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中的教育改革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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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洋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兴起时，清政府就开始派遣留学生到日本和西方国家进行学习。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教育改革的肇端。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西方的学堂教育不断输入中国，并逐渐取代了中国古代的私塾教育。这类学堂就是现代学校的雏形。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培养了一批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和成长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育改革；私塾；学堂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教育理念十分陈旧和保守，教育系统呈现没落和僵化的趋势。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中国闭锁的国门被打开，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大厦将倾，国家危急，而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这时的国家教育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了几千年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在接触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后，走上了变革之路。部分国民开始觉醒，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主动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官方的代表——洋务派也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科学技术，并开设新式学堂，用来讲授西文、西方工艺和军事技术，但其并未对旧有的教育制度进行变革。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了“废科举、兴新学”的主张，但随着变法的失败也未能落实。虽然洋务运动和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对近代中国教育的改革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在教育体制、学校系统、教学内容等方面开启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一、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传入中国

（一）教育体制

洋务运动期间，新式的语言和技术学校不断出现，但新式的学校管理体制却并未建立。当时的新式学校在清政府的管辖下，仍然附属于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机构。例如，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天津水师学堂附属于李鸿章设立的天津机器局等，其他的新式学校也基本上都附属于各地洋务运动的各类机构。洋务运动兴建的这些新式学校，只是一种高水平的训练机构，其目的是培养服务于洋务事业的学生和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并行不悖，两者之间各司其职，并未产生冲突。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传入中国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建立统一的教育管理机构的重要性。清朝国门洞开之后，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对中国当时的教育改革十分关注。教会学校开始在中国出现，传教士们开始考虑如何在通用的教科书中统一术语以及如何统一学校考试。1893年和1896年，传教士团体“中国教育会”分别成立了技术和科学术语委员会、地理和生物学术语委员会。同时，“中国教育会”也举办各种渠道的统一考试。此外，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工作也被提上了教育改革的日程，教育界同仁和传教士团体共同推动了晚清时期教育改革的发展。1890年，李提摩太呼吁清政府建立学部，并建议清政府多筹经费，广立书院。1895年10月，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一文中，极力阐述建立学部的作用并呼吁清政府尽快建立学部，虽然最后清政府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他依然坚持上书，一度在朝廷内外掀起舆论风潮。1895年，自由派传教士开始寻求与维新派的合作。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人大为清醒。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六百多名举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同年8月，强学会在北京成立，李提摩太和李佳白成为会员，并与康有为、梁启超、翁同龢等维新派骨干达成共识，维新派也成为他们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的渠道。1896年初，李佳白撰写《创设学校议》，提议在京师设立学部，专管各省学校之事。他建议在北京设总学堂，在各省设大学堂，在各府设中学堂，府下多设蒙学馆，是为学校系统。1898年8月，广学会发表《速兴新学条例》，再次建议设立学部，并进一步将学部的职责明确为考试管理、兴学育才。

（二）学校系统

学校系统包括两个方面，即学校种类和学制结构。清朝的教育制度沿用明朝旧制，没有明确的学制，普遍设立府、州、县学和社学，启蒙教育为蒙学，有书馆、乡学、村学、私塾、义学、社学等多种形式。在当时，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得“功名”入仕，是人们学习的唯一目的。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传入中国后，有识之士建议仿效西方教育体制改革传统的学校系统，破除风水、阴阳、迷信等唯心主义观念对人民的影响。李佳白倡议建立四级学校系统，在总学堂之内设立各等专门学堂。四级学校系统相当于现代的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制度，可以说是现在学校系统的雏形。但这种学校系统仍然没有冲破科举制的束缚，必须依附科举制来进行。在当时，要推翻在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实在不易，教育改革只能在科举制的“外壳”下进行有限的改革。广学会建议对四级学校系统进行年龄划分。这个建议和李佳白的建议共同构成一个趋于完整的学制系统。但这个学校系统还十分粗糙，虽然近似于近代西方教育的基本结构，但仍处于传统科举考试的整体性框架之内。1901年9月14日，光绪帝颁布诏书：“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这个学校系统无论是在名称上还是在设置上，都与李佳白的设计十分相似，可以说这是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对清政府的教育改革产生影响的证明。

