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转移支付对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效应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财政转移支付对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效应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云南省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是承接中央转移支付的主要省份之一。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已成为全省各县市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构建云南省125个县市2009—2018年面板数据，基于系统GMM模型，从规模效应、分配效果两方面研究转移支付对云南省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对云南省县域社会经济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财政支出分配结构等影响，贫困地区运用转移支付资金效果不佳，扩大了地区发展差异。

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经济增长效率；县域社会经济；公共服务；经济发展

1文献综述

1.1转移支付均等化分为财力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李凡(2013)论述了转移支付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在机制，指出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区财力均衡的作用有助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胡斌等(2018)实证得出：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在概率上显著增加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晋升压力是影响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条件，只有实现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与晋升压力协同配合，才能最大限度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依靠转移支付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仍面临诸多问题。刘勇政等(2009)指出，不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可能抑制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和创新积极性，产生“荷兰病”和“粘蝇纸效应”。

1.2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正面激励：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使平衡分配能够提高效率，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李素艳(2016)通过对西部民族地区八省20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央一直在加大对西部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使得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稳健上升。王丽艳等(2018)表示人均转移支付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约1%。负面激励：Checherita和Nickel(2009)通过研究欧盟转移支付数据发现，转移支付产生的“贫困化收敛”使地区实行再分配，但减少了地区的产出，阻碍了经济增长。袁平(2014)指出，我国中央政府在支出责任下放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地方政府激励扭曲，导致成本增加，转移支付会给部分地方政府带来一定的负向激励。本文以云南省为例，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对财政转移支付在县域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效应进行研究。

2云南省转移支付现状与经济发展情况

根据转移支付制度设计，转移性资金重点向边疆贫困地区倾斜，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2009—2018年，中央对云南省财政转移支付快速增长，年规模从969.22亿元增加到3360.37亿元，年均增速14.81％，超过GDP年均增速4.06个百分点。西北部地区转移支付与GDP均保持较快增长。滇西北地区(迪庆州、怒江州、丽江市)人均转移支付整体增量较大，德钦县、贡山县、香格里拉市等处于“三州三区”的深度贫困县，2009—2018年人均转移支付增量分别为34477.79元、32697.02元、20820.46元，增长规模位列全省前三位；因政策扶持、人口较少等影响，地区人均GDP增长较快，香格里拉市、德钦县人均GDP增量分别为46912元、35338元。南部边疆地区转移支付规模大，但人均GDP增量小。西南地区西盟县、孟连县、澜沧县、江城县，滇东南地区富宁县、麻栗坡等边疆深度贫困县是转移支付重点保障地区，人均转移支付规模较大，但因地区人口总量大，人均GDP增量较少。滇中地区人均GDP增长最快，转移支付增量最少。当前，云南省产业、人口集中在昆明、曲靖、玉溪等滇中地区，区域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对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低。除少数地区外，大多数县市人均转移支付增量少于6000元，人均GDP增量少于30000元。

3转移支付对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效应的实证分析

3.1研究数据

选取云南省125个县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云南统计年鉴》及人民银行国库数据。

3.2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评价

3.2.1县域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指数计算方法为全面反映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运用高菠阳等(2018)提出的利用熵TOPSIS法构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指数，通过熵值法评价指标值构成的判断矩阵，确定各个指标所占权重，消除各因素权重的主观性，使评价结果更符合实际。运用TOPSIS方法(又称双基点法)检测评价对象与理想解、负理想解的距离来进行排序，若评价对象最靠近理想值同时又最远离负理想值，则为最好；反之则为最差。在指标计算中分别选取人均GDP，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人均教育支出，人均医疗支出，人均银行存款额及城镇居民人均工资7个指标。

3.2.2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指数结果检验基于熵的TOPSIS法计算得到各县市2009—2018年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指数，按Ci由大到小排列确定各县发展状况的优劣次序。为检验测算结果的稳健性，使用2014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的云南省88个贫困县名单，因贫困县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偏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程度整体较差，对县域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指数结果排序时，贫困县应位于优劣排序的末端。对比发现，2016年88个贫困县中80个县域位入排序尾端，即37至125的位次，匹配程度90.91%；2017年仍未实现脱贫目标的贫困县有74个，匹配程度77.03%。可以认为测得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指数能够反映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可信度。

