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及展望经济变革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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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两千年的中国经济演进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以及私有企业一直在相互博弈，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逻辑中切换，在发展与稳定中循环。追溯并探究历史上中国的经济变革，找出中国经济在每个时期发展的特点，讨论其逻辑的独特性及演进的深层原因，有助于探索和实行有效率、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改革。

［关键词］经济变革;“四大制度”;计划经济;集体主义;改革开放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回顾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在高速发展中一直存在很多问题。同时，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似乎显得不太适用。因此，有必要追溯并探究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找出中国经济在每个时期发展的特点，讨论其逻辑的独特性及演进的深层原因。“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统一与分裂的话题上，东西方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在公元589年实现统一后，便再未长期分裂。欧洲进入中世纪并经历漫长的封建制后，便再未实现过统一。在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中，都蕴含了统一的逻辑，魏婓德认为，“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既然选择了统一，集权、独裁与专制便如影随形。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成为必然。支撑中央集权制度的根基在经济演变中逐渐趋于完善，它包含: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制度，如郡县制;思想的大一统，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精英阶层的管控，如实行科举制度;与中央集权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如国有企业。在两千年的中国经济演进过程中，一直存在四大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它们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以及私有企业。在发展与稳定的不断循环中，可以看到如下景象:国有企业垄断能源、资源行业，导致私有经济、地方政府衰退，进而国进民退，权贵资本横行，贫富差距加大，导致朝代更替，改朝换代后，百废待兴，中央政府只好放活民间，促进商业的发展，随后地方割据产生，中央政府处于弱势，“讨饭政治”现象发生，中央政府决定收权，将垄断行业收归中央所有，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中国历代经济发展有两大逻辑主线:一是市场经济，始于管仲变法;二是计划经济，始于商鞅变法。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在这两大逻辑中切换，在发展与稳定中循环。

1管仲变法与商鞅变法

管仲进行了“士农工商”的分业，推行重商主义，实行盐铁专营，创办国有企业，因而政府成为有盈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他鼓励消费，他的观念成为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在管仲的经济变革推动下，齐桓公成为霸主。商鞅变法是商鞅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所采取的国家管控。商鞅与管仲不同，他以农立国，限制商业的发展。控制粮食的买卖，把矿山国有化，对于工商业课以重税，并且取缔了货币。同时打破贵族制度，推行军爵制，军爵制在历史上与科举制并列，它为底层的晋升打开了一个通道。商鞅建立了郡县制，这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制度，它取代了旧的分封制。

2“四大制度”持续发展及最终形成

2.1汉武帝变法

汉武帝刘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上，实行了推恩令，使得诸侯封地不断缩减，强化了中央集权。在统一思想的问题上，遵循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自此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汉武帝在中央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积极推动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在税收改革上推行算缗令与告缗令，强收重税以改善中央财政赤字状况。变法使得汉朝成为第一个半亿人口的帝国，汉武帝也成为第一个建立完备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者。

2.2大唐盛世

在精英管控的问题上，大唐推行科举制度，世族势力自此衰弱。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制度上，李世民实行小政府治国的政策，富人出钱养官，地方出钱养兵，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安史之乱”暴发后，国有专营政策再次复辟。

2.3“四大制度”在宋朝的定型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确定了中央养兵的政策，解决了地方割据问题，“四大制度”就此定型。自此，中国经济形成了以下闭环逻辑:中央防止地方作乱—控制兵权—养兵—增加财政收入—壮大国有专营—民间经济收到挤压—权贵经济泛滥。

3明清时期四大基本制度的恶化

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制度来看，朱元璋废除相权、清朝设立军机处，标志着皇权彻底倾轧相权，中国成为高度专制的国家。在全民思想统一的问题上，“四书五经”“程朱理学”逐步钳制了民众的思想。在精英管制上，进一步巩固科举制的地位，并禁止言论、结社和出版，而且文字狱盛行。与中央集权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上，对外闭关锁国，对内男耕女织，推行特权经营。四大基本制度恶化导致的结果就是城市化率下降，社会结构扁平化，并逐渐形成了超稳定的结构，这符合中央集权的目标，社会在低效率状态下运转。在持续拒绝对外开放，并沉浸在天朝上国幻影中的中国，其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攻击下，终于被迫打开了大门。

