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吴汝纶的教育思想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谈吴汝纶的教育思想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吴汝纶，耗尽毕生精力来改革当时的教育事业，为那一时代的改革发展，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本文选取他教育思想的灵魂、举措、理念、实践这四个主要方面进行阐释，以期人们对其教育思想及贡献有所了解。

【关键词】吴汝纶；教育思想；灵魂；举措；理念；实践

吴汝纶作为桐城派后期的学者和教育家，在晚清时期非常有名。他曾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历任多地知府、知州等官。在1889年，吴汝纶放弃当时的仕途生涯，开始进入教书育人的新规划，在保定莲池书院担任主讲。后来因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保荐,于1902年也进入京师大学堂担任总教习。在考察日本学制的基础上写成《东游丛录》，回国后创办了桐城学堂。1903正月，病逝于家中。吴汝纶作为一名教育先驱和实践家，虽算不上创办新式学堂最多，也谈不上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做出最大贡献，但他投身中国近代的教育、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那一份精神，值得后人永远地纪念，并不断向他学习，本文拟围绕他教育思想中最具有特色的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1．教育思想之灵魂———废科举，育实用人才

吴汝纶作为一名封建知识分子，本不曾怀疑科举制度的弊病，后来却为何会对科举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乃至深恶痛疾呢？这主要是因为甲午战败使他深刻认识到中国反侵略斗争的屡屡失败正在于教育的落后，而教育落后的根源就是因为科举制度的空疏无用。从吴汝纶与之相关的日记、尺犊、文集中，可以看出他不遗余力地多次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病，批判正是因为科举考试才造成人才匮乏，贻害国家的严重后果。首先，吴汝纶指出科举考试使得教育的目的仅仅在于强调应试教育。当考试的内容仅游离于屈手可指的几部儒家经典，学习方法也只是最机械最笨拙的死记硬背，答题时只能原封不动地照搬书本时，学校教育也就只是成为了科举考试的附庸。其次，正是因为科举考试是应试教育，因而教学内容腐化陈旧，不能因时而化。而西方的学校教育在工业革命推动的大背景下，大力提倡自然科学，培养的是适合时展需要的新型人才。“”时期，吴汝纶对科举制度的反对态度是更加地坚决彻底，曾经无数次地向当时的管学大臣张百熙提议，要求彻底地废除科举制度。由此可见，吴汝纶由前期应科举的拥护者转变成了后期废除科举的革新者。当八国联军入侵造成中华民族空前的危难时，吴汝纶将科举制度的废除看成为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不彻底地废除封建科举制度，不真正改变陈旧落后的人才选拔方式，那么将无法培养为国家效力的真正人才，因而也难以改变即将亡国灭种的悲惨下场。所以，他在写给萧敬甫的信中，义正言辞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愚意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造士，”[2]249同时还语重心长地称，“学校不兴，人才不出，即国家有珍瘁之忧”。

2.教育思想之举措———倡西学，促国富民强

吴汝纶在认识到科举的弊端，提出废除科举的同时，也极力宣扬要广泛传播西学，认为士人只有学习西学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但他毕竟自幼接受程朱理学教育，所以他对西学的接受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在甲午战争之前，吴汝纶基本受封建传统教育思想影响，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统治阶级所需的士子。此时吴汝纶对教育的关注也只局限于为书院解决经费及师资等实际的问题，教育实践也没有太大的先进性,他本人也没有怀疑书院存在的合理性,也没有怀疑书院所授内容是否符合时代潮流和适应时代需要。《送曾袭侯入觐序》一文中的“其为学无所谓道也，器数名物而已。其为治无所谓德厚也，富强而已。”[3]25说明在他看来，西学思想不过是为了掌握技能而已。可见，此时的吴汝纶对西学还是持鄙夷的眼光。直到后来，他进入曾国藩、李鸿章幕，与“洋务”和“洋人”频繁接触，才对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西学的认识也随之逐渐地深入。尤其是，严复在《天演论》即将出版之前，请他为自己翻译的作品代为作序时，被其大赞“凡赫胥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3]147可见，这时的吴汝纶已彻底拜倒在西学之脚下。此后，他开始向别人积极推荐西学。以至于日后，他的弟子贺涛，在向别人介绍老师，大赞：“三十年前，先生固尝以新学倡天下矣，近更旁搜广取，究险辟幽，大畅厥旨，而文益博奥醇懿。”[4]由此可见，此时的吴如纶对西学已经改变了昔日的态度了。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让吴汝纶更加认为“今时国无西学不足自立”,不仅当前如此，“将来后生，非西学不能自立于世。”[2]142在此时的吴汝纶看来，只有大力地学习西方知识，才能为国家培养出通古今中外之变的人才，才能使中国真正做到富强。在吴汝纶看来，如此重要的西学，要想在中国传播和普及，那么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译西书，设报馆。西书可以说是西学的最佳来源，其中凝结的是西方的知识系统和思想精华。翻译成汉文的西书，可以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使越来越多的国人从中得到收获，不仅增长了见识，更是开拓了眼界。除此便捷途径之外，吴汝纶更是认为，能让西学得以迅速传播，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让学生在学堂中系统全面地学习西方课程。根据这样的理念，吴汝纶从西学的传授者，教学内容和学制这三个主要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看法。他认为“吾国后生”呆在国内，“不出洋则学西文甚难”[2]171。

