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语言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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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欧美兴起的新的语言学科,一方面从人的认知(即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角度观察和研究语言,另一方面通过观察语言现象,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分析语言的认知取向,从语言的各个层面探讨认知与语言的关系及其性质,说明语言是认知发展的产物。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给翻译研究带来很大的启示。学术界普遍认为,可以将翻译活动视为现实体验的认知主体将一种语言映射转述成另一种语言的认知活动,翻译活动具有体验性、互动性、一定的创造性、语篇性、和谐性和“两个世界”的特点。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关于体验的普遍性观点解释了翻译的“可译性”,认知源于体验的观点则指出了创造性翻译的适度性问题。可见,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研究具有较大的解释力(王寅2005:15-19)。本文拟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知识探讨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抉择问题。

二、认知语言学、翻译研究与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翻译界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问题,翻译主体性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翻译主体性研究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主体性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译者主体性研究。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关于译者主体性的讨论中,通常采用的方式是通过预设、演绎、推理等方法,将一些理性和超验的概念加在想象的理想译者之上,并常常将源自于译者内心世界的翻译经验推到与理论相对立的地位。作为当前翻译研究主导范式的文化学派,过多关注译者主体性的历史社会文化意义,过度强调对译者主体性的理性论述,而忽视了对译者主体性的具体剖析。文化学派强调译者主体性的普遍性,而忽视译者主体性的个体性,译者主体被当作译语文化中的一个抽象符号,受权力、意识形态等外在因素影响解读和支配。翻译研究的功能学派、目的论派、文化学派、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甚至解构主义等研究方法在强调译者不可替代的作用和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后,绕开翻译的本体研究和译者的个体研究,把译者作为一个群体形象置入跨文化语境中进行描写性研究,译者本人的情感、认知、前结构知识等因素被淹没在目的、规范、译语文化等概念中。这些研究把译者的认知能力归结为超验的理性能力,认为翻译只是一个分析、推理的过程,忽视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认知主体作用。传统的翻译理论把翻译看作是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之间进行形式转换的过程。但随着近二、三十年翻译学及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翻译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活动,更是一个交际过程,该过程离不开译者这一因素。在1990年出版的《话语与译者》一书中,Hatim和Mason就把翻译活动视为在某种社会语境中进行的交际过程,译者站在这个动态的交际过程的中央,在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充当协调者的角色,充分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同时,随着认知科学的不断发展和传统翻译理论局限性的逐步暴露,人们开始意识到深入探讨译者进行翻译活动时的认知心理过程十分重要。辜正坤在《译学大词典》的序文中提到:“翻译活动就是一种使人类不仅和自己的同类也和整个世界沟通的时时刻刻都存在着的理解行为,是一种物质世界中运动着的物质之间的必不可少的相互反应、沟通、认知与理解的行为。”可见,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新发展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认知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认知活动,它以认知为出发点,研究语言的形式、意义、规律与特点,这是基于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和对世界进行感知的概念化所进行的研究。语言的产生是对世界认知的结果,语言是人的主观认知与客观世界互动的产物。语言的运用和理解的过程也是认知处理过程。这个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如何使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概念化,这涉及认知的基本范畴与认知图式、意象与隐喻认知模式;其次,语言使用和理解认知过程,也就是人如何运用语言结构实现其交际的功能。由此可见,人是语言的运用、理解过程中的认知主体。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冯庆华2002:3)。从表面上看,翻译只是一种语码转换活动。然而,语言和思维有密切联系,两个民族语言的翻译活动实际上是人的思维活动,“翻译的过程也是思维活动的过程”(阎德胜1992)。因此,只研究语言而不探讨思维不能诠释翻译的本质,无论是词语的恰当处理还是句段的合理翻译,乃至整个篇章的有机联系,都是与思维浑然一体的。然而,语言同客观世界并不直接一一对应,而是以人的认知作为中介,其认知过程大体是:客观世界—认知加工—概念范畴—语言符号(蔡晖2006)。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从头至尾都是积极参与者,对一篇合格译文的产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既然人的主观认知在语言的产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译者在对两种语言进行转换的翻译活动中便可以充分利用其认知主体地位对源语文本进行创造性的解读,进而用目的语表达。由此可见,认知语言学对于认识翻译研究中的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对译者主体性地位的提高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译者主体性与创造性叛逆及其限度

