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艺术与海派旗袍的跨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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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诞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海派旗袍，拖着“西风东渐”的沉重影子。随着国与国之间软实力较量的加强，海派旗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急需加深“中国化”符号，中国当代绘画艺术与海派旗袍的跨界融合成为可能。本文试从中国当代绘画艺术与海派旗袍之间存在的联系中探究其跨界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关键词：海派旗袍；中国当代绘画艺术；跨界

近年来，“跨界”形式的艺术活动和作品不胜枚举，艺术不再局限于专属门类与领域的狭隘发展，打破桎梏，重建了艺术间、甚至是非艺术门类之间交叉共生的联系，“跨界（crossover）”成为了众所周知之词。谈及“跨界”，肇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汽车领域，进而风行于世界各个行业。中国当代绘画艺术与海派旗袍的跨界融合是发生于艺术内部的门类跨界，二者存在的联系引发其跨界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是本文探究的重点。因为篇幅有限，本文将“中国当代绘画艺术”狭义定义为中国当代并驾齐驱的两个画种——水墨画和油画。

一、中国当代绘画艺术与海派旗袍的联系探究

（一）以中华文化为积淀，具有一脉相承的特色

商朝时期布帛上的彩绘和木制品上的漆画正式开启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大门，秦汉时期的壁画、北宋时期的文人画、明清时期林立的画派...无不印证着中国绘画遵循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脉络。建国初期，因不断受到西方艺术思潮的冲击，中国传统绘画模式一度处于低迷状态，直至80年代，“星星美展”和“伤痕美术”等一系列公开展览，打开了中国当代绘画艺术的新篇章。中国当代绘画艺术在齐白石、黄宾虹等老一辈绘画大师的坚持下，汲取着中西方文化的精华，一脉相承着悠远灿烂的民族文化。海派旗袍成型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与清代的旗女之袍有着纯正的嫡系血缘关系，看似只有百年的历史，但仔细探究便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衣裳文化中窥得旗袍的影子。有人认为旗袍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也有人将旗袍的源头追溯至西周时期的麻布窄形筒装，深衣、麻布窄形筒装与旗袍虽在形制上颇有差异，但从中国传统审美文化角度分析，初期的旗袍宽大直身，正符合中国传统理性服饰美的观念，贴合道家的含蓄美哲学，与前二者的服饰理念同符合契。中国历史上辽、金、元及清朝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多元的文化碰撞使汉族与少数民族服装互有表里相依之处。因此，在包罗万象的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海派旗袍的源头虽不能指明，但其所携带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毋庸置疑的。