（三）教学内容

中国传统教育的内容陈腐空洞，与人身心发展的特点严重相悖。对于教育教学内容的改革，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主张中西融合，认为课程教学内容应分为三类，即中外历史，物理学、数理学等基础学科，地理学、金石学、形声学、富国策、万国公法、医学、机器学、农政学等高级学科以及各国语言文字（特别是英文）。广学会在《速兴新学条例》的附录中，提出新式的图书分类法——“泰西要书总目”。该书目将图书分为十二类。这个分类方法所展示的知识架构和教学内容十分丰富，基本将近代西方知识的主要分支和内容囊括其中。在教学内容上，传教士们希望将西方的知识和学术完整地引入中国，使其成为中国教育内容的一部分。而对于中国传统的教学内容，他们则希望将其纳入西方的知识体系之中。

二、科举制度的废除

19世纪60年代后，开始有人提出改革科举制度。清政府也开始从设置新的科举科目和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方式这两个方面改革科举制度。1867年，同文馆开算学科，西学在中国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1870年，闽浙总督英桂、船政大臣沈葆祯等请开算学科，但因囿于成例而失败。1875年，礼部奏请允算学人才“一体录送科场，不阻其上进之路”。1884年，“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1888年，总理衙门对各省选送的监生及同文馆学生32名，试以算学题目，取中举人一名，至此首开西学与中学同考的先例；1898年，总理衙门会同礼部议复，光绪帝予以准奏，设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等6科目，后因维新变法失败而未予以开考。1901年，新政开始，慈禧上谕，自1902年起，开始在乡试、会试头试中国政治、史事论5篇，二试各国政治、艺学策5篇，三试《四书》《五经》各1篇，规定凡考《四书》《五经》均不准采用八股文程式。真正将废除科举制度提上朝廷议程的，是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名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建议停止乡会试。1905年8月，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端方等共同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朝廷接受了他们的奏请，于1905年9月2日颁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

三、农村教育的转型

清末民初，国力衰弱，民生凋敝，国家和地方都没有条件和力量完全抛弃传统教育体制而建立一套全新的体系。因此，教育改革只能以旧制度为过渡的平台，借助旧制学校的优势，以改办为主要形式，实现教育制度的转型。这是从现实性出发的理性选择，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选择。清末民初的农村教育改革，力图突破私塾、义学、书院等传统学校形式，对农村乃至全国学校教育的束缚，但是，清末民初主要依托农村旧有的校舍、师资、经费资源，以民间自筹为主的办学体制根深蒂固，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因此，农村教育的转型十分艰难，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一）将书院改为新式学校

书院在设立之初是一种高等私学，主要是为了弥补官学的不足，为民间子弟提供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到明清时期，朝廷和州县官府为了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国家的教育，通过政策引导和物质支持，将许多书院改造成民办官助、官办民助等官民共管、共办的形式，书院实际上已经被官府控制，且受官府的影响日益加深。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明确要求各省、府、州、县分别将书院改设为大、中、小学堂，书院改办以县域为主，这对县以下基层学校的体制转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借助原有学校，使改办成为在农村地区推行现代学制的主要手段。改办的首要对象，是县城内部及其周围层次较高的书院，因此当时的许多书院被改为新式学堂。这种改办方式成为当时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教育转型和改革的主要措施。

（二）将义学、社学改为新式学校

旧制义学、社学主要分布在各集镇、大乡及其附近的农村。清末民初的教育改制将其改办为新式学校。这种教育改革已经超出县域的范围。义学、社学是农村基层社会比较常见的学校形式，数量多，密度大，且与农村社会关系紧密，这些特点使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开始突破县域而深入到广大的农村基层地区。与私塾相比，义学、社学具有更高的公共性，受官方的影响也更严重。因此，将义学、社学改办成新式学堂，不仅是官方推动农村学校改制的努力，也是民间主动或被动地顺应官方的行为。这对于民间旧制私塾及其所代表的各种基层力量是一种引导，更是一种示范。

四、结论

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清末民初的中国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通过政府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在两个方面体现出了价值。一方面，是实现了从培养臣民到培养公民的过渡。近代教育观念的萌芽推动了教育目的和教育改革的发展；近代教育观念的形成把教育对人的培养重点从社会性转到个体性，以培养人的健全人格为宗旨；近代教育观念的加强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是实现了从奴性灌输到素质教育的改变。废除“忠君”的教育出发点，改变“经世致用”的教育观念，提倡民权教育，发展公民教育。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在时间上具有时序性，在内容上具有渐进性，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性，是现代公民教育的开端，是现代素质教育的肇始，对于当今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荀渊.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D].华东师范大学,2002.

[2]赵颖霞.晚清民国时期中小学国学教育的历史嬗变研究――以课程为考察中心[D].河北大学,2016.

[3]宋艳秋.晚清历史教育思想变革研究(1902-1912)[D].河南师范大学,2016.

作者:都月 单位: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