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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良好的制度是一国和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不良的制度以及两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将会影响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基于全球政府治理指数和经济自由度指数,本文构建了东道国政治、经济的评价指标、利用2008—2014年全球215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数据,考察了目的地国的制度质量以及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双方贸易出口的影响。最终实证结果表明,双边贸易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体来看,制度质量与双边贸易正相关,制度质量更好的国家和地区其在全球贸易出口的份额越大,越能从国际贸易中受益。
关键词:制度质量;双边贸易;引力模型
一、引言
本世纪以来,国际环境相对稳定,全球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越发紧密、对外贸易越发频繁。与此同时,制度的概念受到众多学者专家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文献探讨制度的界定以及内涵。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均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制度是提升一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正如Rodrick,Subramanian和Trebbi(2004)所说,“历史、经济以及政治制度比一切其他因素更能决定一国和地区的经济成功。”许多实证证据均表明制度相比于产业集聚以及地理因素等对于经济发展更具有促进作用,因为制度直接影响到政府的效率行为,影响一国法律以及经济政策等,是一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动因。制度的定义并非仅仅是“好的政府治理”这一简单的定义,而是一个多层次的现象。诺斯认为制度就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选择的一种“游戏规则”,包括对于经济、政府、法律以及社会运行起到约束作用的正式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就如政治制度、法制规范、经济规则以及契约合同;非正式制度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习俗以及信仰等,其最基本的特征便是其长期性与普遍性。它根植于传统以及信仰之中,难以发生改变。因此,本文重点研究正式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要分析制度因素对贸易表现的影响,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制度环境是否能提升一国和地区的出口规模以及如何提升一国和地区的出口规模。这也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制度因素通过影响两国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进而影响双边贸易规模。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制度距离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同时它可以决定比较优势的模式,影响国际贸易。正如,道格拉斯.诺斯(1990)所言“制度决定成本,因此决定经济活动的可行性”,因此,影响这些相互关系的制度的性质会影响贸易的规模和方向。本文通过构建扩展的引力模型将双边出口规模与进口出口国的经济规模和贸易成本联系起来,重点分析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早在1962年Linden就发现国际贸易,尤其是生产性产品的国际贸易(尤其是在生产领域)通常发生在资源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而并非发生在两国资源要素禀赋相异的国家(例如富国与穷国/资源丰富的国家与资源匮乏的国家),这与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相反。对此,部分学者认为富国之间在制度上的相似性,特别是相对于穷国而言涉及法律和合同环境的相似性是造成富国之间进行国际贸易的原因。制度影响交易费用与生产成本,因此不同的体制机制会形成不同的比较优势进而影响对外贸易。Anderson&Marcouiller(2002)研究表明制度质量,例如知识产权保护、合同执行等对贸易流量产生显著性的影响。尤其是合同执行的相关规定的有效性。契约的完整性与执行的有效性能够降低国际贸易过程中不安全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减少隐性成本。Berkovitz(2003)、Levchenko(2004)、Ranjan&Lee(2007)基于不完全契约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不完全合同执行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及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并证明基于合同执行度的制度差异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从产品的角度出发,Me'on&Sekkat(2008)将产品分为制成品和非制成品,分别研究制度的不同对不同产品出口的影响。最终发现,一国制成品的出口额与该国制度差异显著正相关,而非制成品的出口额与该国制度差异显著负相关。Bojnec&Ferto(2015)等研究则表明制度差异对农产品的双边贸易规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
制度理论强调,一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规则等组成的制度环境会显著影响企业的交易活动。两国之间进行国际贸易时,贸易企业首先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搜寻当地市场的信息和人际行为信息、建立人际关系网络、熟悉当地贸易活动及相关法律法规等,需要适应贸易目的国的制度环境以获得合法性进而从事相应的贸易活动。因此,克服国家间不同的制度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对于两国间的贸易十分必要。一国和地区的制度质量越好,可以有效地降低机会主义的行为、减少寻租、贿赂、贪污腐败等,从而减少交易成本(即事前交易成本)。同时贸易后的谈判或者合同签订和维护也可以花费较少时间精力,进而降低事后交易成本。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的假设:国家和地区的制度质量与该国的国际贸易成正比。
四、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根据以上假设,本文采用双边引力模型来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根据以上假设,本文采用双边引力模型来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 的模型设定如下:其中,被解释变量是FLOW,采用全球各国的贸易流量来表示,单位是百万美元(现值)。数据来自COW所公布的全球贸易数据。核心解释变量是贸易起始国、目的国制度质量INST以及两国间的制度距离INSD。本文使用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EFI的加总数来衡量贸易伙伴国的制度环境。指数越大,则代表制度质量越良好。另外,本文参照Habib和Zurawicki(2002)的做法,用双边制度差异的绝对值表示双边的制度距离。其他的控制变量包括是否相邻、是否有相同官方语言、是否有曾经存在殖民关系等虚拟变量以及双边地理距离、人均GDP(现价国际元)、贸易伙伴国双方的汇率。
五、估计结果与说明
本文采用GLS随机效应方法进行回归。结果参见下表。首先,估计政治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效应。第一列是基准模型,该模型中没有包含任何制度变量,实证结果表明,所有的控制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经济总量变量、汇率变量、边界变量、语言变量、殖民关系变量、区域贸易组织关系变量均与双边贸易流量正相关,而贸易伙伴国双方的地理距离与双边贸易流量成负相关。同时,在随后的其他模型中,此关系依旧成立。这与以往学者的研究一致,验证了以往学者的结论。即经济规模、地缘边界、经济、政治、文化、区域整合联系是双边贸易的助力因素,而地理距离是双边贸易的阻力因素。在表1的其他模型中,分别加入了政治制度质量变量和经济制度质量变量,政治制度质量与双边贸易流量正相关,但是不显著,这说明贸易目的国的政治质量越好,越有可能促进双方的贸易往来。而经济制度质量与双边贸易流量显著正相关,说明经济制度质量显著影响双方的贸易往来。本文的政治制度变量包含了法律法治、政府权威与透明度、行政效率、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经济制度则包含了私有产权保护程度、财政金融政策、市场监管等维度。上述结果表明,在法律制度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法规健全,法律得到严格地执行,产权受到充分的尊重,交易活动得到法律的保护,政府的行政效率高,政府的权威得到尊重,社会治理有序,这无疑会增加双方交易的动力,降低交易的成本,从而对贸易起促进作用。
六、结论
本文利用宏观层面的数据考察了贸易伙伴国的正式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对应的制度距离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同时揭示了影响双边国际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实证上证明了一国和地区的制度环境与国际贸易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一国和地区的制度质量越差,则其国际贸易活动越不活跃。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它们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不良的制度质量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提高了交易成本,从而阻碍国际贸易活动的开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为良好的制度是经济长期和持续增长的推动器。基于政策角度,地缘、文化体系等进行改变或变革其实很困难的,但是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等制度因素却可以通过改革加以改善,例如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加强市场监管,制定更加合理的货币金融政策等。对于我国而言,决策者不断地认识到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因此我国长不断深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不断改善制度环境,例如当前各级政府不断进行简政放权,打造服务型政府、更多地强调市场手段而非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处理经济事务,健全和切实执行法律法规,加强产权保护等。
作者:王若茹 单位:海南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