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教育人力资本收益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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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本文的主题

近年来,高职教育异军突起,作为高校招生第五批次,从1998年至2003年,全国高职招生数从43万人增至200万人,在校生数从117万人增至480万人,分别占全国2003年高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52.3%和42.3%1。多数人认为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高校扩招政策。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对于个人来说,接受教育既是消费行为也是投资行为,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接受教育是最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之一。既然是投资行为,个人选择高职教育就要考虑成本和收益问题,我国高职院校由于缺少财政支持而收费高昂,同时高职教育在我国是新生事物,其社会认可度不高,毕业生就业前景也不明朗2。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高中毕业生不直接进入劳动市场而选择接受高职教育呢?可见,政策原因并不能解释近年来高职教育快速发展的全部原因,本文章将从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角度来对近年来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二)文献综述

教育的现代经济学解释始于雅各布•明赛尔(1957),发展于西奥多•舒尔茨(1959、1960、1961)、加里•贝克尔(1962、1964),他们发展并代表了现代经济学关于教育的主流观点之一3,即人力资本观点,认为教育能提高一个的人力资本,因此教育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国内最早关于教育经济功能的理论探讨始于厉以宁(1984),他在《教育经济学》一书中首次强调智力投资的生产性问题,提出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范先佐(1999)则指出教育能改善人口质量和结构,因而教育对经济的增长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作用。熊春文(2000)则很有新意的强调教育的制度功能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实证研究始于赵人伟教授和基斯•格里芬1994年的合作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就业时间不变的前提下,1988年国内每增加一年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为3.8%。王伯庆和恩斯特•斯君多弗(1995)则认为1992年我国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分别为1.8%和3.0%,李雪松和詹姆斯•赫克曼(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2000年我国6省区大学教育的私人回报率为11%。曲桢森(1999)和靳希斌(1999)将研究重点放在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上,他们认为1952年至1978年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20.7%和20.9%,林容日(2000)认为1982年至1995年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6%。

综上,国内关于教育经济功能的研究主要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国内学者们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其研究结论无论是对于政府及教育部门还是对于私人都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意义,同时他们的结论均从不同侧面支持了人力资本理论。但正如前文所述,高职教育是新生事物,因此国内关于高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还少有涉及,本文将把高职教育纳入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高职教育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以期解释近年来高职教育快速发展的原因,同时为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的理性决策提供决策参考。

二、高职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分析

(一)人力资本模型

从个人角度来看,接受高职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因而可以纳入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那么什么是人力资本呢?现代经济学家中第一个明确界定人力资本是的舒尔茨,他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入的一种资本4。而为了方便计量,经济学们家把人力资本定义为一个人未来劳动收入的现值5,并发展出一套人力资本模型进行分析。

(二)我国实际情况分析

上述仅仅是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模型,下面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我国高中毕业生的正常年龄是19岁,如果毕业后直接进入劳动市场,则他将在19至60岁时产生现金流入(假定正常退休年龄为60岁),如果毕业后选择接受高职教育,则他将在19至21岁时支付高职教育的成本,22岁至60岁产生现金流入。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再作如下假设:①受过高职教育者年薪30000元,未受高职教育的人年薪20000元8。②接受高职教育每年直接成本6000元(考虑到全国平均水平),由第一假设可知接受高职教育每年间接成本为20000元。③上述现金流在退休前均保持不变。④贴现率(长期收益率)为3%9。

(三)扩展分析

更进一步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上述模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该模型的成立需要诸多假定条件,因而其对于现实的解释力还要打一些折扣;二是该模型只能考察到个人接受高职教育的货币化成本与收益,而事实上个人接受高职教育时还会产生诸多的非货币化成本与收益。具体来讲,接受高职教育的成本当中还包括被教育经济学家称为心理成本的东西,因为并非每个人都喜欢学习。而私人收益中也还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非货币福利得到增加(如公款消费、外出考察),二是工作条件与环境得到改善,三是选择更好的消费、健康与闲暇质量的能力得到提升,四是产生隔代效应,即子女因父母教育水平更高而得到更好的照顾和发展。当然,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也存在着外部性。从成本的角度来看,社会不但要直接给高职学院提供补贴,还要承担机会成本,即如果不办高职教育则用于高职教育的全部社会资源可用来进行其他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从社会收益来看,高职教育的规模扩大和质量提高将会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降低失业率和犯罪率,改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运行效率。一般认为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社会收益率,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当然也不会例外。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前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笔者认为,当前高中毕业生在面对直接进入劳动市场或是接受高职教育的选择时,理性的选择是接受高职教育,因为这种选择能从很大程度上提升私人的人力资本。前几年的宏观经济不景气促使投资高职教育的净收益上升,使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选择高职教育的激励增大,这是出现“高职热”的经济动因。同时,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到二点对于当前高职教育发展很有意义的启示:

一是个人接受高职教育的成本越低,其人力资本净收益就越大,因而其接受高职教育的激励也就越大。但我国目前恰恰是高职院校的收费要高于普通高校,这将构成高职教育的发展构成巨大障碍。最好的做法是一方面政府加大对高职院校的财政支持以降低高职教育的收费水平,另一方面由政府或其他社会机构出面为学生贷款提供担保和贴息,以降低贷款人风险从而增加其放贷的激励和降低学生的成本。

二是人们是否接受高职教育还取决于劳动市场的配置效率,劳动市场越是有效,接受高职教育的人和不接受高职教育的人的收入差别就越明显,因而个人接受高职教育的激励就越大。可见,高职教育的发展受到外部社会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影响,因此发展高职教育并不仅仅是教育系统本身的事,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