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规训的教育学解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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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谱具有明血统、序昭穆的基本价值，且潜藏人格规训与树俗立化的教育功能。基于贵州贵阳乡贤—李端棻后裔编修的家谱作为论说中心，细查其编撰动因，分析其内容要素，评点其编撰质量，以期采获名门私家之谱在易俗移风上的效能，以及孚育芝兰玉树的意图。

关键词:家谱;规训;教育学;李端棻

史学家冯祖贻指斥时下对李端棻的研究，限止在秋阳的《李端棻传》和钟家鼎的《李端棻评传———兼论维新官僚在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研究格局之内，至多再从李端棻撰写的《普通学说》与亲友回忆出发，多生发耳食之论与文字错讹之嫌，使李端棻研究呈现陈陈相因之势。①＊＊笔者回应冯祖贻的研判，本着历史研究“有一分材料说一份话，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傅斯年语)的原则，将新出的《贵阳李氏家谱》(第三稿，以下简称《家谱》)作为可堪依恃的凭据，藉此认识李氏家谱这类著作形式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在教育学规训理论的视角下，开出家谱规训同宗族人与后世子孙的认识与判断。《家谱》由李端棻家族后裔李良格与李良筑主编，北京大学档案馆收藏，笔者与同事于2017年5月初从该档案馆副馆长刘晋伟处翻印(影印)而得。笔者将从这个影印本的内涵入手，逐一剖解其间的“元经秘旨”。贵阳李氏家族为何彬彬济济、人才辈出(《家谱》记载族中博士硕士研究生多达百余名)?为何族人总得贤者揄扬并且家族驰名当世?为何其家风家训源清流清?其光大门楣的背后有什么深刻道理可言?《家谱》中详述的内容可以印证什么重要推断?《家谱》在李氏家庭教化之中又将扮演怎样的历史角色?笔者带着上述诸多疑窦，从班班可考的谱牒中寻觅历历可见的铁案。

一、动因:明血统，序昭穆

有如《家谱》的编撰者所言:“由于历史的原因，贵阳李氏祖上留下的家谱已经失传”，在“初稿前言”里即点明家谱编修对于李氏家族的特别意义①＊，编修者判定李家子孙的命运与李家的传统是息息相关的，称:“深入了解前人命运的轨迹，有助于了解自己命运的轨迹，以及自己此生能够攀登到的高度。”②＊＊由此推知，李端棻后裔编修的《家谱》与世间万千家谱无异，同样记载了一个家族繁衍发展的历史，因为那里面有“前人命运的轨迹”。不过，编撰者超越了中国古代累世显荣的门阀制度，以平和的笔调表达慎终追远之念。旧时地方世家大族的家谱中，出于门第制度维护之需，有竞相标榜自己的郡望以达到垄断权势的目的之嫌。