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行为学视域中的高校民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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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政府机关等组织，其工作对象主要是组织外的人群，而高校的工作对象却是组织内部的成员，这是高校区别于其他组织的重要特征。另外，不论是教师，还是高校的学生，都属于高智商人群，对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张扬个性、表达利益诉求等有着强烈的愿望。参与人员的特点决定了高校组织的行为从个体上看是理性的，而从组织整体上看可能是非理性的，组织的秩序不是井然有序的。

目标多元化。传统的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有意图地寻求达成相对具体目标的集合体，目标是组织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这种观点是针对理性系统而言的。对于自然系统或开放系统而言，组织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不同目标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而且目标的表述可能是含混不清的。组织目标发挥的可能不是认知功能或动机功能，而是一种象征功能，为组织成员的活动提供合法性的辩护。高校显然是一种开放系统，其目标具有多元的特征。从形式上看，大学的功能通常被表述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些似乎都是明确无疑的。然而，实际上这些都是笼统的、口号式的宣传用语，不具备可以操作的标准，很难以此作为具体行为的导向。对于企业、军队等类型的组织而言，含混的、不具有操作性的目标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然而，对于高校而言，目标的含糊、多元是常态的、合理的。

结构松散。在理性组织中，组织内部的要素是按照达成目标的要求设计的，各个组成部门之间既分工又联系，构成一个整体，既不能缺少某一部门，也不能存在多余的部门。然而，高校的组织结构却是相当松散的。高校的工作材料是专门化的知识，学科与专业是其构建组织结构遵循的逻辑，这决定了高校的组织结构是松散分裂的，在高校内部存在着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王国”。院系是基于学科或专业而建立的，专业知识的本质决定了不同院系之间很少有工作上的联系，每一个部门都有其存在与发展不证自明的合法性。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指出:“它们(高校)的机构部分具有不同寻常的首要性，它们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自由朝不同的组织方向发展，由各个领域推动前进。机构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影响是有限的。……大学和学院这些实体是如此多样和分裂，以致我们不能按照上述模式(理性组织)去理解它们。”②

深深受制于环境。所有组织都植根于一定的环境，但不同组织受外部环境制约的程度不同。组织维持自身生存的能力是不同的，如果组织能够在社会大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拥有丰富的权力、物质等资源，那么组织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就较弱，反之则易成为其他组织的附属。高校远离政治活动、物质生产的中心，总体上处于社会大系统的边缘位置，必须依赖政府及其他组织提供的资源才能生存。因此，高校的发展尽管要遵循知识发展的逻辑，但高校的自主权往往沦为一种理想，高校的管理也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特别是政府部门)的影响。

由高校的组织特征可知，高校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应是民主管理。民主是一种普世的政治理念及制度，民主管理的要义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体现多数人的意愿，它具有一套能够表达多数人诉求的制度和程序。与其他的管理模式相比，民主管理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广泛的群众性、一定的约束力和权威性，以及一定的独立性上。③作为学术组织，高校的民主管理有自身特定的指称。有学者认为，高校民主管理主要由教职工自己当家做主、管理活动原则的民主化、学校管理过程机制的民主化等三个要素组成。④具体地说，高校民主管理的关键内核包括:管理主体是全体师生员工，而不仅仅是少数管理者;管理的对象是学校的公共事务，特别是关涉所有成员利益的重大决策，而不仅仅是学术事务;管理的目的是确保高校的健康发展及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受损害。

民主管理应成为高校最普遍的管理方式，这是由高校的组织特征决定的。从组织的人员构成看，高校的参与者庞大、复杂，利益群体多样化。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高校不能过分依赖刚性的行政管理方式，而应该强调民主管理，让管理工作充满人文关怀，重视柔性管理的价值，使管理在公开透明的协商过程中达到动态的平衡。这样，才能保证人员构成复杂的高校能够有效率地运行。从组织的目标看，高校目标的多元决定了民主管理对高校是适切的。多重目标需要由不同的群体去完成，含混不清的目标需要实际承担者在工作中适时把握，动态变化的目标也需要实施者在具体工作环境中合理地阐释并付诸实施。因此，高校的管理应给予一线教师与学生充足的决策空间，赋予必要的权力与资源，让他们在面对实际工作时能够自主地做出合理的决策与行动。

从组织结构看，高校是结构松散的组织，其中每一个部门的存在都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具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只有该部门的内部人才能真正理解其工作的性质，体会到工作的价值。因此，院系等基层单位必须拥有必要的管理权限，对于本部门的事务拥有决策权。在校级层面上，凡与教职员工关系紧密的重大事务，以及涉及学生培养的事务，均应广泛听取各个院系、各职能部门的意见，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从组织的环境看，高校能否实行民主管理，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的意愿。高校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内部要实行民主管理，还需要外部环境提供合适的条件。在我国，政府是高校主要的经费提供者，它也决定了高校对社会政治事务以及其他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可以说，高校能否实行民主管理，政府的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

