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罪的行为认定之心理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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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普通诈骗罪相比，电信诈骗罪在客观行为方面有其特殊性。从心理学比如犯罪决策、人格因素、社会建构因素等视角，对电信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认定进行分析，对于准确界定此罪与彼罪，正确适用法律，有效地打击日益蔓延的电信诈骗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电信诈骗;客观要件;行为认定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迅速进入爆炸式的信息社会，一种新型的诈骗形态———电信诈骗犯罪也如影随形，接踵而至。电信诈骗犯罪不但给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损失，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危性不安定因素之一。所谓电信诈骗罪，一般是指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使用电信通讯设备设施，通过计算机网络、伪基站等渠道，在虚拟空间中传播虚假和混乱的信息，使受害者陷入误解并自愿处置个人动产的行为。与普通诈骗罪相比，电信诈骗罪在客观行为构造上包括犯罪的工具、手段、方式和对象等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由于电信诈骗行为是在犯罪人内在心理支配下，对不同的外部环境刺激所做出的表面反应。因此，从心理学比如犯罪决策、人格因素、社会建构因素等视角，对电信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认定进行分析，对于准确界定此罪与彼罪，正确适用法律，有效地打击日益蔓延的电信诈骗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电信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认定

目前，我国从立法上尚未对电信诈骗罪做出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适用罪名有:诈骗罪、招摇撞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然而，现有刑法与司法解释对于电信诈骗罪客观方面的实行行为规定过于笼统、模糊，从而增加了司法认定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剖析和探讨。(一)对于诈骗载体的认定。在电信诈骗罪中，所谓电信的意思是“使用有线电、无线电、光或其他电磁系统的通信。”这也是电信诈骗与普通诈骗罪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电信诈骗犯是一种发生于信息空间中的超远距离、非接触性的诈骗形式。行为人从犯罪预备行为开始，到虚假性、蛊惑性的信息，直至误导、诱使被害人心甘情愿或情非得已的处分自己的个人动产，而不会像普通诈骗犯罪那样，需要在现实空间中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接触，方能实施诈骗行为。(二)对于诈骗对象的认定。由于信息空间的高开放性、高覆盖性，所以，绝大多数的诈骗对象都是不特定人群，既有年长者、也有年少者;既有高学历者，也有低学历者。一言以蔽之，各行各业、三教九流都有可能成为被诈骗对象。而普通诈骗犯罪则不同，他们必须通过某种特定的关联性、对接性关系，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财物诈骗。同时，传统诈骗犯罪在实施诈骗行为时，往往只能局限或固定于某个特殊的物理空间。而信息世界则具有虚拟性、超时空性，因此，行为人实施犯罪不会受现实地域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跨境跨国犯罪尤其如此，他们的诈骗活动有的是从境内到境外形成一个诈骗链条，有的是从境外到境内形成一个诈骗链条，更多是境内外相互勾结、连锁作案，因而隐蔽性极强。(三)对于行为对象的认定。鉴于电信诈骗罪行为载体的特殊性，因此，其行为对象绝大多数都是动产，被害人只能通过银行的支付系统进行财产处分。因此电信诈骗犯罪具有转移赃款快、追回赃款难，并可增加银行资金流动风险等特点。而普通诈骗犯罪的行为对象即包括动产，又包括不动产，财物的转移方式也多种多样，不受任何限制。(四)对于诈骗手段的认定。电信诈骗手段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通讯类诈骗，此类诈骗主要是通过微信、QQ、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被害人主动发送虚假、蛊惑信息，与之进行交流、沟通，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知，处分自己的动产(金钱)。像各类中奖诈骗、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诈骗、退费退税诈骗等等都是如此。二是网络交易类诈骗。这类诈骗通常是行为人通过被动的建立网站、QQ群等或者利用第三方交易平台等虚假商品交易信息，利用被害人缺乏交易规则常识以及第三方监管漏洞等，进行假买假卖，牟取暴利。尽管以上这些诈骗行为手法各异，形式不同，但都是依靠电讯、网络作为诈骗手段，来实施诈骗行为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电信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电信诈骗的科技含量也愈来愈高，加之行为人又能紧跟时尚潮流，充分把握民众的猎奇心理、麻痹心理。所以，其诈骗方式日新月异、花样百出，让人防不胜防。(五)对于团伙形态的认定。普通诈骗犯罪有时只靠一人或几人就可以实施。而电信诈骗犯罪一般却不是单个人或几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通过团伙化作案方式进行，且具有境内外相勾结的特点。例如，2018年5月，在公安部统一组织和指挥下，天津市公安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组赴印尼与当地警方开展执法合作。一举成功摧毁了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三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并成功逮捕了105名中国籍嫌疑人，查获了大量涉及计算机、语音网关、手机、电话、银行卡、诈骗脚本等的犯罪工具和物品。因此，大多数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内部的分工极其细致明确、层级严密，且各层级人员又大都采取单线联系方式，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了犯罪团伙的安全性。

