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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灾害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模型逐渐被用来分析自然灾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Aghion和Howitts将熊彼特提出的“创新性破坏”思想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灾害的发生会引发人们采用创新性成果,而以资本的替代表示的技术创新活动将大大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和市场竞争性,因此每一次灾害的发生都能推动经济的增长[45]。Albala-Bertland对26个国家在1960年到1979年期间发生的28次自然灾害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灾害的国家经济危害论是不存在的,因为自然灾害发生之后,一国的GDP增长率都能够显著提高[6]。不过,这一研究结果在许多关于自然灾害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文献中都受到质疑。徐怀礼运用哈罗德多马模型,在假定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且资本产出比率固定的前提下,测算了无灾害情况下的国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率,以此来分析自然灾害对国民经济收入所带来的净损失,推算自然灾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7]。然而,由于哈罗德多马模型是一个静态增长模型,且经济系统本身并不具备调节能力,因此采用这一模型难以反映自然灾害发生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除了运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自然灾害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之外,也有不少学者运用实证数据来检验自然灾害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Charvériat对1980年至1996年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35个自然灾害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28个国家在灾害发生当年的真实经济增长率下降了,而之后的两年间经济增长率又显著上升[8]。Beson选取跨部门比较分析的实证检验方法,对1960年至1993年间115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研究后发现,较之灾害发生较少的国家,灾害发生较频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相对较低[9]。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的述评,本文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础,分析自然灾害的发生对资本、储蓄和劳动力等变量的影响,以此来揭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间阶段(短期和长期)对一国宏观经济所带来的影响。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框架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重点探讨资本积累以及它与储蓄决策等的关联影响①。本文关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构建主要通过三个步骤来完成:首先,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均衡点;其次,在动态均衡的基础上构建储蓄曲线;最后,推导投资曲线。
(一)长期经济增长下的均衡产出与资本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国民总产出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函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即生产投入比K/L不是一个固定的参数,并且生产函数是一阶齐次方程。
(二)长期经济增长下的储蓄与投资
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储蓄St是总产出Yt的一部分,且St由储蓄率s确定。如果每一个时间周期t之间(如每年)人们的储蓄率都为s(0<s<1),那么在已知的生产函数下,长期经济增长下储蓄曲线有着和生产曲线类似的属性,并且St=sYt。从上文关于长期经济增长下的均衡产出与资本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当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人均资本占有量为k*,人均产出为y*。假设社会产出中一部分用于投资,另一部分用于消费,则投资的总量取决于社会的储蓄。
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对社会的储蓄行为会造成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常见的气象、水文自然灾害①发生频率高,容易对经济造成经常性扰动,但是此类灾害不容易造成储蓄行为的改变。相对而言,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频率低,但此类灾害造成的破坏性强大,所以此类自然灾害往往会因为消费心理或者社会捐助等因素的影响而造成储蓄行为的改变[10]。因此,本部分将探讨在储蓄行为不变和储蓄行为变化两种情况下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储蓄行为不变情况下的影响分析
