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色歌谣思政教育的心理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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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讨论主要是从其狭义上展开的。大别山红色歌谣主要指大别山地区人民在火热的革命战争年代，竞相传唱的革命歌谣，以及人民群众沿袭这些革命歌谣的内蕴而后续创作的新歌谣。从红色歌曲的特性来看，其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内容丰富，歌词积极向上，反映并服务于党在各不同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抒发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支持，对党的拥护，对民族的深情，因而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其源于民间社会，根于百姓生活，适应革命需要创作，影响不同层次受众，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其以革命史实为依托，传达给人民不同时期的革命主题，总是与时俱进地演化流转，如大别山红军歌谣、抗日歌谣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作为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宣传武器，承载着精神塑造的重大责任。通过琅琅上口的艺术形式，使人民群众在其教育感染之下，积聚强大的革命力量，以夺取伟大的革命胜利，因而也具有深刻的教育性。

音乐之教育功能就是“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3］。红色歌曲之所以能够凝聚革命的精神力量，体现时代的精神风貌，教育广大群众，得益于其自身所具有的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导向功能。这些红色歌曲，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具有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导向功能，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亦延续着这种功能。以大别山红色歌谣为例，即可体证。

第一，心理意识导向———历史责任与使命的天籁驱动。世界日益多样化，文化日益多元化，在此情形下，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缺乏对中国本民族历史的学习，很难形成一种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而红色歌曲则为他们了解各阶段的历史提供了一新途径，使他们能够形成正确的心理意向，站在历史高度，思考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如，“强邻窥窃数十年，九一八，肆吞并，彼强我弱唤奈何?……”从大别山红色歌谣《收复东三省》［4］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九一八事变的惨烈，感受到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实行不抵抗主义时，人民群众的义愤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工农兵联合起来打日本》、《救国歌》［4］等都是当时人们民族意识觉醒的生动体现。《赤色苏俄歌》［4］中，通过“无产阶级都是亲兄弟，被压迫一家人大家齐努力，工农们士兵们结好团体，建设无产阶级政权高举革命旗”等语句，反映了苏区革命人民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欢庆，对马克思、列宁的敬仰，对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使人们很自然就能从心灵深处形成一种认识革命、参与革命、投身革命的心理意向，在潜移默化中认同和强化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意识形态最终将化为行动的力量。今天，各类具有红色歌曲元素的现代文化活动正全面展开。“山林岩洞是我的房，青石板上是我的床，野菜葛根是我的粮，共产党是我的亲爹娘……任凭敌人逞凶狂，头断血流不投降。”［4］歌声声声在耳，响彻大别山区红安县各中小学。红安县充分发挥地域优势，组织学生进行红歌传唱，让革命老区精神走进校园，从而大大地提升了学生的思想认识层次，强化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意向。在许多大学校园，大别山红色歌谣的传唱活动也如火如荼，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非观、善恶观由此也得到了不断的培养。可以说，红色歌谣宛如天籁遗音，已唱响大别山区，唱响国内外，强化着人们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意识，鼓励着人们改革创新、自强不息，去完成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第二，心理情感导向———革命豪情与柔情的交错感染。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语言已经穷尽的地方，音乐才开始它起作用的领域。那些无法用言语告诉人的东西，可以用音乐的旋律来诉说，因为音乐是直接表现人的情绪和内心感受的。在这方面应当注意到，音乐是对年轻的心灵起作用的不可替代的手段。”［3］人们按照一定社会的思想政治品德规范、原则对待周围人或事时，就会产生一定的心理情感导向，其思想品德就会受到催化，其内心的认识、信念及由此引发的思想行为就会得到强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借助红色歌曲，以情感人，寓情于乐，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往往可以达到相当好的教育效果。如，大别山红色歌谣《十唱民族革命》［4］中，“民族革命已经形成了，战斗精神练兵最为高。饥寒交迫人人都知道，若不抗日痛苦不能消”，直观而深刻地抒发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团结一心，坚决抵抗日寇，保卫祖国的深厚感情。这支歌在历史的硝烟中诞生，在抗日的风暴中流传，让人们的心随着民族的奋起抗争之情而激奋，伴着歌谣的强烈节律而跳跃，歌声奔放激越，革命战士在作战过程中甚至曾出现过边唱边打的情景。如今，唱着它，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仍会油然而生。再如，《送我的哥哥去参军》［4］，采取兄妹对唱的形式，以歌传情。其中，女主人公以少女特有的柔情劝导哥哥不要留念儿女私情，参军杀敌最为光荣。“送我的哥哥去参军，勇敢向前杀敌人。当兵不要留念我，你去参军最光荣。”男主人公作答:“多谢妹妹一片心，你今送我去参军。一心一意闹革命，勇敢冲锋杀敌人。”将男女之间纯朴的爱情寓于对红军的信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中。年轻人传唱它，就可以深深地体验到大别山儿女顽强斗争的革命豪情和天然纯美的男女柔情的交融，从而产生出一种发自心灵的震撼。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我们如果能够通过各种活动，充分发挥红色歌曲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心理情感导向功能，以红色歌曲所表现出来的亲情、友情、爱情、军民之情、民族之情等感染受众，就可以使广大受众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思想政治教育心理情感的不断升华。

