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镇小微企业环境治理模式绩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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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强农村环境问题的综合治理是乡村绿色发展的关键，而作为乡村环境污染主要源头的村镇小微企业采用何种环境治理模式则成了重要的制度安排。本文基于类型化的视角，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探讨不同环境治理模式下各村镇小微企业在社会绩效、财务绩效、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四个方面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该研究结论对目前国情下村镇小微企业选择合适的环境治理模式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小微企业；环境治理模式；财务绩效；环境绩效

自党的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如何根本解决“三农”问题一直广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乡村环境治理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生态宜居所必须要攻克的一环（杨腾飞，2019）。作为乡村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村镇小微企业在乡村环境治理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如何制定并实施适合的环境治理模式，成了村镇小微企业管理者的一大难题。根据小微企业的经营特点，基于类型化的视角，借鉴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市场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中心主义理论，我国目前存在“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自治-协商”型三种不同的环境治理模式以及从发展趋势的角度构建而来的“整合-优化”型环境治理模式（张锋，2018）。研究不同环境治理模式下各小微企业的绩效，有利于分析判断出目前国情下最适合我国村镇小微企业的环境治理模式，响应乡村振兴战略，根治乡村环境治理问题。

一、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每种环境治理模式都有其产生和运用的范围及优劣缺陷。命令-控制型是最早产生的治理模式，依据是盛行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环境治理国家干预主义，是我国目前主导的环境规制手段，该模式十分强调国家权力的主导性作用，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等方式规制环境企业以达成环境治理的目的；但命令-控制型规制政策可能会导致政策失效，对环境改善没有显著作用，以市场为基础的管制和财政补贴方式却可以有效促进环境改善和效率提高（熊波、杨碧云，2019）。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忽视经济规律无法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通过对沿江城市环境治理体质的研究，提出经济-激励政策工具能更好的平衡沿江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保证经济与环保均不受影响（李佳维，2017）。在行政干预对农村环境管理效用微弱,而市场机制在农村环境管理中又相对缺乏的情境下，一种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社会参与共同构建的“四位一体”农村环境自治模式能够更加有效的解决农村环境治理问题（陈叶兰，2011）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向于“整合—优化”型环境治理模式，该模式因其主体多元化、结构网络化、过程互动化、方式协调化的优点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企业认可并且使用（庄穆等，2009）村镇小微企业所归属的主导型环境治理模式直接影响治理的绩效。根据已有的研究和村镇小微企业的特征，村镇小微企业环境治理模式的绩效包括社会绩效、财务绩效、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四个维度。社会绩效，包括商业道德、劳动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公益四类指标，以此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观、社会响应观和社会价值观（张晓宇，2019）。财务绩效从销售收入、经济增加值、净利润指标和现金流量指标几个方面来考核（曹飞云，2010）。经营绩效由领导与战略、员工及创新、组织与流程和顾客与市场四个方面组成（涂思媛，2018）。环境绩效把财务和非财务相结合，将指标划分为排放物、环保设施、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资源利用五个部分（李晶鑫，2019）。

二、研究过程

（一）问卷和样本。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调查样本企业的基本情况，在问题设置上充分考虑了规模、行业、产权性质、经营时长等因素。第二部分为小微企业各项绩效情况的调查，根据社会绩效、财务绩效、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四个维度的指标所能反映出的具体经营情况设置问题，探究乡镇小微企业经营者的同意程度，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将问题的同意程度分为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五个等级。

（二）问卷发放和数据收集。问卷发放首先由专家对问卷问题进行检验并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发放给一部分当地的村镇小微企业经营者进行预填，根据预填的问题对问卷进行再次修改，最后通过问卷星平台正式发放给湖南省和安徽省的村镇小微企业。本次问卷调查共收到157份提交问卷，在剔除明显乱填、选项全部雷同和超过预期问卷回收时间的问卷后，保留有效问卷100份，有效率达到63.69%。问卷结果显示，企业成立时间5年以上的占66.7%，且问卷填答人为小微企业的经营者，其大多同时也是企业的所有者，可以判断问卷填答人对企业的各项绩效情况有足够的了解，保证了问卷填写质量。

三、不同治理模式的绩效及分析

（一）社会绩效表现。表1报告了不同环境治理模式下小微企业的社会和财务绩效情况。从表1中可以看出：（1）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模式，通过政治手段强化小微企业违法后果，小微企业社会绩效的各项指标情况都比较良好，商业道德水平很高，在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和人力资源管控上也有着不错的表现。由此可见，环境治理不仅能增加工作岗位，也有利于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2）在经济-激励型环境治理模式下，社会绩效的各项指标数值相比就差了许多，可能是相关政策和法律不能被小微企业经营者很好的理解并且在企业经营上表现出来，造成小微企业无法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3）在自治-协商型环境治理模式下，各项指标数值都是最高的，说明在政府只采取环境信息的披露、自愿环境协议、环境标志与环境管理体系、技术条约、环境网络这些手段时，能够形成以企业自我规制为核心的环境治理行动，对社会绩效的提高有着显著作用。（4）在整合-优化型模式下，小微企业的商业道德指标能够继续得到保持，人员的素质培养也相对提高，参与社会公益仍然是小微企业社会绩效的重要表现之一。注:（1）表中第3至第6列数据为以5分制计算（非常同意=5，同意=4，不确定=3，不同意=2，非常不同意=1）所得到的平均值，分值越大代表对该模式下企业绩效情况越认同，反之亦然。（2）表中P值表示组间差异的显著性水平，P<0.05表示判断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可靠性达95%以上，P<0.01则表示可靠性达99%以上，以下同。