3.教育思想之理念———兼中西，普国民教育

吴汝纶明确认识到完全照搬西方的经验和模式是行不通的。只有立足现实、找到一种符合中国实际而又能为广大国人接受的模式才能在中国传播西学，兴办学堂。因而，在吴汝纶看来，符合当时的现实以及最理想的学校模式就是在学习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先进知识。在实践这一想法时，吴汝纶非常担心西学尚未兴起，而中学却又被废除，若真是这样，那就得不偿失了。因而在具体操作时既积极而又非常谨慎。因此，在《与弓子贞》中他这样说到“窃恐西学未兴，而中学先废，亦中国之奇变。”[2]正是因为有这层顾虑，他设想了一种比较保守的方法，那就是先让学生学习语言文字等中学的基础知识，然后再按部就班地接受西学的熏陶。只有在精通西方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才能阅览西方书籍，从而掌握西学的精髓。照这样的设想，这种学堂模式既可以让学生具备深厚的中学底蕴又可以掌握“经世致用”的西学知识。兴办这种中西兼顾的新学堂，目的是为了提高国人的素质，增强与西方侵略者相抗争的能力。为此，他在其著作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要加强国民教育。他首先认为“以团结国民为主,谓之国民教育。”[2]286，当然，他也强调了国民教育的“法务使人人读书识字,程度不必高,而为教普遍，即能强国”[2]286。在当时的国情下，普及国民教育乃是大势所趋。他提出“今吾国尚难骤然。然欲自立于世界，则必以国民教育为的，必行国民教育。”[2]286参照欧美各国的情形，吴汝纶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做法：（1）普及国民教育要以普及小学为起点，先从普及小学教育做起，然后中学、大学循序渐进。（2）国民教育受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国民。（3）为了保证全体国人的受教育权，他提出国民教育要强制实施，“不入学者有罚”[2]297。只有做到以上这些，才有可能和西方各国列强一样强大起来。

4.教育思想之实践———促实用，设师范学堂

为传播西学而设想的开办新式学堂和普及国民教育，首先要具备的条件就是拥有强大的师资队伍。而具备西学基础的本国人才实在不多，若将传播西学的师资力量主要指望外教是不切实际的做法。考虑到当时急需师资力量，而师资人才的培养周期又相对较长，所以他一再强调设立师范学堂的重要性。这在《答大学堂执事诸君饯别时条陈应查事宜》一文中非常鲜明地提出现时中国的当务之急便是建立速成的师范学校，以此来解决师资匮乏的窘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积极给张百熙上书：“先开师范学校、仕学院，实为扼要办法。”[1]435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应急之策:“取我高材生教以西学,数年之间,便可得用。”[2]297在当时，先在社会中招收一批具有相当知识基础的士子入学学习，接着让外教传授他们浅显的自然科学知识。这一举措，对当时当地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纵观吴汝纶一生或为官,或主讲书院,始终以废科举、倡西学、普国民教育、设师范学堂作为贯穿于他一生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活动，力图达到促进人才培养，提高全民素质、救国兴邦的目的。宏观来看，吴汝纶的教育思想虽尚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教育主张还略显细碎和肤浅，教育的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皇权，但他的教育思想在我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中却留下了闪光的一页，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发展史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学习西方，为我所用”的理念甚至在今天，对我们的教育思想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对其有所了解，加以继承与创新。

【参考文献】

［1］徐寿凯，施培毅.吴汝纶全集(一)[M].合肥:黄山书社,2002.

［2］徐寿凯，施培毅.吴汝纶全集(三)[M].合肥:黄山书社,2002.

［3］徐寿凯，施培毅.吴汝纶全集(四)[M].合肥:黄山书社,2002.

［4］吴汝纶.吴汝纶尺牍[M].合肥:黄山书社,1990.

［5］郭立志编,郭崇元校.桐城吴先生(汝纶)年谱[A].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

［6］汪年生.桐中百年[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7］陈兴德.近代教育家吴汝纶教育思想及实践活动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2001.

［8］江小角.论吴汝纶教育思想[J].合肥学院学报,2005(5).

作者:叶翠 周丽 陶家韵 王安 单位: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桐城派学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