑人文学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存在，并不是20世纪50、60年代加拿大移民潮以后才出现;2)加拿大黑人文学是一个自立、自为的有机个体，虽然与美国黑人文学有关联，但从根本上讲是加拿大本土产物，有完全不同于后者的文化特质。克拉克从历史(时间)和地域(空间)两个维度将加拿大黑人文学概念化，表现出明显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引起了某些批评家的不满。最具代表性的反对声音来自沃尔科特。在专著《像谁一样黑?》(BlackLikeWho?:WritingBlackCanada)中，沃尔科特采取了与克拉克相反的路径，主张在跨民族语境中解读加拿大黑人文学，强调加拿大黑人性的“居间性”以及对加拿大民族国家话语重构，认为加拿大黑人与加拿大是一种“在与不在”(belongandnotbelong)的关系(Walcott2003:50)，③加拿大黑人是一种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抗拒以民族国家为导向的身份认同(Walcott2003:103)。在之后发表的论文“黑人性的修辞，归属的修辞”(RhetoricsofBlackness，RhetoricsofBelonging)中，沃尔科特指出克拉克的做法属于“本土主义”，没有深究国家体制和话语对身份和归属的架构，而是把重点放在确认哪些人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等官方叙事的复制(Walcott1999:12-15)。民族主义和跨民族主义之争贯穿90年代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体现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学术思潮对加拿大文学批评界的渗透和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是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这场论战一直延续至21世纪。2002年，克拉克发表里程碑意义作品、批评论集《归家的奥德赛》(OdysseysHome:MappingAfrican-CanadianLiterature)，继续强调历史和地域在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克拉克重申，加拿大黑人文学有其自身的历史延续性，加拿大黑人文学传统从未中断;加拿大黑人文化和文学已经本土化，或者说民族化，成为一种土著黑人性，尽管这种存在状态很难界定(Clarke2002:12-13)。克拉克在该著中继续阐发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指出加拿大是黑人性的重要维度，在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中，“‘加拿大中心’视角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考虑黑人性在这个白人定居者主导的国家得以星星燎原的创造性方式的话，就无法理解非洲流散在世界范围内的延展”(Clarke2002:10)。同时，针对沃尔科特的质疑，克拉克进行了自我辩护。他剖析了欧陆和美国的激进和保守政治思想对自己的影响，认为自己既不属于自由派，也不完全赞同保守主义。克拉克并不避讳自己的本质主义，认为这样做是为了证明加拿大黑人的真实存在;但同时指出，“黑人性”是一个相对概念，黑人群体的多样性证明黑人性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政治和文化建构，并非超验的种族范畴(Clarke2002:16)。尽管克拉克采取中庸路线，但他的逻辑起点———“所有主张文化差异的做法都是保守的”(Clarke2002:16)———又表明他与民族主义的内在认同，所以他的自我辩解并没有平息反对声。2003年，沃尔科特推出第二版《像谁一样黑?》，再次与克拉克针锋相对。在沃尔科特看来，《归家的奥德赛》虽然对于了解加拿大黑人文化有所启发和帮助，但“没有为弄清楚黑人性在加拿大的意义提供一个理论和概念框架”(Walcott2003:15)。沃尔科特颇为尖锐地指出，克拉克缺少一种“流散感受力”(diasporicsensibility)，“与其说他爱黑人，不如说他爱民族国家”(Walcott2003:22)。沃尔科特借助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解读克拉克的困境，认为他竭力证明加拿大黑人与加拿大的历史渊源，恰恰反映了“没有归属感的深层绝望”(Walcott2003:20)，是一种“精神忧郁”(melan-cholia)。2012年，克拉克出版《归家的奥德赛》的续篇———《归家的方向》(DirectionsHome:ApproachestoAfrican-Ca-nadianLiterature)。针对沃尔科特的质疑，克拉克开宗明义，阐明研究的真正目的:“纠正那种无知的想法，即认为加拿大黑人先民是一群没有文化的受害者，他们的文化作品可以被毫无问题地从整体性学术研究中删除”(Clarke2012:4)。和《归家的奥德赛》一样，克拉克在该书中也采用了“先抑后扬”的辩护策略。他首先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全球化语境下民族国家界限的消亡，然后把问题抛向跨民族主义者:既然全球化将加拿大黑人经验抹除，那么应该如何探讨黑人和加拿大身份?(Clarke2012:6)相对于前作，克拉克在《归家的方向》中对加拿大黑人历史性和加拿大性的强调更具穿透力，更显“激进”。他明确指出，认为加拿大黑人没有历史，或者将加拿大从加拿大黑人文本中排除出去，这些做法和种族主义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可以称其为“文化种族灭绝”(Clarke2012:9)。民族主义和跨民族主义两种学术立场的出现，与20世纪60年代起伴随加拿大国力提升而出现的民族身份认同诉求，以及全球化语境下民族主义话语的式微不无关系，同时体现了欧陆和美国民族主义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克拉克将“民族”视为先验存在、凸显民族文化的同质性及其对于塑造集体身份的重要性，与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理论不谋而合;沃尔科特将“民族”看作话语建构、强调民族文化的异质性以及个体对于集体身份认同的干扰与颠覆，则与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民族理论一脉相承。特定时代背景下，史实先行与理论先行的研究路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都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如何摆脱本质主义的钳制，或者避免落入“理论主义”的泥淖，是两者需要反思的问题。

