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对经济安全运行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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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1997年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为了防止欧元区通货膨胀，欧盟特别强调了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的规定。但欧盟的这一规定未能真正限制成员国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利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以引发欧债危机的希腊为例，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利用欧元区当时实行低利率政策之便，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举债搞投资，刺激经济发展。从2001年到债务危机爆发前的近8年间，希腊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借贷拉动。希腊人滥用廉价资本带来的便利、拼命举债的结果是对生产要素的过度的透支，一旦遭到外来的冲击，经济增长将很快出现停止，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为了维持日益增长的高福利和社会保障，政府举债规模不断扩大，造成财政入不敷出。当政府债务风险积累到一定临界点，导致危机的爆发。

从表面上看，欧债危机是欧洲国家高福利政策导致的政府债务负担问题，但从实质上看，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核心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二是部分欧洲国家未能处理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协调问题。就前者而言，众所周知，美元的强势地位是美国确保其对世界金融体系操纵的基础。欧元的问世在为欧元区带来一系列有益的变化的同时，却对美国构成了一系列的威胁: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影响了美元长期左右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格局;随着美元强势地位的弱化，其他经济体对美元储备数量调减，美国通过发行货币所获得的收益减少;作为同样是债务依赖性很强的美国和欧洲，欧元的地位越强大和稳固，越会在债券资源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元的弱化，将使美国逐渐失去对债务的自由稀释便利。也就是说，欧元的问世对美元构成了直接的挑战，欧元的问世促进了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却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降低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因此，阻止欧元的扩张，确保美元的地位

不被削弱是美国强权经济的核心利益所在。从这个角度思考，美国对于欧元的扩张存在戒备心理，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对欧元的狙击来捍卫美元霸权地位是维护美国核心利益的必要手段。就后者而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壮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必然出现产业空心化格局。南欧国家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逐渐脱离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缺乏坚实的产业根基，将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产生严重的对外依赖。在此情况下，随着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劳动成本增加，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减弱，加上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方放缓，政府维系高水平的社会福利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导致经济自身运行所创造的财富无法维持高福利，需要通过举债维持日益艰难的收支平衡。

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因素、内部体制、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失衡的产业结构、难以协调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老龄化趋势、难以持续的高福利政策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欧洲主权债务危的爆发。欧债危机虽然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欧洲的内部问题。

1．欧债危机的外部原因

就外部因素而言，次贷危机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外部原因。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欧洲在很短时间内遭受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为了应对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救助处于困境中的银行业，使政府负担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激增。当美国次贷危机波及欧洲短期资金市场时，造成流动性紧缺，一些银行融资出现困难，引发了挤兑现象。2009年6月，欧洲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欧元区综合性银行大集团的资产大幅减少，各大银行在债务期限陆续临近时，普遍面临周转困难，加剧了欧洲银行资本金短缺的压力。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欧盟各国提供的金融救市资金总额累计接近3．5万亿欧元［1］，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提供担保以扩大银行资金，缓解信贷紧缩的局面。另一方面，欧洲向美国提供救助造成一定程度的“失血”，从而使欧洲在随后面对自身的债务危机时显得捉襟见肘。次贷危机改变了欧洲各国的收支状况。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10月起，欧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在经历了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出现急剧下滑。经济增长减缓，造成消费需求减少，政府收入随之下降。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全球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庞大支出计划，欧洲也不例外。欧洲一些原本是小政府的国家也开始向大政府转变，以拯救经济为由，各国政府开支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大了原本巨大的政府债务，致使天量债务加身。各经济体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加大了财政负担，从而导致了主权债务风险的积聚，不断演化为危及全球经济的主权债务危机。

2．欧债危机的内部原因

一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欧元区北南之间在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是欧债危机的根源。包括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在内的“地中海俱乐部”成员国经济竞争力一直低于德国等欧元区北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欧元区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福利，导致政府负责攀升，形成巨额政府赤字，政府为了救助处于危局的银行业也加大了财政负担，政府的过度负债行为导致欧债危机的爆发。

二是失衡的产业结构。刘明康分析认为，一些南欧国家产业畸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快速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脆弱，出现产业空心化状态，产业竞争力严重削弱［2］。无论是引爆欧债危机的希腊，还是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存在明显产业畸形发展的倾向，其脆弱的实体经济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难以抵御外来因素的冲击。

三是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勇从深层次分析了欧债危机的原因，他认为，欧盟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是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成员国自主决定财政政策，使欧元区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只能采用财政政策手段，造成巨额赤字和政府债务［3］。欧元区的制度缺陷使成员国不能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只能片面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造成政府对债务的高度依赖［4］。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成员国自主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在货币联盟条件下各成员国只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尽管《稳定与增长公约》对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定了上限，并对超过上限的成员国采取相应的制裁手段，但在统一货币政策框架内，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一旦超过限度，会迫使联盟内利率上升，财政政策扩张所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可以使成员国将财政赤字的代价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加大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压力。就欧元发行机制而言，作为欧元区的成员国，必须接受欧元的发行机制，而这一机制会使各成员国政府债务失去在极端情况下的解除机制。加入欧元区后，不能通过增发政府债券的方式实现展期限，用跨期手段为解决危机争取充足的时间，也不能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增加货币发行，通过货币贬值减轻债务压力。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使主权债务危机无法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加以解决。

四是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李勇认为，危机爆发的社会原因是为了支撑高福利而导致刚性的社会保障支出。刘明康认为，南欧国家存在崇尚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高消费、高举债的通病，使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由于欧元区各国缺乏必要的协调，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税和社会福利政策相抵触。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受到削弱，长期形成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只能通过政府举债支出加以维持，造成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增加。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巨大的政府福利支出使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在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缺乏足够经济支撑能力的高福利制度下通过财政紧缩削减工资和福利，必然加剧社会矛盾。［5］

