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依赖论文：手机依赖的危害与发生机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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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贺金波、陈昌润、鲍远纯、雷玉菊 单位：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精神病专家预测，手机依赖将会是21世纪最重要的非药物依赖类型之一[6]。可见，手机依赖已经逐渐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国外对此问题的重视和研究始于2001年，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而国内的研究才刚起步。
手机依赖的概念及特点
研究者们尚未就手机依赖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国外的研究报告均没有明确的定义，主要强调的是心理和行为特征，如Lee发现73％的受访者报告离开手机或面对不得不关机的情况时，他们会感到烦躁和不安[7]；Katharine的调查显示，53%的人会因为手机没电而显得异常焦虑[8]，这些强调的是依赖的戒断症状；Bianchi和Phillips认为手机依赖的人难以控制使用手机的时间，在完成其他任务时会因使用手机行为而分心，并且产生更多的人际冲突[9]；Merlo认为手机依赖者通常会强迫性地检查语音信箱及短信，隔几分钟就会想去看看是否有新信息或未接电话[3]，这些强调的是过度使用造成的人际交往问题。而国内学者的定义则是参考网络成瘾的概念，如师建国将手机依赖定义为个体因为使用手机行为失控，导致其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痴迷状态[10]。韩登亮和齐志斐将手机依赖界定为，由于某种原因过度地滥用手机而导致手机使用者出现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适应的一种病症[11]。尽管概念尚未统一，但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手机依赖属于“行为成瘾”（BehavioralAddiction）的范畴，因为它不涉及任何物质摄入，是一种新型的强迫依赖行为[9，12]。
手机依赖的测量
Bianchi和Phillips最早编制了《手机问题使用量表》（MobilePhoneProblemUsageScale，MPPUS），MPPUS包含27个项目，涉及耐受性、逃避问题、戒断性、渴求性以及社会、家庭等产生的消极生活事件五个方面。该量表被美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多个国家的研究者所借鉴[13-15]。Park借鉴Horvath编制的《电视成瘾量表》（TelevisionAddictionScale）来测量手机依赖。修订后的量表包含20个项目，涉及耐受性、戒断性、无意识使用、时间花费、替代等内容[16]。Billieux，VanDerLin-den和Rochat认为前面编制的量表没有包含手机问题使用的所有方面，且对手机的正常使用和问题使用的界限区分不明，为此他们编制了一份《手机问题使用问卷》（ProblematicMobilePhoneUseQuestionnaire，PMPUQ），该问卷包含30个项目，综合采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后得到手机问题使用的四个维度：超限使用、危险使用、财经问题和依赖症状[12]。
Koo针对韩国青少年编制了一份包含20个项目的《手机依赖量表》（CellPhoneAddictionScale），探索性因素分析后获得三个维度：戒断症状、社会功能失调、强迫性，总共能解释55.45%的总变异[17]。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该量表得分可以将青少年区分为手机依赖者、严重使用者、一般使用者，这为研究中被试的筛选和分组提供了方便。我国的徐华等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中对物质依赖和行为成瘾的诊断，编制了以耐受性、戒断性、社会功能和生理反应为四个维度的《手机依赖量表》（MobilePhoneDependenceInventory，MPDI）[18]。师建国借鉴临床经验，在Young的《网络成瘾量表》（InternetAddictionTest，IAT）的基础上编制了手机依赖的诊断量表，包含9个项目，确定满足5个项目或以上为依赖[10]。
手机依赖的危害
Sandstr觟m等所做的调查发现，每天手机通话时间超过1小时会导致眩晕、烦闷、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疲劳、头疼等不适症状[19]。Fredrik，Michael和Lennart发现15-19岁的青少年中，每天使用手机超过7小时的人出现更多的头疼、焦虑、注意力不集中、睡眠质量差等问题[20]。Kamibeppu和Sugiura对东京市区578名初中生的调查发现，49.3%的人报告他们直到深夜还在收发短信，并且经常出现失眠、睡眠不足等问题[21]。虽然目前关于青少年和成人中哪个群体更易受手机辐射的影响还没有定论[22]，但已有研究采用PET技术发现，30分钟的手机辐射就能局部抑制右半球前颞叶脑区的机能代谢[23]。Nylund和Leszczynski发现，每天暴露于手机辐射超过10小时可引起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使多种细胞因子的表达出现异常[24]。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长期暴露于手机辐射也会影响男性精子的活动质量[25]。
