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增长模式改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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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杨十二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产品价格的高低决定了各国的进出口产品类型，也就是贸易模式。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对外招商引资，解决了国内匮乏的资本、技术问题，外来的资本、技术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结合，使我国保持了30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见表1）。由于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国内生产的许多产品，尤其是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使得我国的外贸快速增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部需求，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魏君英等(2010)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出口与进口对经济增长都存在正向的影响，其中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张丽峰(2010)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检验了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研究表明进口和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而出口的促进作用要大于进口。如前所述，我国外贸增长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得到充分的利用。但由于技术水平等关键要素长期得不到提高，只能依靠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廉价要素投入来维持外贸的增长，也就是长期停留在粗放的外贸增长模式上（张曙霄、王爽，2006；耿协威，2005）。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外贸增长模式的许多弊端就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直以来，我国偏重于通过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大规模投资的结果就是各行业产能、产量急剧增加，远远超出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因而大量产品需要出口。由于我国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加上国家政策的支持，因此，除了个别年份（例如2009年出口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外，我国对外贸易长时间保持较快的增长。由于进口在数额上远小于出口，同时增速相对于出口较为缓慢，加上我国汇率管理政策，形成长时间的贸易逆差，进而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目前我国已成为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2017亿美元；而201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为49.2％，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巨额的外汇储备，在外汇管制的条件下，通过结汇售汇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导致流动性过剩，加上我国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又进一步促进了投资高增长。由此可见，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模式导致了国民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增长，并带来了国内经济发展失衡、流动性过剩等一系列的宏观经济问题。

本文给出2004-2008年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有关数据（表2），由表2可以看出，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一直很高，除2008年外，其余年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一直高于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加工贸易不仅比重高，而且增长方式粗放，产业链条不长，对国内产业的带动能力弱；多为贴牌、按订单生产，工序主要集中在简单的人力劳动上，技术含量低，对产业的技术贡献率低；加工所产生的附加值低，只赚取了简单的加工劳动费用，导致贸易增加值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点使得国内产业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位置，贸易利益低下。总之，加工贸易虽然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但随着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的逐渐上升，传统加工贸易的比较利益正逐渐降低。

我国的外贸出口数量巨大，很大程度上是产品价格低廉所形成的竞争力，价格低廉源于企业生产成本低，这个低成本，除了廉价的劳动力外，还有廉价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由于产权模糊和行政垄断等原因，不能形成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系，各级地方政府成为资源的实际控制者。在发展经济、招商引资的政绩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通过人为扭曲资源的价格，以降低要素成本的方式吸引外来投资。在行政垄断、价格扭曲的情况下，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了过度使用，导致经济发展中资源的投入产出比低，占用大量农业用地，各种能源消耗量居高不下，环境不断恶化。在此基础上的外贸增长，相当于为国外输出了大量土地、能源和洁净的环境。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目前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第二消费大国，过量消耗国内资源，导致供给严重不足，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日益加大。负外部性的增加导致外贸产出的净边际收益递减，甚至为负，显然，这种粗放的外贸增长方式得不偿失，不可持续。

外贸增长的微观主体———外贸企业较好地利用了比较优势，加上我国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但由于比较优势未能及时转化为竞争优势，除了低价优势之外，外贸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一是缺乏自主品牌、核心技术和专有知识产权，大多数外贸企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从出口产品结构看，虽然机电产品、信息技术产品代替“两高一资”产品成为出口的主要产品，但许多企业需要向国外企业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品牌使用费，大大降低了贸易的净收益。二是外贸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技术进步缓慢。人为扭曲的要素成本使企业形成了廉价要素的路径依赖，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不足，妨碍了竞争力的提高。三是外资企业主导了外贸进出口（见表3），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收益主要落入外资企业手中。