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与创造性叛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长期以来,在中国翻译界,“忠实”被视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在理论上就出现了“信、达、雅”、“等值”、“化境”等概念。这些概念从本质上说都是将原文看作“绝对标准”,以是否忠实于原文作为评判准则,而忽略了译者客观存在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一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所以,“翻译者即叛逆者”。“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RobertEscarpit(1961)在《文学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指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RobertEscarpit1988:137)显而易见,他的这一命题限于语言环境和语言外壳转换层面。中国引进“创造性叛逆”概念的第一人谢天振从比较文学研究角度对此加以丰富和深化,提出了文化交流中一些有关于译者主体的创造性叛逆的问题。他认为,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和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谢天振1999:140)由此可见,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以及叛逆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都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驱使下完成的创造性翻译行为,是通过积极发挥和运用主观能动性,对原作在文字、结构、内容及美学效果等层面进行的阐释和建构,主要表现为有意识的误译、编译、改编等(费小平2002)。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现实和语言之间存在“认知”层面,即:“现实-认知-语言”。从语言形成方向来说,人们基于对客观外界的互动式体验,对客观现实进行认知加工形成语言,现实先于认知,认知先于语言,语言是现实与认知的产物,语言背后蕴藏着人类的认知规律和客观世界规律,难怪认知语言学家要提出语言的象似性问题(语言表达与现实/认知之间存在大量的理据性)。若从语言翻译角度来说,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包括作者、译者、读者)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在这一互动作用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是重叠的。相对于原文作者来说,他是读者;相对于译文读者来说,他又是译文的作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双重的角色,其主体地位不言而喻。在翻译过程中,在对原文中所勾画出的原作者想要描述或反映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的领悟以及他自己的客观世界经验的基础上,译者采用何种语言表达方式具有很大的创造性,常常表现出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创造性尤其体现在文学翻译中。文学语言以具体、形象作为手段,描绘事物的特征、本质、规律或抽象哲理,为人的思维提供一个有形、有色、有声的映象。文学翻译是二度创作,是一种在源语制约下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使译语尽可能地以最切近、最自然、最完整的方式再现源语语言意义的过程。当然,翻译是基于对原文语篇的体验和认知来理解原文意义的,是目标语的映射转述,译者应对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文本语码进行映射性转述,并适度地理解和再现原作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看,认知来源于实践,翻译是译者对原文语篇各种意义理解之后的创作。因此,翻译要求译者通过心智活动,认知、体会原作,但不能脱离原作的制约,译者应尽量保留源语语言文化特色,尽量符合目的语文化规范。创造性叛逆是在对原文和自己的前知识结构的体验与认知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不是译者的随心所欲。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性活动,其绝对忠实性原则难于实现,但这不表明我们可以抛弃忠实而追求不忠实。恰当运用创造性叛逆可以使译文增值,相反,对创造性叛逆限度把握不当,随意删减、改译或增加内容,会导致译文成为笑柄。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行为,力求“创而有度”,对“叛逆”和“创造”得当的地方应加以保留和发扬,对“叛逆”不当或“随意滥造”的应注意避免,加以改正。