（二）均为“中西对话”的产物

在战火连天的近代，洋枪大炮带来了新鲜的西式物件，中国油画便在此刻真正发端。早期的中国油画必然是处于学习模仿的层面，最开始由在华的欧洲传教士传授绘画技法，以及一些中国文人传授出国游历的所得知识。自赴美学画的李铁夫开始，出国学画的人逐渐增多，留洋归来的学画者将西洋的绘画技法带入中国，从而促进了中国油画的蓬勃发展。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背景之下，真正提出了“油画民族化”的口号，在西洋绘画技法的基础上，油画不断融入中国元素，成为“中西对话”的产物。而在油画传入中国后自在发展的同时，中国本土的水墨画受到接连的沉重打击，“”领袖康有为以权威口吻对国画提出“矫正”意见以呼应西画、“新文化运动”发起者陈独秀倡导学习西画的写实主义精神、林风眠主张“调和中西艺术”等变革观点改变了中国画唯我独尊的局面。中国画的艺术语言融合西画的色彩、构图与光影，形成了当代的中国画模式，这一改变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对世界艺术发展趋势做出了及时的回应。海派旗袍对于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更是显而易见的。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深受西方服饰文明的冲击，中国的服饰文化也开始逐渐偏离传统轨迹。海派旗袍萌生于1925年女学生群体，是旗袍马甲与文明新装倒大袖的结合式样，以“倒大袖”、宽大平直、平面剪裁的保守特点为典型。到了三四十年代的黄金时期，海派旗袍融合流行的西式女装廓形，在领型、袖型等细节上加入了西式处理，繁琐的装饰也趋于简洁，衣身和开衩的长度也随着西方服装流行的演变不断变化，老舍先生的剧作《茶馆》中对海派旗袍“越改越‘凉’”的描述，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当时海派旗袍的袍身长度与开衩高度的变化。同时，旗袍配伍也开始与西式的外套、丝袜、高跟鞋等流行元素搭配，西式的垫肩、拉链、装袖、省道的运用也逐步丰富了海派旗袍的制作工艺，人们开始重视女性的自然之美。作为“中西对话”的又一产物，海派旗袍在百余年间，在保留中国风韵的同时，借鉴西式服装的造型与工艺，融合西式的审美观念，成为了中国服饰的经典代表。海派旗袍与中国当代绘画艺术在中国的文化大背景下孕育而生，历经近代百年的浩荡，共同肩负着振兴中华软实力的重担。结合当下时兴的“跨界”合作形式，海派旗袍与中国当代绘画艺术的融合有着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中国当代绘画艺术与海派旗袍跨界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中国当代绘画艺术与海派旗袍跨界融合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教育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艺术修养的培养倍加重视，对艺术品的需求也不断攀升，艺术品市场呈现大众化趋势。艺术家想要提高自身作品的竞争力，必然要扩大作品的知名度，而扩大知名度的有力方式，即是增加作品与消费者接触的机会。因此，艺术家们积极参与各大画展、杂志刊登、开办个展或联展、参与拍卖会等方式去增加作品的曝光度，而中国当代绘画艺术与海派旗袍的跨界融合，亦是一种有利的对话方式，无疑是两方市场互利选择的结果。绘画艺术借助海派旗袍走出传统的美术馆，走向秀场或街头，赢得更多消费者的关注，从而提升艺术家或艺术作品的市场竞争力。在海派旗袍的设计中，图案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设计环节，是设计情感的集中表达。中国的服饰传统自商周始便有吉祥图案之说，到了明清时期“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一观念更是深入人心。吉祥图案在中国传统服饰上的运用是人们对人生美好愿景的祈盼，但繁杂的图案拼凑以讨“多福多寿”、“年年有余”等一系列祈福口彩，令图案失去了自身的审美意境。民国后期，海派旗袍受到欧美装饰艺术的影响，条纹、格子、圆点及抽象纹样大行其道，成为了当时女人们最钟情的图案样式。自50年代后，海派旗袍在大陆地区销声匿迹，80年代才逐渐在大陆复兴，经过近四十年的唤醒，当今旗袍市场上存在着诸多图案的设计问题，如老式传统的图案与现代人审美存在的巨大差异、牵强刻意的图案拼凑造成旗袍形似有余而神似不足的局面、图案工艺良莠不齐导致旗袍质量波动大等现状，长此以往必将挫伤海派旗袍发展的生命力。对于海派旗袍来说，作为中国特色的代表服饰之一，与中国当代绘画艺术的结合，一方面有助于加深中国特色文化的内涵，将美好寓意融入中国当代绘画艺术作品当中，结合海派旗袍的展现方式，遵循了中国传统服饰图案的审美观念。另一方面，当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服装遮体避寒的基础性能，急需服装所给予的个性审美与精神品质的追求，将中国当代绘画艺术融入海派旗袍的设计当中，是有效丰富海派旗袍艺术审美的有力手段。

（二）中国当代绘画艺术与海派旗袍跨界融合的可行性

将绘画作品直接运用到服装设计中，是一种典型的拿来主义做法，在服装圈已不是标新立异的新鲜事。此外，服装的存在形式和传播样式与绘画相仿，均属于视觉艺术的门类，不存在硬性的沟通障碍。例如约翰•加利亚诺（JohnGalliano）在2007年的DIOR春夏高定系列中，将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图》直接搬到了服装上，设计鬼才McQueen在2009年将版画大师埃舍尔（M.C.Escher）的绘画作品贯穿于整个设计系列之中……可见，把“名画”穿上身的案例已数不胜数，“拿来主义”的运用手法并没有引发外界的鄙夷之声，相反，这一形式让服装成为了传播艺术文化的又一载体，也为服装融入了更多的艺术气息。将中国当代绘画艺术作品植入海派旗袍设计当中，也早已有先例可循。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在1949年为女儿张心瑞绘制的“菡萏真丝旗袍”以210万元的高价于2016年拍出，足见绘画作品与旗袍结合所产生的市场效应。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印染技术的发展，为设计师实现自己的想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运用数码印花或是印绣结合等方式，能够将绘画艺术作品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服装与艺术不是孤立存在的，二者互有区别又交叉共生。海派旗袍不仅是中国代表服饰之一，也是当代的艺术瑰宝，与中国当代绘画艺术的结合，是强强联合的跨界形式，更容易引起消费者对于中国文化与时尚潮流的共鸣。通过展现二者结合的独特魅力，更能引领人们对中国服饰与中国艺术的探索与关注。

参考文献：

[1]包铭新.中国旗袍[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2]袁仄，胡月.百年衣裳[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3]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蔡凌霄 徐慧文 单位: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