当经济处于稳态时,自然灾害的突然发生并没有影响人们的储蓄行为,但由于自然灾害的发生造成了人员伤亡,因此导致了劳动力L的减少,物质财产也会受到自然灾害的摧毁或者破坏,从而导致了社会资本存量K的减少。此时,经济稳态增长的轨迹受到扰动,资本劳动力比率(人均资本占有量k=KL)发生变化,不再是处于经济稳态增长下的k*。当自然灾害造成资本存量的减少超过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劳动力的减少时,人均资本占有量k*下降至k1,根据公式(1)社会总产出水平为y1=αkβ1,此时y1<y*,并且由公式(4)和公式(6)可以得出sf(k1)>gLk1,即储蓄超过均衡增长所需要的人均投资,这将使得资本积累加快(k>0),人均资本占有量逐渐增加①,资本存量和资本产出水平将会再次增长到经济稳态下的均衡值(k*,y*)。简而言之,当自然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大于人员伤亡时,短期内社会的产出水平会下降,但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经济内部会进行自我调整,产出水平逐渐增加,直到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恢复至自然灾害发生之前的均衡产出值,详见图3。如果自然灾害造成资本存量的减少低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劳动力的减少时,人均资本占有量k*上升至k2,根据公式(1)社会总产出水平为y2=αkβ2,此时y2>y*,并且由公式(4)和公式(6)可以得出sf(k2)<gLk2,即储蓄低于均衡增长所需要的人均投资,由此导致资本积累的下降,即储蓄无法满足均衡增长的投资需求(k•<0),人均资本占有量逐渐下降,资本存量和资本产出水平将会逐渐回落到经济稳态下的均衡值(k*,y*)。简而言之,当自然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小于人员伤亡时,短期内社会的人均产出水平会上升,但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经济内部会进行自我调整,人均产出水平逐渐减少,直到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恢复至自然灾害发生之前的均衡产出值,具体如图4所示。除了以上探讨的两种情况外,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自然灾害造成资本存量的减少正好等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劳动力的减少。此时,由于人均资本占有量k*并没有发生变化,虽然自然灾害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是经济稳态还会继续维持,因此人均产出水平也保持不变。
(二)储蓄行为变化情况下的影响分析
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可能造成个人储蓄行为的变化,这种情况普遍发生在大灾、巨灾之后。但是巨灾之后的储蓄行为变化又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自然灾害发生以后,受灾群体接受大量的政府救助和社会慈善捐助,有人可能会减少消费,进一步增加储蓄,将更多的投资用于灾后重建①;有人会产生及时行乐的想法,将更多的积蓄用于消费而导致储蓄的减少。由公式(4)可知,储蓄曲线取决于储蓄率和产出。如果自然灾害的发生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储蓄曲线便会发生上下移动。假设人们拥有更多的储蓄,则将有更多的投资用于灾后重建,储蓄函数y=sf(k)将向上移动至y=s'f(k),伴随着储蓄的增加和灾后重建所带来的投资增加,y=s'f(kt)(公式(4))与y=gLk(公式(6))产生新的均衡点,此时人均资本占有量k*上升至k**,人均产出增加至y**。简而言之,当自然灾害的发生造成储蓄率的变化,并且灾后的储蓄率高于自然灾害发生前的储蓄率时,自然灾害的发生在长期会导致人均产出值的增加,新的经济稳态下的均衡值为(k**,y**),如图5所示。在经历过大的动荡以后,受灾民众也可能会认为人生短暂,从而尽量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在满足自我需求的同时势必会增加自身消费,从而减少个人积蓄。储蓄函数y=sf(k)将向下移动至y=s″f(k),伴随着储蓄的减少,当均衡增长所需要的人均投资曲线不变时,y=s″f(kt)(公式(4))与y=gLk(公式(6))产生新的均衡点,此时人均资本占有量k*下降至k***,人均产出减少至y***。简而言之,当自然灾害的发生而造成储蓄率的变化,并且灾后的储蓄率低于自然灾害发生前的储蓄率时,自然灾害的发生在长期会导致人均产出值的减少,新的经济稳态下的均衡值为(k***,y***),如图6所示②。
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自然灾害的频发与巨灾的多发对社会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了严重威胁,这使得灾害经济学学科日益受到重视。本文以索洛创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基础,构建生产函数及其对应的投资储蓄曲线,以相关生产要素的扰动为作用渠道,分析了自然灾害对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在不同时间内的关联影响。结果发现:高频率、低强度的自然灾害不至于引起灾民储蓄行为的变动,从而对长期经济稳态的影响有限。从短期来看,造成人均资本占有量下降的气象、水文等自然灾害会降低社会产出,而提高人均资本占有量的瘟疫、传染病等自然灾害则促进了社会产出水平的增加。从长期来看,由于经济系统具有自我调整作用,产出水平仍会恢复至自然灾害发生之前的均衡产出值。然而,地震、泥石流等低频率、破坏强度大的自然灾害则很可能改变人们的储蓄行为,从而改变原先的均衡点。当储蓄率s上升时,自然灾害能够促进经济在长期内增长至更高水平;当储蓄率s下降时,自然灾害会对经济造成长期持久的破坏力,使社会产出在较低值达到新的稳态均衡。
本文的研究还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灾难经济”的恢复必须通过合理的成本收益评估程序,及时采取配套的防灾减灾措施,避免毫无意义的大修大建;二是虽然基于模型可以得出储蓄率及其带动的投资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结论,但这也可能会带来抑制消费的负面影响,因此可以进一步运用拉姆齐模型分析得出经济增长最优的储蓄率水平;三是基于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理念,应注重灾后的技术置换作用。经济中新旧资本的混合程度影响人均资本的增长率,社会的技术进步率越高,灾后经济恢复的速度越快。本文基于理论模型的分析对于我国自然灾害的救助与管理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目前,我国的灾害救济体系主要是政府救灾和社会救助,政府如何合理安排财政资金进行赈灾,如何引导民众进行社会捐助和灾民进行灾后重建需要建立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之上[12]。评估灾害发生是否会给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需要综合分析灾害对必要生产要素所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合理投入灾后重建的资源并实施必要的政府引导,来增强国民的储蓄倾向和提高人口的理性增长。(本文作者:许闲 单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