第三，心理境界导向———心灵净化与美化的诗意律动。在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中，被压到废墟里的小学生齐声高唱《大中国》，因而获得了强力的精神支撑而获救。试想，如果当时唱诸如《JustDance》、《那一夜》这样的流行歌曲，能创造出生命奇迹吗?是什么力量使被压的小学生焕发出如此强大的精神伟力?是红色歌曲，是这首振奋人心的《大中国》，是它那激昂的旋律，那积极向上的歌词。红色歌曲，不仅仅体现为音乐的艺术形式，更重要的是体现为对人们思想、信念、境界、精神的心理境界导向。其通过营造具体而优美的情境，使人们能够在美妙的旋律中得到心灵的“净化”。如，“红旗插遍大别山，土地革命把身翻”，《红旗插遍大别山》［4］通过人们熟悉的小调，纯朴而又简明的歌词，使人们仿佛置身于土地革命胜利、人们当家作主的美好日子中。《革命歌》［4］中“扫清反动派，巩固苏维埃，看，我们的红旗插遍了天下”，通过一种理想化情景的创设，让人们充满了革命胜利的希望。红安是大别山区有名的革命老区，这里的人民勇于革命、不怕牺牲，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红安儿女都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14万余人，而一首《黄安谣》［4］，“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则以其通俗形式、美妙的曲调，形象地反映出当年大别山人民踊跃参战的革命热情，生动地诠注了大别山人民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革命战争中，红安儿女有太多悲欢离合的故事。诸多的红安革命歌谣中所涌现出的革命形象可谓感天动地。其中有情深意浓、恋恋于爱的柔美，有困苦艰难、坚贞守望的凄美，有信念坚定、前赴后继的壮美，也有憧憬幸福、热爱生活的健美。这样的歌，流转铅华，随风而馨;诗意朦胧，随境律动，怎么不会使歌者的心理境界得到净化，袪除一切尘世的污秽?又怎么不会使歌者的心理境界得到美化，生发出超凡脱俗的芬芳呢?这正如哲学家柏拉图所说的“节奏和乐调有强烈的力量侵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因而美化。”在当下，传唱红色歌曲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对于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不动摇，坚持革命的顽强意志不改变，作用颇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借助于红色歌谣的心理境界导向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人们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提升自身的思想境界。

第四，心理接受导向———立意自然与通俗的内外催化。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诚然，红色歌曲作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可资借助的资源，能从心理意识、心理情感等方面给人以心灵的触动、震撼。然而，如果这些方面的认识不能被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真正接受，进而内化为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指导其实践活动，其导向作用也就不能发挥到极致。而红色歌曲之所以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关键也就在于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具有强大的心理接受导向功能。具体而言:

其一，红色歌曲具有引导人们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意识生成的先天优势条件。红色歌曲由当地民谣发展而来，并且是由当地人民群众在生活中创造并流传开来，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不仅反映了革命形势，同时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深深地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其来源及形成本身就已构成了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的优势条件。它普遍存在于人们身边，造就了一种优良的革命氛围，人民群众置身其中，又受到周围群众的感染，无形中就接受了歌曲所传达的思想和精神。

其二，由于红色歌曲立意自然、通俗，因而能够对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意识生成具有内外催化的作用。如，大别山红色歌谣中有一首《解放四季调》［4］，“秋季里秋风阵阵凉，刘邓的大军进山乡。冬季里雪花朵朵飘，刘邓的大军出发了，队伍多英武，参加了，淮海战……”描绘了1947年秋，刘邓大军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拉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继而描写其经历了淮海战役等，直到来年春天百花齐放时，革命形势方有所好转。人民解放军在此基础上又发动战略决战，最终取得全面胜利。这样，通过一幅优美的革命战争的画卷，将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况自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大别山区人民群众通过这一歌曲，对于这一战役的历时之久，艰辛之苦了然于心，这种简明直观的形式能使革命形势更清楚地被群众所掌握，群众潜意识里也会接受革命思想和信念，进而引发内倾的思想动机。这类红色歌曲能够为广大群众普遍地接受，其传唱活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不仅能够引导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中国的社会革命，而且也能引领当今的人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

其三，红色歌曲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接受机制，也促成了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意识的强化。从人民群众的接受动力来看，精神需要决定了其接受的积极性［6］。红色歌曲正是从精神层面拉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需求。大革命时期，在大别山地区普遍传唱的《工农们须明了》［4］，用铿锵的言语写道:“国民党内反动派，手中挥动杀人刀，工农们须要明了。”其激愤的歌词，一针见血的语言，帮助人们辨明了革命的方向，拨动了人们革命的心弦，拉动了人们投身革命的内在需求。从人民群众的接受能力来看，红色歌曲所表达的内容贴近现实生活，通俗易懂，如，大别山地区的红安歌谣，就多是人民群众所熟悉的，即使是目不识丁的群众，也有能力理解、掌握，这使得广大群众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加之这些红色歌曲与其他教育形式相比而言，不枯燥、不乏味，是人民群众更为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也使得他们学习、接受的兴趣大增。这也正是红安人民能很好地接受革命思想，从而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原因之所在。从人民群众的接受心态来看，相比于许多灌输式的硬性教育方式，红色歌曲能作为部分人的爱好而被传唱，其积极向上、交错感染的“红色氛围”，催生出群体主动自觉的接受心理。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红色歌曲，使教育对象从内心深处相信并接受它所表达的先进思想，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内驱力量，以端正自己的行为，真正做到“接受———内化———导之以行”。

红色歌曲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先进文化载体，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其映射出来的先进理念、正确的人生态度、勇于革命不怕牺牲的思想内涵，都能够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其不仅加深了人们内心深处对革命及革命精神的认识，宣扬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体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抒发了浓烈的革命豪情，同时也易于为人们从内心真正地接受。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红色歌曲的传唱，并对其不断创新，丰富其时代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以充分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导向的系统功能。（本文作者：江峰、李小莉 单位：武汉工程大学、黄冈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