而《家谱》并未宣称自己门第的高上和郡望的优越，全是以写实性的“轨迹”呈现，在那些同宗共祖的入谱者中，有千里奉调自衡阳来筑做官的入黔始祖(名字已不可考);有顺天府尹李朝仪;有礼部尚书李端棻;有梁启超夫人李蕙仙;有三次婉拒教育部次长之职的李孝同;有出身清华的气象学家李良骐……贵阳李氏先贤，不可胜记。《家谱》跨越三个世纪，在辈分上叙述了八代人(字辈为:之、朝、端、忠、良、启、家、声)的人生故事，故编撰者称《家谱》记载的“不仅是个体，而且是群像”，“群像中会透露出一般规律，以及每个李家人都有的李家人共性”③＊＊＊。那么这个共性是什么呢?书中的字里行间未见陈情。倒是其间潜藏的李氏家风，值得阅读者钩沉索隐。“家谱中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书，人生的教科书”④＊＊＊＊，此说意在提示后世子孙在对《家谱》潜精研思之余，当谨记家族的遗德与祖训。在开篇第一章的追溯中，论及千里奉调贵筑的入黔始祖，超越游宦之家的历史惯性，在勇烈街阖族共居，冲破“千里为官只为财”的谶语，立下“勤奋、清廉、不购房、不置产”的传世家训。编撰者在李家祖坟山找到了李朝仪和李端棻等在两尊华表上的题词:华表右柱(李朝仪题词):“祖武克绳家声勉缵箕裘绪义方追彝训表识稍酬父母恩显亲生无忝惟忠惟孝封阡默慰在天灵”(此句礼部尚书毛旭熙题)华表左柱(李端棻题词):“孙谋用翼彝训延兴驷马门非分窃殊荣科名幸遂男儿志修德后必昌有子有孙华国都为名世器”笔者认为华表题词是硬证据，是家谱物化形式的重要凭据。巨室之家是由谱系维持的，而逾百年之冢则是靠家谱中的墓图得以固化。借《家谱》可以管窥基层社会秩序重构的要秘，即明血统、序昭穆是动因⑤＊＊＊＊，敬宗与收族是目的。敬宗即崇敬祖先，表明宗族内部的尊卑有序;收族即团结族人，表明人群的自组织性。教育无非是“个体社会化与社会个性化的结合”，因受教育而对身外世间万象的必然性生发会心之得，这正是教育者秉持“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不教育”的隐秘意图来达成人类演进的目的。作为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态，家谱在当下的编撰动因当不在“血统的纯净”，因为血脉谱系在现代医学与体质人类学的助力下，其梳理难度远小于往昔。李端棻家族后裔对祖先轶事的辑佚整理亦不是自流状态，《家谱》透露族人竞相参与自觉修谱，或有一丝族人间高自标树的世俗动因，但编撰者不唯门第、入选女辈的做法，又将作何解释?编撰者遵循家谱摆家世、排门第的历史惯习，亦有提升家族凝聚力、体会祖先遗风、光耀李氏门楣的一般目的，但贵阳李氏家族是恪守祖宗教导的礼仪之家，齐集海内外的族人贡献资料信息，三易其稿形成多方认同的最后谱牒，当有希冀后世子孙比学赶超，以达到增光族望的目的。此种“诵先人之清芬”的做法，远比在家族内部制定简单的家规家训更高明、更警策，其家谱规训的隐秘教育意图当更具可行性。

