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贫困趋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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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及其政策措施

演化发展经济学综合了演化经济学诸流派、亚当•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经济传统、经济政策史等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分析范式，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由于与目前主流经济理论在分析范式上有巨大的区别，它也被称为替代性教规理论（theothercanon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市场生产可以自发达到和谐。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各个国家只要分工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开放的国际市场进行贸易，要素价格在全球范围内将逐步实现均等化，从而提高全球的生产效率和福利水平，使所有国家最终趋同于较富裕的状态。通过对英国、美国、20世纪后半叶的韩国以及爱尔兰等国实现工业化过程的考察，[1（]P3）演化发展经济理论推翻了主流经济学对推动经济发展基本机制的见解，即工人人均资本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他们认为，引发经济发展的是可以创造投资机会的新思想、新知识。分工最重要的作用是知识积累，而创新则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工而非劳动分工已经居于支配地位。知识积累（在生产中直接表现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能力的发展）和制度创新的交互作用，导致了产业结构演进的不断高级化。因此，不同的经济活动具有不同的“质量”，一国的产业结构越高级，其知识分工就越细密，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就越有利。[2（]P83-84）这样说来，贫穷国家的停滞并非因为缺乏资本，而是缺乏引起技术创新和结构变革的经济活动从而缺乏了对资本的需求。这样也造成了这些国家结构的退化和创新体系的毁坏，形成了恶性循环。

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在某个特定的时点技术变革和人类学是专注于工商业的某一领域。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大量集中于某个正在经历高增长的产业，必然会经历实际工资的巨大提高。[3（]P237）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正是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及时分工到一些正在发生生产力激增的“领先行业”当中，才最终实现了经济的“起飞”的。现实情况也证明了这种理论的合理性，富国往往在学习曲线①较陡峭的产业中进行生产（如IT产业等），并进口学习可能性较小从而相应学习曲线较平缓的产业的产品（如纺织业等）。这些国家在进行高速学习的产业中集中使用高知识、高技能和较为昂贵的劳动力——这正是富裕国家的比较优势。而穷国则自动分工进行学习潜力较少的经济活动，集中使用廉价劳动力，从而自动地建立了供给廉价和缺乏知识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换句话说，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他们选择了保持贫困的方向，进行原材料的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4（]P2）通过世界范围内开放市场的贸易活动，穷国和富国这种比较优势被不断的强化，最终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严重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贫困的恶性循环，不同国家之间差距进一步拉大，呈现了分别在两端趋同的趋势。同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的“生产力激增”的领先行业，和其他行业间存在着重要的协作分工。

在经历了新工业发展所带来的一轮又一轮生产力激增后，整个工业化国家民众的工资都随着工业部门生产率的上升提高了。工人们不仅通过商品价格的下降，而且更大程度上通过实际工资提高得到了生产率提高的好处。[5（]P179-186）一名德国公共汽车司机的生活标准之所以会比肯尼亚同行要高出13倍，[6（]P15）就是因为富国多次的生产力激增逐步提高了该国公共汽车司机的实际工资。这就解释了各国之间工人生产率相同但报酬非常不同的原因，也解释了各国之间巨大生活水平差距的原因。基于上述理论，演化发展经济学提出了他们的政策建议，简言之，“提高第三世界国家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就是重复这一（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过程”。[7（]P19）目前盲目的全球化政策以及“发展援助”的增加，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经济发展的真实含义是通过一系列剧烈的结构变迁产生导致陡峭向下的学习曲线，从而使生产力得到提高。在世界市场不存在竞争的初级领域培育各国可引发生产力激增的生产部门，使这些部门经过一段时间逐渐升级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这也被称为自主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选择创新机会窗口大的产业，通过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推动自主创新，通过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的激增，最终提高国民收入和福利水平。这是创造向上趋同且有活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办法，也是让贫穷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唯一方法。

二、演化发展理论视角对经济分析的启发

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不同，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继承了瑞典经济学家冈那•缪尔达尔（GunnarMyrdal）分析问题的方法，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世界经济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该理论对我们重新审视国际贸易领域的相关理论与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重新认识和估价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