转变外贸增长模式：拉动力与推动力

贸易环境与外贸增长模式之间相互影响。改革开放后，国际产业转移、强劲的外部需求、迫切需要外来资本等因素使得先发展起来成为各地的优先选择，于是我们选择了出口替代战略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此贸易环境相对应，我们选择了粗放的外贸增长模式。但是，进入新的时期，世界经济和贸易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形成的倒逼机制，成为转变外贸增长模式的重要推动力。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近期，欧洲债务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增速开始放缓，随之而来的是外部需求开始减弱。我国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因此外部需求的减弱对贸易增长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由于我国出口产品在价格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对进口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造成一定冲击，造成这些产业相关者的福利损失。因此，虽然总体上贸易保护主义将有所削弱，但针对个别国家的贸易保护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加强。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与我国的贸易摩擦还将不断出现，摩擦形式更加复杂。贸易大国效应导致贸易利益损失我国在许多产品进出口上是典型的大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大量的出口导致价格下降，为了得到国外订单，外销产品，国内企业纷纷压低出口价格；同时，我国需要大量进口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资源型产品，由于进口需求量大，直接推动了这些产品价格的上涨，这导致了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利益损失，属于“恶化型”外贸增长模式。我国外贸增长将进入高成本时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粮食、资源、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会迅速传导到国内生产企业上。国家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对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其他更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这些都将使传统贸易增长逐渐丧失成本优势。所有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都要求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模式。

如前所述，过快的外贸增长以及粗放的外贸增长模式会引起国内宏观经济的失衡。一是导致流动性过剩，加大了宏观经济调节的阻力。由于目前国内居民投资渠道偏少，流动性过剩最直接的效应就是推动资产价格（如房产、黄金等）过快上涨；同时还推高CPI，从2010年1月开始至今，我国的CPI一路走高，2011年7月达到6.5%。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已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于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紧缩政策（包括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许多中小企业因紧缩政策得不到贷款，出现经营困难，外贸企业出口下降，增加了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难度，宏观调控政策陷入两难的境地。二是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高，承担风险能力低。外贸企业对于粗放的增长模式已经形成路径依赖，汇率、劳动力成本稍有变化，企业就难以消化，出现经营困难；但长期维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的现实条件已不存在。于是又出现了一个两难境地：不提高劳动力和环境成本，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不可持续；而提高了这些成本，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影响经济发展。

外贸增长的经济效应分析

国际贸易表面看是国家之间产品的交换，其实质是产品内涵的生产要素的交换：以本国充裕的要素换取稀缺的要素，其中，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要素。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明显增强，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突出，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外贸增长应当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水平，进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贸易增加值。但目前的外贸增长模式很难做到这一点。首先，企业面临的外部成本仍然较低，约束作用不强，低价格优势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的内在动力不足；其次，由于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的充裕要素，以“人”的简单劳动代替“机器”的复杂技术，是许多企业的优先选择；再次，需要进口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创新技术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不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最重要的是以质取胜、以技术取胜，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通过引进适用先进技术，加强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赶超，最大程度获取外贸增长的技术进步效益。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外贸增长的差距显著。2011年1~9月全国进出口总额累计26774.4亿美元，其中，东部省份22671亿美元，占85％。粗放的外贸增长模式下，中西部、农村地区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不断输往发达地区，与当地相对充裕的资本相结合，促进了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但由于要素市场不完善、价格的人为扭曲，落后地区未能有效分享外贸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并没有因为输出劳动力、自然资源而富裕起来，发展差距仍然巨大。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应该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地区之间平衡发展。东部发达地区要逐渐放弃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通过产业、资本转移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发展这类产业。这样既保持我国外贸增长的比较优势，又实现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就地发展，促进落后地区外贸增长，同时为东部发达地区实现外贸增长转型腾出空间和资源。

国际贸易对国内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应当考虑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缩小收入差距。贸易理论告诉我们，理想状态下，要素价格均等化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果，国际贸易有利于提高充裕要素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的收入。按照这一逻辑，我国的外贸增长有利于提高劳动者、资源拥有者的收入。但是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如此，我国外贸增长迅速，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大量从事简单劳动的农民工收入、生产条件、福利不断恶化，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中西部地区也并没有从资源开采中获得足够的收入。之所以产生这种与理论预期不符的现象，是由于要素的定价机制出了问题，导致要素市场不完善、价格被人为扭曲。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应当加快完善要素市场，理顺要素定价机制，大幅提高普通劳动者和资源拥有者的收入，缩小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转变外贸增长模式的思路