3．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与跨民族主义视点

民族主义与跨民族主义之争一直是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已经从学术观点的交流和对撞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学术话语。对于其日渐增长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有论者表示担忧，认为这场争论最终固化为话语霸权，阻碍学术争鸣:“沃尔科特—克拉克争辩虽然对于新兴的加拿大黑人研究来说至关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不再那么有效，而且两大阵营都固守自己的立场，妨碍了进一步的争论”(Clarke2012:5)。这种忧虑自有其道理，但对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而言，这场论争的正面作用无疑要大于负面影响。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民族主义与跨民族主义之争的意义在于它帮助培养了研究的问题意识，同时进行了必要的方法论训练。争论之初，研究者更多持旁观姿态，随着研究进程的深入，他们逐渐参与到争论中来，对其进行补充、拓展和深化，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批评思想和方法，形成一种批评自觉。切利安迪主张在新斯科舍省的黑人历史和加拿大文化政治话语框架内理解克拉克的黑人文学批评，认为克拉克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妨碍他意识到黑人文化的混杂性(Chariandy2002:198)。麦基特里克质疑克拉克的民族主义，认为他对加拿大黑人文学历史谱系的建构没有考虑到黑人文化的交融，“切断了交错纵横在加拿大黑人空间中的对话”(McKittrick2002:31)。除理论研究之外，克拉克和沃尔科特的批评实践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研究也有诸多启发，有不少研究成果都直接或间接借鉴了二者的观点或方法。贝克福德借助克拉克对新斯科舍黑人女性文学的挖掘，探讨加拿大黑人女性文学如何“以地域景象的隐喻介入民族国家中的归属问题，从而将黑人性植入加拿大民族国家叙事”(Beckford2008:465)。彼得罗普洛斯将研究置于沃尔科特的理论框架中，阐释黑人戏剧如何通过批驳与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话语相连的静止的文化起源观念(Petropoulos2006:104)，创造一种彰显加拿大黑人身份多元、复数和居间的全新流散美学。巴克诺通过聚焦加拿大黑人文学中的身体和记忆主题，质疑本质主义民族国家观念，关注加勒比和加拿大文学之间的交集、转化和“翻译”(Bucknor1998:35)，体现了跨民族主义理论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研究者在克拉克和沃尔科特之间有所偏重，但在更多情况下是对二者的综合;当应用于具体的文学批评时，民族主义与跨民族主义并非泾渭分明。戴维斯一方面援引克拉克的观点论述加拿大黑人文学对黑人历史的追溯，另一方面参照沃尔科特的理论阐释及对加拿大性的重写，构想“一种更加激进、更具解放潜能的加拿大民族国家概念”(Davis2007:35)。弗雷沃尔德将克拉克与沃尔科特糅合在一起搭建研究框架，认为两者有共同的诉求，即他们都深刻意识到并且强烈批判加拿大建国叙事对黑人性的遮蔽(Freiwald2002:35)。此类成果表明论者对学术研究的限度和效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也揭示出可能连克拉克和沃尔科特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其理论中所蕴含的自我解构因子。如果置于北美整体学术语境，特别是美国黑人文学的强势学术话语中进行考察，克拉克的民族主义就为跨民族书写提供了理论基石，其本质主义也就释放出足够的反本质主义能量。比如，南希就借用克拉克的观点质疑美国文学史书写对加拿大黑人奴隶叙事的忽视，主张构建一种北美奴隶叙事，“一种混杂的跨民族话语”(Nancy2005:444)。沃尔科特尽管挑战以民族国家为界限的身份认同，但他在《像谁一样黑?》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表述又体现出其跨民族主义立场的复杂性:在加拿大语境中，书写黑人性是一件让人生畏的事情:我们总是要被抹除的那个缺席的在场。因为加拿大黑人性处于美国和加勒比之间，所以它往往对别处想入非非、对民族感到失望、在放逐中寻找快感———即便对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要清晰地表述加拿大黑人性，这项工作之所以难，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人尝试去书写，而是我们有太多人几乎总在关注别处，很少注意这里(Wal-cott2003:27)。不难看出，虽然克拉克和沃尔科特在立场和方法上有明显分歧，但他们都具有鲜明的本土视角，他们的立足点都在加拿大，所关注和尝试解决的问题都与加拿大社会文化现实有密切的关联。的确，揭露和批判加拿大民族叙事对黑人经验的遮蔽、探讨表征加拿大黑人性的路径和可能性，这是克拉克和沃尔科特批评实践的起点，也是最终落脚点，只是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所以应该是殊途同归。事实上，加拿大黑人文学对黑人性的书写以及对加拿大性的重写也恰是研究者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另外，阐释加拿大黑人文学如何批判性审视多元文化主义、如何颠覆压制黑人声音的正统历史叙事、如何构建集体记忆以彰显黑人身份等，也是重要研究内容。这些议题或多或少都能在民族主义与跨民族主义之争中找到源头或佐证。民族主义与跨民族之争既是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也为其提供宏观上的方法论指导，同时也在研究者的不断阐释和运用过程中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广阔的言说空间。