历史上的重商主义者倡导巩固和增强集权国家的实力，并极力主张国家采取各种立法手段和行政措施，制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符合扩大出口和货币输入的要求。演化发展经济学继承了这种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倡导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通过提高“人为”禀赋或积累密集的知识来创造租金，通过人为构筑的过程使有管理的国家利用私人资本人为地创造一种外在于原材料生产的比较优势，从而合理的参与国际贸易。重商主义理论所蕴含的贸易保护思想在当时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早在1721年，查尔斯•金就指出，在具有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进行“对称性”国际贸易对参与各国都是有益的，而“非对称性贸易”基本上只对两个贸易伙伴中更发达的一方有利。[8（]P42）这一观点关注于贸易的相对质量问题，这恰恰是主流贸易理论所忽略的。无疑，自由贸易是富裕国家的世界福利的基石。但是，来自贸易的收益并不是斯密和李嘉图的静态收益——对称性贸易中双方获得的收益得自于协同效应、动态和以规模为基础的贸易收益，[9（]P45）但非对称贸易中较为贫困的一方并不能得到这种收益，从而丧失了实现生产力激增的机会。这样看来，发源于重商主义的动态机会成本视角，相比于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静态比较优势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现实更强的解释能力，也对我们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有着重大的借鉴价值。要说明的一点是，主流经济学对重商主义的批评往往针对于它把货币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其源泉来自流通领域，只有在对外贸易中保持顺差才能增加国家财富的思想。[10（]P38）这在理论上当然是不成熟的，然而16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政策在实践上却获得了成功。其原因就在于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下，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在当时欧洲交换经济的剧烈膨胀过程中，交易媒介的控制权实际就意味着经济的主导权，现代工业生产发展必需的信用体系以及金融系统也得以萌芽。因此国家实行经济干预政策，保证货币财富的流入就有其合理性了。

（二）把经济分析的着眼点放在生产领域，而非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

一般来说，讨论经济的超长期增长时，往往将可以同时增加产出总量和人均产出的经济增长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称为“斯密型增长”，即受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所推动的增长；第二种称为“熊彼特型增长”，即作为技术和制度创新与扩散产物的经济增长。主流经济理论之所以不能解释全球化引发的诸多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主要强调追求贸易领域的“斯密型增长”。仅仅依靠市场规模及其扩大的“斯密型增长”，缺乏必要的技术突破，就会面临一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市场容量。[11（]P3）当人口增加和资源限制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便可能陷入所谓“马尔萨斯危机”而进入停滞。换言之，单纯依靠“斯密型增长”在逻辑上难以导致近代工业化，将造成所谓的“斯密极限”。“这造成了主流经济学只能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在其中，成功的经济增长路径不过是一条渐近线，让经济以指数形式递增是不可能的；而指数增长才是近代工业革命中经济增长所专有的标志”。[12（]P4）演化发展理论则着眼于生产部门的“熊彼特型增长”，通过对特定时期生产力激增产业的观察，揭示出学习曲线陡峭向下对一个国家收入水平的影响，从而阐明了造成各国之间巨大差距的原因。由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也直接对准了生产领域，它梳理出一条“知识创新创造投资机会——分工生产于相关初级生产部门——生产力激增提高实际工资——行业间协作分工带动整体收入水平提高”的链条，强调自主创新体系对提高生产部门效率，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作用，也揭示了“熊彼特性增长”相比于“斯密型增长”，在一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和地位。这一链条突破了“斯密极限”的限制，对经济指数增长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并设计了实现这一路径的基本方法，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自主创新体系，保持经济动力强劲的增长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除了上述两个方面，演化发展理论还具有其他很多亮点。例如该理论注意区分经济发展主体的异质性，阐明不同发展轨迹的内在原因。它批评主流经济学忽视分类，在同质化的假设中必然只能得到均衡的结果。这也为主流理论不能解释各国福利水平的巨大差异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三、对演化发展经济学全球化政策中两个问题的商榷

演化发展经济学中的全球化理论，基于上述特点，为我们研究国家发展战略和分析国际经济秩序的演进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由于该理论存在的时间不长，还存在一些并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基于历史经验而引出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得到过实际操作的验证，似乎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针对其中的两点，笔者提出自己尚不完全成熟的思考。