3.3基于系统GMM的财政转移支付效果的实证分析

3.3.1模型设计构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转移支付的动态面板数据，考虑短面板数据特征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时间连续性，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模型可以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对当期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纳入模型，并且可规避差分GMM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故本文选取系统GMM研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效应对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模型一如下：由于贫困地区的财政收支与转移支付规模相关，并且财政支出主要依赖于转移支付，为进一步研究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分配效应，即财政转移支付使用效果对贫困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构建模型二如下：

3.3.2变量说明模型一中，以测得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SED)为被解释变量，因经济发展具有连续性，当年经济发展受上年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引入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一期(t−1SED)以及当年当地获得的人均财政转移支付水平(TRA)作为回归分析的解释变量，并引入虚拟变量贫困地区人均财政转移支付水平(POLTRA⋅)，当地符合政策标准被认定为贫困县记为1，否则为0。选取其他解释变量时，选取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FIR)及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TSCG)两个变量。选取当年地方财政自给率(FSS)作为控制变量，综合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为随机扰动项。模型二中，选取满足贫困县条件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SED)为被解释变量。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重点支出项目的保障水平(TRAS)为主要解释变量。选取解释变量时，支出方面选取地方财政支出重点项目建设性支出(CS)，包含城乡社区及交通运输支出；公共服务支出(PS)包括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和旅游、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及农林水方面支出；收入方面选取非税收入(FBR)以及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NTR)。

3.3.3实证结果为消除量纲平滑数据，对TRAS、TRA、TRA、POL、NTR、FBR、PS及CS五个变量的观测值数据取对数处理。使用豪斯曼检验对两个模型的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各自进行检验，结果均为拒绝原假设H0，说明存在内生解释变量，可以使用工具变量法。使用STATA15运用系统GMM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两个模型各自的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在Sargan检验中，两个模型的P值大于0.1，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可以看作有效。在有关序列的相关性检验中，AR(1)和AR(2)的P值反映出，残差序列的差分虽然在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即AR检验原假设成立，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性，两个模型总体是正确的。

4结果分析

(1)财政转移支付对云南省县域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效弥补了财政收支缺口，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从总量上增加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提升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2)模型一结果显示，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负效应，财政自给率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呈现正效应并且影响程度较高；模型二结果显示，非税收入规模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起反向作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导致地方政府获取转移支付的难度远小于进行经济建设，过度依赖转移支付可能造成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主观上降低自身努力程度，弱化了转移支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3)因财政资源有限，贫困地区“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分配方式呈现“粘蝇纸效应”。贫困地区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在满足地方政府基本开支后，才会将资金用于保障经济建设需求和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对其他公共服务支出产生挤出效应，限制地方社会经济发展。(4)在目前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下，贫困地区公共服务支出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效果弱于建设支出。模型二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公共服务支出对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效果不明显：一是受制于恶劣的地理条件、历史发展水平等因素，贫困县特别是深度贫困县的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最终转化为提升地方教育、医疗、科技水平的效果较差，而相对发达地区公共服务支出撬动民生发展的能力则更强。二是建设支出对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的贫困地区尤为重要。模型二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建设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拉动作用为正，且大于公共服务支出。目前，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政府投资拉动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机场、高速公路、高铁等大型项目对提升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等方面意义重大。综上所述，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提升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但这种正向激励作用取决于地方政府财政努力程度及财政支出分配结构。地方政府过度依赖转移支付而产生的负激励作用，或因资源禀赋不足，保障政府基本职能运转后对公共服务及建设等方面投入不足，都可能削弱转移支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2]张玉荣,冯毅.政府间转移支付均衡区域间财力能力的效应分析统计与决策[J].统计观察,2010(07):101-102.

[3]李凡.转移支付、财力均衡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D].济南:山东大学,2013.

[4]胡斌,毛艳华.转移支付改革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J].经济学家,2018(03):63-72.

[5]李素艳.转移支付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D].贵阳:贵州大学,2016.

[6]王丽艳,马光荣.财政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断点回归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8(02):3-13.

[7]高菠阳,王萌,任建宇.财政转移支付的空间格局及其对中国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效应[J].经济地理,2018(11):30-38.

作者：武蕊君 郝治超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楚雄州中心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