二、内容:衔华佩实，有风有化

“谱为一家之史”，《家谱》在新世纪得以成形，其修撰的民间化优势得以彰显，表现在内容体例上的不受约束与自由发挥，一是未见姓氏源流，二是集约化的家族世系表达，三是变革家族郡望的写法。首先，为何未见姓氏源流?因为《家谱》采纳了“小宗之法”，即它的世系只上溯到入黔始迁族而非血缘始祖或受姓祖。《家谱》按章划分为十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三篇前言简述家谱失传之后四海族人群策群力兴修家谱的实情;之后，是家族世系的集约化表达。第二部分是“始祖‘之’字辈”的祖先追溯，但因入黔始祖并不葬于贵阳，可得史料寥寥无几，编撰者凭藉墓碑的判断多为未成定论的推断;第三部分乃“‘朝’字辈”，限于史料的断缺，仅仅只有一页简单的“朝”字辈五房名录，其中标明李端棻在老大房李朝显，李蕙仙在老五房李朝仪，而李朝仪正是给予李端棻一生耳濡目染的“重要他人”;第四部分是“‘端’字辈”，编撰者称这一辈有“十六位‘端’字辈爷爷和一位姑奶”，可谓人才济济、鸾翔凤集。其中“九爷爷李端榘”“十二爷爷李端槩”(合川知县任上支持兴办四川第一所蚕桑学校)“十三爷爷李端荣”“十四爷爷李端燊”“十五爷爷李端棨”(前清翰林)等均在时参与过“公车上书”，他们均是李朝仪的儿子，与李蕙仙同为胞兄妹。再次，不按郡望而依循字辈顺序来记述。第五部分列“‘忠良启家声’字辈”，实际上是五个字辈的内容叙述，为了使后代区分，编撰者采取了端字辈爷爷的系统来分途追踪。譬如李良骐在“八爷爷李端葇的后裔”栏目下，是李端葇次子李允忠的长子，其膝下有两子三女(李启泰、李莪茵、李勤、李莲、李启乾);再如编撰者李良格、李良筑在“十二爷爷李端槩的后裔”栏目下，是李端槩的五子李光忠的长女和次女。笔触简练、说理清晰。这部分是《家谱》的内核，除了没有三、六、七、十等四位李氏先祖的后裔资料外，其他各房的叙述有轻有重，主要采纳“恩荣”“世系传记”“家传”“谱考”“世系录”“传记”等家谱内容的部分特征，按照编撰者的意图来铺陈描述。因“‘忠良启家声’字辈”紧贴近现代生活，家族谊相号召相对便利，故内容丰富多彩，但又有一点世系、生卒、仕宦、子嗣与婚嫁局部记载之憾。笔者认为正是这些秉笔直书的放言遣辞之中，潜藏着编撰者隐秘的教育意图:同一血缘集团的世系人物，出于对祖先嘉言懿行的尊崇，会听从家族教化与家谱规训的召唤，做出符合祖先遗训的事来。下面列举的九位李氏家族后裔，或有长风破浪的志向，或有名标青史的功业:李良芳，李端槩的孙女，北平女子大学毕业后师从齐白石学画;李莪荪，李端荣的孙女，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昌荪，李端荣的孙子，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仲武，李端燊的次子，作为记者跟着瞿秋白去莫斯科，后随鲍罗廷(共产国际派给孙中山的顾问)回到中国，担任其俄语翻译，后又随其在黄埔军校工作。李寿曼，李端燊的次女，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梁思顺，李蕙仙的长女，中央文史馆馆员。梁思成，李蕙仙的次子，著名建筑学家、院士。梁思永，李蕙仙的三子，著名考古学家、院士。梁思庄，李蕙仙的三女，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礼，李蕙仙的八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笔者假设后世子孙捧读《家谱》之时，将在“尊尊亲亲”的伦理基础之上，体认祖先震古烁今的伟绩丰功，于井然有序的宗支世系中，领受祖宗之教，将世代口述心授的“口传家谱”行诸文字，从而实现家谱规训后世子孙的基本功能。《家谱》还专列两个部分来记述“北京聚会”和“贵阳聚会”，前一个聚会了记载了“十二爷爷的女儿李端漪”(满姑)的一段讲述:“1925年，我煜哥(十四哥李孝同)从美国留学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在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任系主任，先后曾资助三位妹妹和多位侄儿女，共十几个人上学。”“北京聚会的地点，先是在西城区的昌堂门。男孩们住在昌堂门1号八姐(李幼琦)家，女孩们住在昌堂门2号五姐(李伯娴)家。后来搬到枣林大院9号，在怀仁堂对面的灵境胡同。枣林大院9号很宽敞;前院有北房八间，朝东的厢房三间，后院有北房五间，朝东的厢房六间，厨房三间;月租金二三十个大洋。”“我一开始在天津南开女中上学，除学费外，每月煜哥还给12元生活费。饭钱是每月4元，有鱼有肉吃得很好。剩余8元零花，例如，有一次看到一双好看的皮鞋，花了三块大洋。”“寒暑假回北京，煜哥带我们去玩，北海划船，香山骑驴，在梁启超办的松坡图书馆玩，去梁启超墓拜谒，煜哥有个朋友是报社的，笔名‘老太婆’，捧京剧名角程砚秋，我也跟着煜哥去，凡有活动，没有我不去的。程砚秋还来过我们家拜访李孝同教授”。①＊之所以不惜笔墨转述这个“道德叙事”，是想凭藉再现李氏家族后裔在北京有长达十年之久、涉及几十人的大聚会，反观其首尾共济、扶危济困的义举。这段记述编撰者亲历亲见，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言过其实、有意捏造的可能性，因为北京聚会有十几位族人见证。民间多认为饱蘸心血编撰的谱牒当寄托有祖宗的灵魂，虔敬的态度是家谱之高标诉求的内在规定性，摒弃妄相假托的旧时做法，才会保证家谱的权威性，可以预测《家谱》在此方面的标杆意义将日益凸显。