（一）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资本和制度基础的缺失问题

演化发展理论与重商主义理论相比较，从历史发展来看，后者先有政策后有理论，是对客观发展规律的一种总结；而前者则是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政策，主观性的政策构想不可避免的忽略了相隔五个世纪所产生的巨大条件差异。回顾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最终实施是基于以下两个基础条件的：一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和对外贸易使美洲金银大量涌入。这使得欧洲内部的货币存量大幅度增加，引发了剧烈的“价格革命”。“价格革命”重新分配了社会财富，依赖于固定地租收入的旧式贵族衰落的同时，从事海外贸易和掠夺的商人阶层开始兴起。大量的资本以金属货币形式集中在新兴阶层手中，为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这可以理解为资本基础。二是“价格革命”带来的巨大的通货膨胀迫使统治者依靠商人阶层提供财政、税收支持，商人阶层的政治地位不断攀升。这样国家性质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倾向于满足新兴阶层的利益与需求。国家“求强”与商人“求富”逐渐达到了完美的融合。[13（]P23-24）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统治阶级与商人阶层形成了共容利益，促进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这可以理解为制度基础。在这两个基础上，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发展政策才得以实施，通过各种立法手段和行政措施制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符合扩大出口和货币输入的要求。如果我们把上述过程与本文所述的演化发展经济理论相比较，就会发现，后者所提出的利用国家管理使私人资本人为地创造新型比较优势的政策构想，在现阶段经济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拉美、非洲等地区难以推广。一方面，长期贫困使这些地区的私人资本严重不足，又由于当地制度结构不完善以及“创造新型比较优势”巨大风险的存在，国外资本也不会大量进入，这样产生创新体系的资本基础就无法获得。另一方面，在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由于民主系统的不完善等原因，政府和工商业阶层难以形成共容利益，因此保护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产权制度无法建立，这样产生创新体系的制度基础也无法获得。国家创新体系建立和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建立在仿效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基础上的政策措施也就很难达到其设想的效果了。

（二）选择有潜力的初级生产部门存在的巨大不确定性

演化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源于产生“熊彼特型增长”的生产部门，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现状的办法是使之在世界市场不存在竞争的初级领域创造可引发生产力激增的生产部门，通过产业升级使这些部门释放技术进步的潜力，提高本国的“经济质量”之后再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思路清晰并有启发性，但该理论并没有说明这种具有技术进步潜力的初级领域如何选择。从历史来看，技术变革是不均匀的、间歇式的。“纵观技术史，变革几乎不能被视为渐次开展的研发过程的结果，它很少能具备那些经过规划以及对成本效益进行精确计算的要素”。[14（]P9-11）首先，分析和预测技术变革必然会在整体层面和个体层面上游移。经济增长本身是一个整体过程，而技术进步和应用的各个过程往往却是由较小的单位（个体或企业）来执行的。因此经济政策在对待技术创新时往往只能提供一种可以使其产生和发展的宏观基础，即哪类的激励、动机和制度创造了一种鼓励技术革新的经济；但在对技术创造力本身的分析中仅仅将其看成社会现象而非个体现象，就不能为产生和加速“熊彼特型增长”提供解释和建议了。其次，经济学家往往将技术变革区分为发明和革新，前者的发生具有方向性的意义但偶然性很大，而后者则更多表现为在应用阶段对发明进行的改进、纠错和修正。发明取决于个体行为因素，因为发明者在尝试让某物起作用的过程中根本上都是独立工作；革新则要求同其他个体的互动，并依赖于制度和市场，更具有社会性和经济性。演化发展经济学含义中的技术进步应当同时包含这两类活动，但其政策中对初级生产部门的锁定更强调发明的作用，之后生产力激增的过程则更强调革新。这样一来，发明的偶然性就使得一个国家在选择生产力部门方面具有极高的风险，无法建立一个稳固的“熊彼特型增长”对象，其后的革新活动也就丧失了可靠的基础。而且如果发现行业选择出现错误的时间较长，造成的损失将是难以估计的。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现实条件的不具备，演化发展经济学所提出的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建议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然而，这一理论所提出的基于重商主义理论与实践并着眼于工业生产部门进行分析的视角和相关结论，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