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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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克斯认为，不发达国家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贫困的恶性循环”。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一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它穷，即资本形成不足”。按照纳克斯的观点，欠发达国家走出困境，必须推动资本形成和资本加速形成。试图用加快区域经济增长的途径来加快这种投资，并用大量工业项目的建设来带动脱贫过程的做法是有限的。从制度角度来看，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贫困的发生必然有深刻的制度原因。贫困地区由于交通条件的落后和村落的分布稀疏，区域内的人们与外界社会缺乏必要的物质和信息交流，自给自足的特征比较明显；虽然存在遍布乡间的集市贸易，但从交易者的动机与交易规模来看，也是对自给自足的补充。由此可以看出，这样的经济是一种近乎完全封闭的经济。而现实的贫困农户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利用自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生产活动，其产品的一部分用于家庭成员的消费，以完成劳动力和家庭再生产过程；其余部分用于积累，以作为家庭的延迟消费和家庭安全保障，以及下一个生产周期的投入。可见，农户生产经营活动的首要目标是满足家庭基本生存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其他需要。其次，农户不依靠市场也能够独立地维持生计，或者说市场不是贫困农户经济流程顺利实现的必要条件。市场制度的广泛确立，是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虽然不能说设定一套市场制度就必然导致经济的发展，但如果完全地排斥市场规则，要想获得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我国乡村贫困地区的人们正是处于一种自发地排斥市场的状态，或者说他们面对的是一种低层次的制度均衡。人们习惯于这种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因而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满意甚至满足的状态。他们无意改变现行的制度结构，或者即使有人想去改变它，也因为已有的制度安排是贫困区域的人们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之后所做出的一种“公共选择”，在人们不做出一致性选择的情况下，现有制度结构不能被打破。

解决区域贫困，需要我们尽快打破现有的制度结构，建立起新的更高层次的制度均衡。这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创新过程。这里的制度创新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改进现有反贫困对策，使之更有加有效（从短期来看能够消除绝对贫困）；第二个层次是通过寻求新的反贫困措施，促使贫困区域建立起新的更高水平的制度均衡（这种均衡从长远来看能够生成一种根除贫困的机制）。由于制度创新本身是一个渐进的时间过程，所以，人们在寻求新的制度安排时，更多地是在“干中学”，许多规则、习惯都是学习的结果。学习与制度安排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根据以上分析，在制度改革中，可以遵循以下经济增长战略：第一，要改变目前扶贫资金的投向，将更多的资金用于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指对贫困地区人口的教育和培训。其中教育和培训包括对适龄儿童实施有保证的义务教育、对贫困劳动力进行适合当地实际的农业技术和技能的培训。在具体的操作中需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对大多数贫困家庭而言，接受教育和培训往往并不能在短期内导致家庭收入的增加，因此，难以产生贫困人口普遍愿意提高自身知识存量的激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利用强制手段进行初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而言，这种投资的难度更大，但也更重要。通过更多地投资教育、培训和医疗卫生，一方面可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另一方面则使贫困人口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大大提高，对外部世界的新思想、新观念认可的周期缩短，“学习”能力得到增强。第二，强调发展乡村贫困人口赖以生存的最主要的产业———农业。在以往的反贫困行动中，农业往往被视为低收益行业，扶贫资金大都被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或工业项目的开发上，结果是，新建的工业企业很难接纳文化科技素质很低的农民就业，因而不能给贫困人口带来收入的增加；同时，由于贫困地区极低的知识存量，新建的工业企业大都因为经营、管理不善而在建成之初就开始亏损，有不少企业甚至破产，根本没有起到缓解贫困的效果。许多贫困地区的实践表明，通过种植粮食、经济作物、饲养禽畜或发展林业，以及创办相应的加工企业，开发有地方优势的农产品，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途径。不过这里所说的发展农业，是指改造贫困地区落后的传统农业，按照市场规律，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使乡村贫困地区的农业逐步由生存性农业向商品化农业转变。这样，既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增加贫困者的收入，缓解绝对贫困，又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促使贫困人口主动进行“干中学”，主动适应市场化的要求，增强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和能力。

乡村的贫困现象一部分取决于当地的自然条件、资源配置等客观环境的限制，另一方面与其制度体制有必然联系，通过以上对区域性贫困问题的阐述和经济增长战略的分析，也为我国的乡村建设提供了可行性的建议和对策，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有利于消除我国的区域贫困性现象，促进我国经济在区域结构上得到协调稳定的发展。（本文作者：卢健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