三、质量:澄沙汰砾，一家之作

何以判定《家谱》是质量上乘的谱牒?我们可以选择其占据较大比重的“年谱”，从两个方面来研判:一是否有失真之实，二是否有炫功之嫌?《家谱》失真吗?因其面世的时间不长，有待更多谱牒研究者予以甄别。但其刊印之后呈送北京大学档案馆之举值得首肯，因为它将接受谱学家和学界人士的检阅，这一点与旧时家谱成形之后不得外传的古训已是天壤之别。编撰者查阅了《民国贵州通志》《清史稿》《清代贵州名贤像传》《贵州文献汇报》等大量史料，以及开展了大量的访谈、记述、墓碑记录，以及文史馆档案调阅，使得《家谱》文本呈现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这些年谱，反映出我李家的家风和传统，可以激励子孙努力多做有利于百姓的实事;还可以从中悟出人生的沉浮和真谛，仔细思考前人一生的道路，在人生的长途上走得更主动”，“希望大家踊跃提供资料，最好能直接提供年谱，使我们能够将更多的个人年谱收入家谱，多多益善，篇幅不限制，只要提供资料，就全部收入家谱，来稿必登。”①＊它表明后世子孙不仅有仰慕前贤之需，还有补充家传不足之念、订正纪事缺略之虑、弥复口传舛误之嫌。实际上年谱乃特殊的人物传记体裁，它以谱主为中心、年月为经纬，全面详述谱主的一生事迹，而非纪传主的生平大要。简而言之，年谱杂糅了纪传和编年二体。编撰者是入黔之后的第五代，从其遴选的十六位谱主而言，一半是李姓子弟，一半是夫婿、外孙(女)或妻子，它多从其功业着眼，追念先贤生平所历之境，以求传之后世并教育子孙。在众多李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之中，篇幅权重最大的两位值得一表:一是一生正气、两袖清风的政治家李朝仪，由科第中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军进逼北京近郊的通州时，他决定开仓取粮练兵，有人表达仓粮不可擅自动用。李朝仪质问:‘这是什么时候?外寇已逼近通州，难道还可按常规办事?若有处分，我李朝仪一人担当。’后在顺天府尹的任上操劳过度而逝，总督李鸿章奏请朝廷并获批由国史馆为之立传。他一生育有七子一女(李端榘、李端树、李端槩、李端荣、李端燊、李端棨、李端楘、李蕙仙)尽皆成才，满门俊秀。而且对幼年丧父的侄子李端棻，视为己出，待之甚厚，李端棻受其影响，立身行事，一如朝仪”。二是其思想升华到领先于所处时代高度的李端棻，年谱中称他是“变法的重要策划者、重要组织者、重要推动者”，其证据在于:就策划而言，他上《请推广学校折》《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就组织而言，他举荐和提携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就推动而言，他站位维新派中，“运用一定权力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他曾首倡建立京师大学堂，与士绅合力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近代最早的官办师范学堂之一)和通省公立学堂，撰写《普通学说》以宣介西方文化科学。逝世后梁启超亲自撰写《墓志铭》，康有为亲自草拟祭文”。康梁两人均高度赞扬李端棻为民请命、不计个人安危的高风亮节。《家谱》炫功吗?存不存在炫功，这要看《家谱》的记述有没有夸大祖先来历、虚构世系内容、攀附时代名人?笔者在撰写此文与李端棻纪念大会全国会议参会论文《对李端棻规训后学的学术性考证》时，查阅了涉及编撰者提及的重要人物的史料，经过考辨甄别，未见炫功的情形。其目前提供的家谱史料属客观历史事实。再者，《家谱》进入李氏家族各门各户之中，它就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文本，它还会成为家庭文化生活、家庭道德教育的一部分，不断接受后世子孙的评点与修正，成为家族规训与自我规训的重要精神载体。综上所述，《家谱》在教育学意义上清晰地呈现了它的规训功能，虽然其形制有别于规范的谱牒要求，但并没有缺略口耳相传的祖先记忆，以及植根族人的历史记忆。它追溯的先人世系是可以采纳的，它建构的宗族历史是可以采信的，它透过纸背所反映的家谱文本的社会文化史是可以信服的。由此，可以判定《家谱》突破了技术性过程，象征建构了一个教化后世子孙的精神载体，使得家谱规训的教育功能得以落地生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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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饶伟新．族谱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6］葛剑雄．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J］．历史教学问题．1997(6)．

作者:余文武 单位:贵阳学院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