4．“黑色大西洋”的加拿大之维

民族主义与跨民族主义之争是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的一条主线，它的产生和演化与加拿大黑人文学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但加拿大黑人文学并不是解读这场学术争鸣的唯一参照。民族主义与跨民族主义之争的发生有更加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除前文提到的民族主义思潮、全球化以及欧陆和美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外，西方非洲流散研究学术范式的转变也是重要诱因。从这个角度看，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和跨民族主义争论虽然是一个区域性学术现象，却具有全局意义。1993年，英国黑人学者保罗•吉尔罗伊(PaulGil-roy)发表专著《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TheBlackAtlantic:ModernityandDoubleConsciousness)，通过分析黑人音乐在美国和欧陆之间的流转以及欧陆哲学思想对杜波伊斯和理查德•赖特等美国黑人知识分子的影响，探讨黑人文化在非洲、美国和欧陆之间的交换和融通，质疑西方文化研究和黑人研究中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绝对主义，尝试从“跨民族”和“文化间性”(Gilroy1993:15)视角重新审视非洲流散现象，对后来的非洲流散文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但它引发的质疑似乎和解决的问题一样多。泽勒扎的论文“重写非洲流散”(RewritingtheAfricanDiaspora)代表了一种比较典型的反对声音。文章认为《黑色大西洋》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它迎合了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反基要主义思潮以及对美国非裔流散的特殊关注(Zeleza2005:36)，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民族中心主义:“《黑色大西洋》不断指责美国非裔阐释性例外论的势利，试图强调欧洲旅行对杜波伊斯、理查德•赖特和其他美国非裔偶像狭隘的视野所具有的启蒙作用，却最终在对美国非裔流散文化创造的迷恋中成为美国自我指涉的自负和短视的纪念碑，这多少有些讽刺”(Zeleza2005:37)。事实上，克拉克早在十年前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也使得加拿大黑人文学批评界成为最早介入非洲流散话语重构的学术群体之一。在论文“所有的黑人性都必须是美国的吗?”(MustAllBlacknessBeAmerican?)中，克拉克分析了吉尔罗伊的缺失，指出他虽然想摆脱美国黑人的偏狭，但仍然重点关注美国黑人作家和知识分子，将黑人性美国化，因此自相矛盾，其“黑色大西洋”恰恰印证了民族主义的根深蒂固(Clarke2002:82)。④在《归家的奥德赛》中，克拉克进一步质疑吉尔罗伊理论的合理性，认为他在没有涉及非洲流散的重要区域———加拿大的情况下论述“黑色大西洋”，过于想当然，表现出内在的文化偏见:对吉尔罗伊而言，加拿大只不过是半个欧洲和半个美国的投射，不需要太多关注。他真正的兴趣是用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及它们的非洲少数族裔，来对抗美国非裔将所有的黑—白种族话语据为己有、服务于自己的霸权这样一种倾向。因此，他的《黑色大西洋》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百慕大三角洲，将(那个被解读为英国北美，或者是新版法国，甚至是美国卫星的)加拿大消纳于无形(Clarke2002:9)。沃尔科特虽然在总体上认同吉尔罗伊的学术思想，但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后者的不足，即“不愿意严肃地思考加拿大黑人”(Walcott2000:40)。纵观沃尔科特的学术研究就会发现，他并不是被动接受吉尔罗伊的思想，而是对其进行拓展，与之展开对话，构建出一套适用于加拿大非洲流散族群的批评话语。沃尔科特对吉尔罗伊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挖掘黑人流行文化的批评功能。与吉尔罗伊仅仅关注黑人音乐不同，沃尔科特将研究对象扩展至黑人电影、表演诗歌和黑人节日等领域，更为全面地探讨黑人流散关联及其对民族国家观念的颠覆。二是强调全球视野与地域观照的结合。尽管吉尔罗伊和沃尔科特都认识到跨民族视角的重要性，但后者更加关注跨界框架内的地方空间重塑。有论者指出，吉尔罗伊的主要问题在于他的理论与他分析的社会现实是脱节的(Evans2009:264)。