转变外贸增长模式，关键是要实现外贸增长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我国目前的外贸竞争力主要是低价格优势，但这种优势已经表现出成本高、不可持续的特点。因此，要着力提高外贸增长（出口产品）的综合竞争力，更加注重非价格竞争优势的培育，如品牌、营销服务、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等，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应通过内涵、集约的发展方式，如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以技术进步节约能耗、物耗等方式来维持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而不是通过增加企业负外部性，转嫁成本的粗放方式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产业内贸易将成为重要的贸易模式，贸易发生的原因也趋于多元化。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不再是外贸增长的唯一原因，技术创新、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都成为贸易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防止落入低价格的“比较优势陷阱”，要将劳动力、资源等外在比较优势转化为技术创新、规模经济等多元化的现实竞争优势。

外贸增长方式源于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同样，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决定着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各地区之间要素禀赋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和消费的差距等因素都使我国呈现出大国所具有的非均质性特征，是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有利条件。首先，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要求国内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升级。非均衡的地区经济发展，使得东部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可以向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发达地区引进国际先进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落后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工业化进程。其次，大国非均质性可以在保持外贸平稳增长过程中转变增长方式。发达地区调整、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能有效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欠发达地区承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继续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保持外贸的平稳发展。再次，由于发达地区在传统产业上具有的技术、市场营销等优势，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发展经验，欠发达地区可以改变传统产业粗放的增长模式，降低外贸增长的负外部性。

构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政策体系

培育有潜在竞争优势的产业政策。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需要对国内的产业政策进行调整：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顺应要素禀赋的变化，培育具有潜在竞争优势的产业并扩大这类产品的出口。产业政策的调整，关键是理顺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为此，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力福利水平和保障程度逐步提高；深化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形成有效的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定价机制；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力度，推行环境有偿使用制度，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降低负外部性。培育有潜在竞争优势的产业，关键是逐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端化。为此，及时适应要素禀赋的变化，在资本和知识充裕的发达地区大力发展高技术和现代新兴产业；在工业基础好的老工业基地发展装备制造和重化工业；在人口密集、资源较多的落后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国的非均质效应使得培育有潜在竞争优势产业具有多样性，每个地区根据国家的总体区域发展规划，结合本地的比较优势，确定优势产业的发展方向。

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国内产业政策调整，要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互相配合，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通过各地不同优势产业、主导产业的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城乡发展的差距。通过继续实行差异化、非均衡的发展模式，使东部发达地区成为全球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基地，优化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主要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成为全球工业制造业的生产出口基地，继续保持和发挥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通过统筹城乡发展，使城市成为资金、技术、服务等现代要素密集的区域，增强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农村地区成为发展现代农业，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区域，改善我国出口产品结构。

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梯度、多元推进的区域政策。大国的非均质性使外贸增长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而是呈现梯度性、多元化的特征。在产业的承接上，东部发达地区重点承接国际先进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转移，促进产业结构高端化；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主要承接东部传统制造业转移，继续使我国保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在改善外贸结构上，主要是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主体结构，促进多元化发展。通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设计水平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农产品、资源性商品的深加工率和附加值，增加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额；通过综合运用政策性进口信贷、进口关税和人民币汇率调整等经济手段，鼓励扩大资源性产品、先进技术、专利的进口，促进贸易平衡，优化进出口结构；鼓励、扶持国内企业扩大出口，逐步提高国内企业在外贸增长中的比重，增强国内企业外贸竞争力。

贸易制度创新与体系重构政策。创新贸易制度，加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对外贸易制度，重构对外贸易体系，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则，在分享多边贸易利益的同时，促进国内产业的升级。在进口上，逐渐降低总体关税水平，要鼓励国内企业进口资源性产品、专利技术、高新技术、核心技术等对经济发展带动作用强的关键性产品，通过大量进口我国稀缺的产业高端要素，缩小贸易顺差，促进贸易平衡。在出口上，分地区制定产品出口目录，通过取消出口退税、征收出口关税等措施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容易产生贸易摩擦的产品出口，鼓励出口高技术产品、信息产品等附加值高、贸易利益大的产品；鼓励和扶持加工贸易企业延长加工链条，增加加工技术含量，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引导外资企业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研发、销售中心，将高增值、高产值的部分留在国内，促进加工贸易的升级。在外贸管理体制上，要积极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促进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培育行业组织并切实发挥其作用，有效避免和应对贸易摩擦和争端，降低贸易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