May认为，通过手机这种虚拟介质所建立和维持的人际圈，使用得当有助于消除青少年暂时的孤独感，但使用过度则会使得他们逐渐疏远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和朋友[2]。久而久之，这种对手机的过度依赖反而引起更大的孤独感、抑郁、焦虑等一系列心理不适，并对青少年的生活方式造成重要影响。Thomée，Harenstam和Hagberg在最近的一项前瞻性群组研究中发现，手机使用频率与压力、睡眠质量、抑郁症状有交互作用。他们选取了瑞典4156位20-24岁的青年进行首测，持续调查一年后再予重测。结果表明，男性高频率手机使用者一年后有更多的睡眠问题及抑郁症状，女性高频使用者出现更多的抑郁症状，而这些表现与他们对手机的过度使用而产生的压力有关[26]。Ha等对595位韩国高中生进行调查，发现过度使用手机的高中生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更高的人际性焦虑和更低的自尊感[27]。Sánchez-Martínez和Otero对马德里市九个社区的1328名高中生进行调查，发现过度使用手机者有更多的抑郁症状、社交孤立感和学校受挫感，以及更多的吸烟和酗酒倾向[28]。Toda等发现，日本男大学生的手机依赖量表得分与抽烟行为存在正相关，与HPI量表（HealthPracticeIndex）测得的健康锻炼分数存在负相关[29]。Ezoe等对日本女大学生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健康生活方式与手机依赖之间存在负相关[30]。
自手机应用移动网络技术以来，青少年对手机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相比2010年，我国同时使用两部或两部以上手机的人群比例有了显著提升，已接近50%[31]。首先，手机具有便携性，特别是具备上网功能后又克服了电脑不易携带的限制[32]。因此，手机的使用完全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其次，手机具有互动即时性[32，33]。青少年通过手机通话或者短信等方式能迅捷地得到对方的回应。其三，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样化。很多智能手机集上网、拍照、游戏、阅读等功能于一身[2，33]。
Bianchi和Phillips的研究发现，外向型的人有更高的手机使用频率，并分析这可能与他们有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和朋友圈有关[9]。Phillips，Butt和Blaszczynski调查了手机使用和“大五”人格的关系，结果表明，亲和性得分低的人更容易对手机游戏产生依赖[34]，而外向型者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手机通话和短信服务上[35]。Ha等研究发现，过度使用手机的高中生表现出更低的自尊感[27]。Zulkefly和Baharudin也发现，低自尊的大学生更容易成为手机依赖者[14]。但是Walsh等的研究却不支持自尊和手机依赖的相关[36]。孤独感也是研究者们感兴趣的一个特质。Park研究发现，孤独感是手机依赖的一个有效预测因素[16]。刘红和王洪礼认为孤独感影响手机依赖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直接预测大学生的手机依赖,二是通过网络娱乐动机间接预测手机依赖[37]。但Takao，Takahashi，Kitamura的研究却发现，孤独感无法预测手机依赖[15]。
Dittmar认为人们表达自我认同感的一种方式是通过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尤其是能体现社会地位、人格特征、态度及价值观的部分[38]。这样的物质资料既是青少年自我概念的象征，又有助于加强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39]。而与之有关的代表性行为也会快速地融入到个体的自我认同体系中。Walsh，White和Young认为使用手机已经成为青少年自我认同的一部分[40]。他们通过设置与众不同的手机铃声和屏幕墙纸等方式凸显自己的个性，并且认为拥有手机意味着慢慢脱离父母的约束而获得越来越多的独立空间[41]。Walsh等研究证实自我认同感能预测青少年的手机使用频率[42]。
Hogg和Abrams认为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是群体的一员时，就会自动把群体特征吸收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43]。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伴群体的影响，Igarashi等发现良好同伴关系的维持是影响青少年手机使用行为的重要因素[44]。Walsh等的调查显示，85%的青少年报告他们购买手机是因为同伴群体交往的需要，而且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手机交往方式[45]。
Walsh等认为，自尊对手机使用行为的影响可能是通过归属感实现的，因为低自尊最终会导致更强烈的归属感需求。他们的研究支持了这个观点，发现归属感在自尊预测手机依赖中起着完全的中介作用[45]。低自尊者为了获得归属感，期望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更希望通过手机纽带来实现[36]。
小结
综上所述，青少年手机依赖的既往研究已经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这些研究也明显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手机依赖还缺乏统一的概念界定和清晰的诊断标准，这反映了对手机依赖的定性并不明确，因此也很难确定手机依赖的测量结构，现有的已经制定的测量量表的结构效度自然也值得商榷，从前面介绍的几个测量工具来看，基本还是按照物质成瘾的几个维度作为理论建构，缺乏广泛、细致的手机依赖独特性的项目调研和分析。其次，人格特质对青少年手机依赖影响的研究多数还停留在相关研究的层面，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出和深入的实验研究的证据支持。其三，虽然提出了几种依赖动机理论，但似乎理论分析的成分多，具体的研究证据明显不足。第四，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手机功能会越来越多，不同年龄和个性的青少年对不同手机功能的依赖性应该也不一样。第五，既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青少年作为研究人群，缺乏其他年龄层次的研究。最后，现有的研究均没有注意到手机这个依赖介质区别于其它依赖介质的独特性。手机的便携性、即时性、功能多样性使得它不仅成为现代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视之为我们人体的一个“附属器官”。我们可以要求人戒毒、戒烟、戒酒，甚至短时间不上网，但不太可能要求人不携带或不使用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