相比吉尔罗伊，沃尔科特更加注重保持文化和政治、“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之间的平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强调，对流散和“黑色大西洋”的交换、对话和差异进行理论化，应该关注国家和其他形式的体制力量，跨民族研究应该注意某一特定民族内部不同群体的诉求(Walcott2003:37-38)。由此可见，以克拉克和沃尔科特为代表的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者对吉尔罗伊的积极回应，以及民族主义和跨民族主义论战引领下的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成功将加拿大嵌入“黑色大西洋”的版图，赋予这个概念以新的内涵。2015年，滑铁卢大学西默林教授发表专著《反思黑色大西洋:加拿大黑人文学、文化史和历史的在场》(TheBlackAtlanticReconsidered:BlackCanadianWriting，CulturalHistory，andthePresenceofthePast)，在整合克拉克和沃尔科特学术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加拿大黑人文学进行全景考察，进一步明确了加拿大在非洲流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加拿大是非洲流散经验的节点(nodalpoint)，对“黑色大西洋”的构想必然要涉及加拿大(Siemerling2015:28-30)。加拿大黑人文学一方面关联着非洲流散文学传统，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性，是非洲流散文学不断区域化的重要表现。的确，作为美国近邻的地缘身份、多元文化与种族歧视并存的社会环境、黑人来源的混杂，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加拿大黑人文学的特殊性。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流散研究逐渐暴露出与其初衷或者标榜的价值观相违背的问题，比如忽视具体流散的地理特性以及流散话语本身的本质主义倾向(Carter2005:54)。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但地缘政治重要性依然突出的当下，关注加拿大黑人文学显然有助于从历史和多元的角度评价“流散”，将其语境化而不是本质化，而这正是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如果说吉尔罗伊的理论假设释放了非洲流散研究范式转换的信号，那么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则将其引向纵深，更加深入和全面地揭示出“生产流散群体的历史条件和经历”(Zeleza2005:39)。

5．结语

在加拿大文学批评的整体谱系中，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算是“新生代”。但它发展迅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国际化趋势，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从视野的开阔性、方法的多元性，还是内容的丰富性来讲，都较前期有显著提升。然而，作为一个相对新生的事物，它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成熟，对加拿大黑人文学在加拿大地域主义和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对撞中的位置和作用、黑人文学与原住民文学的关系、白人文学中的黑人形象建构以及文学经典化历程等问题还缺少足够的关注。另外，受全球化进程和地缘政治影响而出现的流散身份分化与重组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确认与构建加拿大黑人文学的主体性和合法性，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议题。而如何在与其他非洲流散文学批评的对话和交流中保持开放性和独立性，真正形成自身的特色，则是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加拿大黑人文学包括英语和法语两部分，本文所论加拿大黑人文学主要指英语文学，不包括法语文学。

②比如:AprimerofAfrican-Canadianliterature(1996);Mustallblack-nessbeAmerican?:LocatingCanadainBorden’s“TightropeTime”，ornationalizingGilroy’sTheBlackAtlantic．(1996);Birthandrebirthofafricadianliterature(1997);African-Canadiangeography:mappingblackpresenceinatlanticCanada(1997)．

③本文引用的是该著的第二版。以下同，不再另注。

④本文引用的是收录在《归家的奥德赛》中的版本。

作者:綦亮 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