（二）财务绩效表现。在财务绩效方面，表1显示：（1）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模式的小微企业发展能力、盈利能力和管理能力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营运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发展相对较弱。由此可见，在强调政府的管控与命令的背景下，小微企业的环境治理还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面，其财务效果并不明显。（2）在经济-激励型环境治理模式下，营运能力指标最高，却也达不到较为理想的数值，其他四项能力的发展水平则更为堪忧。这说明政府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来激励小微企业遵守环境法律法规，引导小微企业的生产决策行为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环境治理与企业成长的冲突更为突出。（3）在自治-协商型环境治理模式下，营运能力与管理能力的发展态势十分良好，同时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数值水平也相比不弱；企业经营者对于各项指标的认可程度普遍较高，环境治理对企业成长的反哺初显。（4）从财务绩效的表现看，整合-优化型环境治理模式的各项财务绩效指标数值，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管理能力以及盈利能力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而创新能力的发展空间明显要低许多。

（三）经营绩效表现。企业经营者对经营绩效各项绩效指标情况同意程度如表2所示。（1）在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模式下，企业经营者对于市场利益十分看重，战略制定也偏向于客户的发展和挽留，其他指标的权重就要低许多。由此可见，在政府的政治强压下，小微企业在经营战略的制定上尤为注重“顾客与市场”指标，在环境违法的违法成本和法律责任提高的同时，小微企业对市场利益变得更加渴求，试图通过以盈补亏的方式维持企业的经营绩效。（2）在经济-激励型环境治理模式下，小微企业在经营战略的制定上没有了偏重，对于各项经营绩效指标都一视同仁，使其保持着较为相似的数值，可能的原因是小微企业的经营者不能很好的适应政府调节下市场的变化，而使得经营绩效大打折扣。（3）在自治-协商型环境治理模式下，经营绩效四项指标的数值也是较为均衡的，小微企业的经营绩效总体情况良好，说明企业自我规制型的环境治理模式对小微企业的经营战略制定有着较强的指导作用，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经济效益。（4）整合-优化型环境治理模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小微企业也因此注重于顾客与市场的发展，通过市场关系网络谋得更多利益的同时，推动战略的调整、企业的创新和组织流程的优化，以“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将企业整体经营绩效维持在较高的水准。

（四）环境绩效表现。环境绩效是环境治理的直接表现，小微企业经营者对环境绩效各项绩效指标同意程度如表2所示。（1）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模式对环保设施、环境治理和资源利用三个指标的影响最为显著，可见政府强制手段能够驱使小微企业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将环境治理工作做得较好，但排放物与环境保护的指标数值相对较小，说明还没有达到政府预期的程度。（2）在经济-激励型环境治理模式下，环境治理和资源利用两个指标数值是最高的，但相对来说却又是四种模式内最低的，同比来说，该模式下排放物指标是最高的，表明小微企业难以达到政府所要求的奖励标准。（3）在自治-协商型环境治理模式下，环境治理与资源利用两个指标数值同样是最高的。可见，政企合作中小微企业能够在保证企业获得良好发展的同时，保证环境治理相关工作的进行以迎合政府的监管，不过由排放物指标数值可以看出，小微企业经营者的在权衡环境保护和企业利益时更加趋向于企业利益。（4）在整合-优化型环境治理模式下，对于环保设施的采购和应用显得更加重视，不过这种模式下的掩盖情况比自治-协商型环境治理模式更为严重，值得引起政府监管部门的重视。四、研究结论和局限性本文基于类型化的视角，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对村镇小微企业的经营者关于不同环境治理模式下企业绩效的认知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目前国情下，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模式已经难以发挥很好的作用，而政府的经济激励手段还有待改进，以便使小微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政府的规划达成对接。相对而言，自治-协商型环境治理模式最能实现环境治理与小微企业发展兼顾的目标，而较次一些的整合-优化型环境治理模式还需要在时代的发展下不断改进和调整，才能更有利于引导村镇小微企业的环境行为。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问卷调查的样本企业为湖南省和安徽省两地的村镇小微企业，其调查结果不能完全代表全国村镇小微企业的情况；二是本次研究所得到的有效问卷数量较少，加上由于问卷调查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杨腾飞.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村环境治理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19(15),172-174.

[2]张锋.环境治理:理论变迁、制度比较与发展趋势[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6),101-108.

[3]熊波,杨碧云.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改善了中国城市环境质量吗?——来自“两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2019(3),63-74.

[4]李佳维.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在我国沿江城市环境治理中的运用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7,1-125.

[5]庄穆,张涛,曾正滋.“两高型”企业环境治理的两种模式比较[J].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2),33-35.

作者：李英豪 李广昊 张宇涵 黄东梅 单位：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