4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变革

4.1新中国的成立

继从器物层面开始变革的洋务运动，到教育、银行、医疗等制度层面变革的，再到从精神思想层面变革的、共产主义，因而新中国成立了。

4.2新中国的改革

第一，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一次直接的中央集权的改革。作为一个长期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新中国资金积累匮乏，出口少，外汇十分有限，生产也很分散，导致资金很难集中发挥资本的效用。与此同时，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新中国必须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建设周期长，关键技术亟须进口，每个项目都具有对生产进行巨大投入的要求。因此，新中国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应对办法。一方面，政府进行垄断生产;另一方面，对生产要素的价格进行压低。在一系列政策推行之后，“四大制度”发生了如下变化:中央高度集权，地方毫无权利可言;社会精英被尽数迫害;全民思想高度集中在“思想”的学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旋律;自由商人被彻底消灭，形成了命令型的计划经济:经济权利高度集中在国家层面，消灭了商品、贸易关系。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发展，完全依赖国家投资，全面取缔私人资本，实现了最彻底的一次“国进民退”。限制按劳分配制度，推行平均主义，反对权威主义，取消专业分工，坚持自主封闭，反对国际贸易。第二，集体主义的回归。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主要进行了如下改革:分税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启动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以及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经过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同意地方土地的出让部分归地方政府所有。1998年，我国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内需的框架搭建基本完成。投资方面，国家积极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出口的发展，房地产的改革在拉动内需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金融银行体系的建设上，中央实行了“拨改贷，贷转股”的政策，原来由中央政府向国有企业划拨的款项，转为国有企业向金融银行体系进行借贷，继而再变革为由借贷转为国有企业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股票、筹措资金，以支持其自身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大难题，1995年其亏损达到了难以为持的程度，中央成立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抓大放小”，建设重点企业，“放弃”小型企业，导致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隐患。这一时期，产业结构从轻型化向重型化转型，房地产得到了松绑，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资本化，同时中央恢复了对经济强有力的控制权。第三，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按照两条路径发展。一是所谓的“边缘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私有企业以及深圳特区在这次“革命”中得到了深入的发展。“边缘革命”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在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同时，对公有制经济影响甚小，使其具备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二是所谓的经济发展的主线，即进行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公有制经济改革。

改革的重点在于努力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为此，发展出了“承包制”和“价格双轨制”。这次改革导致了如下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国成为亚洲发展最快的国家;民营经济得到了鼓励和发展，但是贫富差距依旧在拉大;放权让利导致政府赤字增加，中央又陷入“讨饭财政”的旋涡;民间生产力得到很大程度的解放，但是都来自“公有制经济”之外;弱中央、强地方，弱政府、强民间的现象再次发生，使得经济集权又成为必然。中国历代经济的历史告诉人们，在发展与稳定的循环中，中国经济一直在这个闭环中游动。能否走出这个闭环逻辑，进行有效率、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改革是历史向执政者提出的问题。其中一个思路是可以从国有企业改革入手，加快推动全面经济改革的发展进程。一是推动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发展，政府应当逐步减少在国有企业中的产权份额及占比，并鼓励民营资本等多种资本形式增加其股份投入，充分参与到股权结构多元化的改革之中，使得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真正融入市场经济，成为市场中富有活力的竞争主体。二是国有企业应加快其去行政化进程。行政级别的存在，容易导致国有企业管理者以追求行政职务为目标，从而将官僚作风带入公司治理当中，进而造成企业管理的腐败和低效。在去行政化的改革上:首先，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选拔应基于其管理能力与业绩而非行政级别;其次，管理者的薪酬支付标准应与企业绩效挂钩，纳入市场之中进行充分竞争。无论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还是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都要以全方位的深化改革来推动和巩固其改革进程和成果。全方位的深化改革除了经济层面，还应当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层面的统一的、整体的、系统的联动改革。其中，需明晰政府与市场的权利与义务，让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在全方位深化改革的同时，我国应考虑从国际体系参与者向国际体系改革引导者转变，在国际事务上逐渐提高影响力、控制权，并积极参与和制定相应国际规则，努力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我国争取尽可能大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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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梅寒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