四、译者主体性在实际翻译中的体现

(一)翻译选材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行为是基于体验之上的认知行为,语言认知以范畴化的形式来表现。语言认知不是一种超验的行为,而是在人们对于客观世界体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体验性、受环境制约和交互性(李弘,王寅2005)。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译者的翻译选材不可避免地体现了译者的认知取向,这种取向包括译者的美学倾向和翻译目的,其美学倾向和翻译目的不是超验的,而是建立在译者对客观世界长期体验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心理表征,即社会团体所共有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等因素,以及译者概念化或图式化了的知识结构状态———包括语言使用时涉及的情景知识(具体场合)、语言上下文知识(工作记忆)、背景知识(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认知因素影响下,译者肯定会有意识地选择符合自己认知取向的翻译材料进行翻译。因此,译者的美学认知决定了翻译选材。傅雷在《翻译漫谈》中说:“选材就如交友,有些文章不适合我,那就没有必要翻译;而有些在第一眼看到时就仿佛我的老朋友。”傅雷所言说明了译者和原作者相同或相似的品味和兴趣在翻译选材方面的重要性。而傅雷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他最喜欢巴尔扎克的作品。所以,一般而言,译者在文化氛围许可的情况下,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总是根据自己的行文风格、气质风度和美学倾向,尽可能地选择适合自己审美情趣的原作进行翻译。例如,郭沫若喜欢雪莱的浪漫抒情诗,徐志摩喜欢拜伦的诗,而梁实秋中意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且终身都在乐此不疲地为中国读者译介沙翁的剧作。同时,译者都会在自己所选择的作品中寻找自己的形象。著名诗人兼剧作家田汉一生都在从事创作和翻译活动。在所有的外国作家中,他最爱王尔德。他很难把自己和王尔德分开,他读完了所能找到的所有王尔德的书。有比较发现,田汉和王尔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聪明、有天赋,而且他们都有很崇高的理想,都有一种强烈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欲望;他们都属于浪漫主义诗人,对艺术有很广泛的认识;他们都对社会现实不满,因此都很沮丧、苦恼、饱受心灵折磨。因此,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交流,也是超越语言及文化、建立在译者美学思想基础上的情感和思想的碰撞。巴金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上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他将翻译提到与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只翻译自己喜欢的、能在心灵上引起共鸣的作品,以实现“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的目的。他高度重视翻译工作的创造性,除了注意保持原作的情调、韵味外,还力图体现自己的风格,而后者正是广大读者深深喜爱巴金译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翻译策略

翻译不仅涉及到词与词、句与句等这些语言单位之间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认知模式之间的转换。认知模式是语言单位转换的心理理据,也是基本的语言心理运作方式。认知模式,一般由源认知域和目的认知域组成,而两个认知域又分别由各自的认知价元(Valence)组成。由于认知模式的形成依赖于心理经验,不同语言的认知体系会因为各自民族不同的认知心理经验而有所差异。在实际翻译中,翻译策略的选择就是以两种语言的认知模式为依据的。例如:原文:Iwasratherliteraryincollege.译文: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喜欢舞文弄墨的。“literary”本为抽象的意义,如果根据英语语言内的认知经验来进行源域的附加,并不会出现“舞文弄墨”这样的存在于汉语使用者的经验范围之内的动作。所以这个附加句具有译入语使用者的认知特征。艾略特在《阿尔弗雷德•普鲁费洛克的情歌》的开头写道:“Theeveningisspreadoutagainsttheskylikeapatientetherizeduponatable.”(正当天空铺展着黄昏,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黄昏”与“病人”两者看似毫无关系,但通过对语言的认知和理解,便会发现“黄昏”是光明与黑暗的分界线,而“病人”则处于生与死的转折点。“病人”似如“黄昏”是比喻生与死的境界。作者通过超人的想象力塑造出的这种感性形象恰到好处地烘托了主题。译者凭借语言这一媒介,通过认知和体验以及对语言的理解,对自然作出了真实的写照,塑造了具有可感性的艺术形象,以反映客观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为读者营造了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场景,使读者在欣赏译文时像赏析原作一样有一种感动和美的享受。这是翻译创造性作用的结果。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一方面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文化心理等进行翻译;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必然制约着译者对原文的理解、阐释与认知。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创造性叛逆的同时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只能“创而有度”。

总之,认知语言学是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语言,特别注重认知与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是认知对世界经验进行组织的结果(赵艳芳2001:3)。翻译实质上也是一种语际转换的活动,翻译活动也就自然包含了译者对源语的认知动因的形成和认知模式的转化。因此,认知语言学为研究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认知因素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参照。尤其是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研究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叛逆提供了新的理据。本文不揣浅陋,抛砖引玉,期待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更多的认知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促进翻译活动中译者的认知心理过程的研究,使译者主体性研究走上更加科学健康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