五是缺乏有效的监管。刘明康认为，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况下的金融创新增大了金融系统风险，从欧盟层面看，金融监管欠缺力度。《社会科学报》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4月7日发表了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沃尔夫冈•明肖的文章，他认为，危机的起因是欧洲大陆宏观经济的失衡与未能受到有效监管且过分资本化的银行体系联合作用的结果。［6］

欧债危机对加强我国经济安全运行的启示

通过对欧债危机进行深入分析，对我国加强经济安全运行有诸多启示。

1．把握合理的宏观政策刺激尺度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政策工具。两种工具通过松紧搭配的多种组合可以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以求达到既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正如美国投资家索罗斯所言，任何一种成熟完善的货币体系都离不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在出现困局时，央行提供流动性，财政部门负责处理公共债务［7］。欧债危机的爆发告诉我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需要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的政策虽然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一旦投资规模脱离了实际，必将隐藏巨大的风险。因此，中国面对危机冲击和经济下行风险而出台相应的刺激政策时一定要掌握一个合理的尺度，既要防止因刺激而造成的产能过度扩张和政府负债的过度膨胀，又要防止政策的脉冲式调整对经济所产生的过大波动。如前所述，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是引爆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事实告诫我们，无论是动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一定要充分考虑两种政策的协调性，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调控必须适时、相机、协调使用两种政策手段，才能达到理想的调控效果。

2．加强监管，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个突出的焦点问题，虽然，地方政府债务在公益性基础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存在比较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政府违规担保，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财力举债，使政府偿债率高企［8］。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大幅增加到10．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7%。虽然总量可控，总债务比也低于国际警戒线标准，但我国地方政府违规担保问题比较严重，且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绝大多数来自于银行体系，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风险。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激增，一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引爆风险，不仅会加重各级政府财政负担，还势必对我国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鉴于欧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们应认真审视政府债务问题。虽然这几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从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回落到2%左右，赤字占GDP的比重也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地方债务迅速扩张所隐藏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应注意风险防范，特别是加强对潜在风险的防范，强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管理，增强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防范工作应侧重思考:加强和规范债务管理，建立整体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掌握各类债务的具体情况，理顺和清晰界定投融资平台与政府的关系;加强发债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无偿还能力的负债;适当调整地方和中央收入分配结构，适当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分配比例;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实行动态监管，要防止地方债务导致的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应加强对平台融资项目的跟踪监测，落实项目资金的用途;建立健全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严禁融资平台公司的相互担保，重点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信贷风险和财政担保风险，深入探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转变为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传递路径，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严控借新还旧的做法;加强地方债务发债主体的培育，改变现有的单纯依靠银行信贷的筹融资方式，逐渐向市场化筹融资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降低银行风险和国家信用风险的几率，促进地方债务融资平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明确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逐步从竞争性行业退出，通过出售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经营性项目的方式，偿还公共产品投资项目的负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率。

3．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欧债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失去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支撑。以引爆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为例，产业结构不合理，片面发展服务业，实体经济脆弱，经济遭受外来冲击时，缺乏维持经济增长的实体经济的支撑。相比之下，同样是欧元区的德国，其建立在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基础之上的发达而稳固的实体经济不仅使其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迅速消除危局的影响，而且其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能够使之成为稳定欧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可见，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才能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才能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拓宽地方财政收入渠道，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壮大制造业的实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打造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保障。

4．调结构，促转变，优化经济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是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人口红利不复存在、资源供给日渐短缺、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紧迫形势下，怎样改变过度依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尽快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我国经济未来是否平稳发展的关键所在。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关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良性的机制，提高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虽然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次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促进我国改变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避免依靠增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向以内需为主转变;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公众收入预期，减少支出预期，提高内部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强大的内生动力;通过合理的机制消除内外资之间的歧视，激活庞大且日益边缘化的民间资本，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形成有挤出效应，使民资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新的活力;加快调整出口战略，从主要依靠欧美市场向更具广阔市场空间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转变;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整产品结构，加大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能力，壮大制造业，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

5．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构建多重社会保险体系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已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虽然高福利支出是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应认识到，富裕的民众是保持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危机的基础。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都没有引发社会危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和欧洲的民众自身具有很强的抗风险的经济基础。相比之下，处在发展阶段的我国，长期以来处于高税收、低福利的状态，这种状态虽然不会重演建立在高福利基础上的欧债危机，但我国抗击债务风险的民众基础极其脆弱。一旦出现系统性经济危局，就可能因缺少福利环节的缓冲而直接引爆社会危机乃至导致社会动荡。与福利国家相比，低福利的我国民众更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制约我国公众消费、内需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通过加大福利投入，尽快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健全社会福利制度，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提高民众抗风险的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当然，推进福利制度建设、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要把握合理的尺度。随着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相关的福利支出也会越来越大，政府加大社会福利支出需要把握合理的尺度，福利支出的增长要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实现福利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否则就会加大政府的支出压力。虽然政府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导力量，但如果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完全由政府负担，势必加重政府支出的压力。欧债危机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政府为维持高福利支出而背负巨大的财政包袱。因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应充分动员社会各方的参与，除了政府以外，要充分借助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构建相互结合的多重保障体系。在这个多重保障体系中，由政府负责最基本的保障，由市场和社会各方负责商业保障和补充保障。（本文作者：李晓莉、杨建平 单位：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