民主管理是高校高质量办学的必然选择。然而，当前我国高校的管理距离民主的要求尚远，制约我国高校民主管理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行政权力泛化。权力是左右组织运作与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作为组织，高校必然需要有保证日常运作的行政系统，行政权力不可或缺。同时，高校又是学术组织，教师、学生是完成组织使命的基本力量。因而，学术权力在高校中不仅具有天然合法性，而且理应是组织中起决定作用的权力。然而，在目前的高校管理中行政权力强大，几乎垄断了高校事务中各个方面的权力与资源，成为支配高校运转的主要权力，行政人员成为支配高校的核心群体。行政权力在本质上与民主治校有相悖之处，行政权力泛化是阻碍高校民主最为明显的因素。

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权力与利益天然地存在着密切联系。霍布斯认为，“权力是一个人为取得未来具体利益的现有手段。”⑤高校结构松散，众多参与者有着不一样的利益诉求。在我国高校中，行政权力的强势造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与民主管理则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如果实行民主管理，让权力的运行得到规范，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势必受损。因此，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必然会竭力阻挠高校民主管理改革的进程。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从命令式管理中获益的不仅仅是高校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政府也是获益者。这就意味着高校民主管理的改革缺少系统的顶层设计，缺少来自上层的改革动力。另外，教师、学生等在高校中无法形成利益关联的亚组织，不能通过自己的机构去表达利益诉求，导致高校管理的民主化改革缺少底层组织性的动力。

管理结构不健全。组织的结构决定着组织的实际功能，而管理结构则是组织结构的重要方面。我国高校普遍实行行政管理的方式，其最显著的标志是套用政府机关的行政级别，实行长官负责制，一级管一级。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的结构中，越处于上层的人员控制的权力与资源越多。每一个层级的管理者只对上级负责，下层管理人员、广大的被管理者无法监督上层管理者。这种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一元化，高校没有依据决策、执行、监督、咨询等不同职能的需要分设不同的管理机构，同一套管理机关、同一群管理人员往往既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而咨询和对政策的评估活动则几乎没有。更有甚者，即使在一些学术管理机构，比如学术委员会等，管理人员也会千方百计渗透进去。一些管理者运用手中的权力制订有利于己的规则，以便得到教授、副教授等学术职称，然后反过来进入学术管理机构，进一步攫取权力与利益，普通教师几乎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要求。因此，我国高校的这种管理结构不符合民主管理的要求。

官本位的管理文化。强大的行政权力、集权式的管理结构，必然滋生官本位的管理文化。在我国高校的管理中，高层管理者通常能够决定下属的前途与利益。高校的各种行政职务一般是由书记、校长任命的，这就使得各个层级的管理人员在执行领导指令时唯命是从。由于不需要对被管理者负责，各级管理人员不可能真正具备服务理念，普通教职员工只能是被管理者。这也使得各种行政领导职位极具“魅力”，不仅管理人员趋之若鹜，教学科研人员也心向往之。官本位催生了我国高校一种独特的“二位一体”现象:领导即学术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即领导。浓厚的官本位管理文化不仅强化了行政权力和集权式的管理结构，而且固化了既得利益集团，使朝向民主化的高校管理改革遭遇到强大、持久的阻力。

外部环境的干扰。高校由于占有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少，维持自身运行的能力弱，因此对外部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等依存度高，易受外部环境的强力制约。我国的高校特别受到政治系统的制约，高校事实上成为政府的附属部门。高校的管理照搬了政府集权化、科层式的管理模式，办学自主权难以落实。政府对高校的经费进行直接控制，高校招生名额由政府相关部门确定，招生考试交由政府组织高考，科研、学科发展等要符合政府的需要，校长、书记等由政府任命，等等。许多本应由高校自主决定的事务却被政府包办，高校没有决策权，更遑论民主决策了。另外，高校内部的管理也会模仿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方式，比如，高校的院长、处长等中层领导的产生方式也是任命，而不是选举。高校的民主管理需要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这个前提，而从现实状况看，高校还不具备这一外部条件，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很难从外部环境中汲取民主管理所必需的驱动力。

尽管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但我们仍然要为推进高校的民主管理而努力，因为民主管理既是高等教育的方向，更是一种国际大趋势。由于完全符合全体教职员工的根本利益，回应了他们的各种诉求，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推动民主管理进程的行列中。（本文作者：赵阳 单位：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