二、影响电信诈骗罪客观行为的心理学分析

(一)犯罪决策因素。所谓犯罪决策，是指电信诈骗行为人通过对电信诈骗的效益———成本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做出是否实施该种犯罪行为的决定。简言之，如果行为人有了电信诈骗犯罪行为的选择，则表示其做出了犯罪决策。首先，电信诈骗犯罪决策并不是完全的理性行为，而是一种有限的理性行为。西蒙认为，现实生活中，作为管理者或决策者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管理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往往是多样的，不仅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处于变化甚至矛盾的状态。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表现为:决策者无法找到所有方案，也无法完全预测所有方案的后果，也不具备明确且完全一致的偏好系统。这样它就可以在各种决策环境中选择最优决策方案。其次，从犯罪心理的角度看，电信诈骗行为人对其个人行为并不具备完全清醒认识，虽然他们大都掌握娴熟的电脑技术，在虚拟空间中，可以信马由缰、任意驰骋，但却明显存在着个人的认知偏差，因而其对犯罪对象的价值以及对能达到目标的手段、方式、可能性的认识与法律规范之间会出现极大的反差;同时，由于受到自身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的限制，他们对犯罪目标的评估和行为风险的认知往往也会出现不一致，这就使之对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会出现虚幻的感知，最常见的情况是，行为人把虚拟的网络空间视为法外之地，认为虚拟空间一般人看不见，摸不着，来无踪，去无影，而且虚拟空间存在很多漏洞，机会大，此时，他们往往高估自己的智慧和实力，认为凭借自身的能力，可以任其在虚拟世界中恣意妄为，为非作歹，从而把电信诈骗行为当作一种成本低———只需投资一点设备资金、就可以实施诈骗、也可说是“空手套白狼”;风险小———犯罪如同玩游戏、被诈骗者远在千里之外，相对安全;来钱快———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诈骗来不菲的金钱、可以实现迅速暴富的梦想。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电信诈骗犯罪除去电话沟通者外，大多数人都是在电脑上的程序化操作，并不和被害人见面，缺少传统犯罪的现场，不会产生恐惧、紧张、负罪的感觉，所以，他们大多存在着侥幸心理、冒险心理。(二)犯罪人格因素。所谓的犯罪人格也称犯罪个性，是一种具有反社会倾向的人格。犯罪人格理论相对较为复杂，因而对其有各种不同的见解和分歧。但那些忽视犯罪人格社会性质的观点，都是不足取的。首先是心理动力理论。心理动力理论直接源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尤其与其主要概念包括内部心理过程、童年经历、性动力以及人格结构中的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冲突、生死本能等密切相关。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无意识决定的，而童年的痛苦经历又会决定其一生的人格。也就是说，犯罪是一种异常人格结构的产物，它是由童年经历中深层意识未解决的早期冲突而引发的结果。因此，排除其他因素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为什么电信诈骗犯罪主体多是青年行为人的缘由。因为在社会化过程中，青年人的自我和超我并不成熟，其人格结构并不完善，不能应对来自外界的社会压力，他们无意识中的死亡本能会对其社会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电信诈骗这种新型的犯罪手段和方式，在行为人看来，可以摧毁禁锢自己生命的现有秩序，而要回到前生命的冲动状态，电信诈骗犯罪就成为他们不二的宣泄方式和窗口。其次是艾森克犯罪理论。艾森克认为，存在犯罪人格，即实施犯罪的一种倾向，一个人的道德观念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而学习过程是一种条件反射的建立。但是，人们基本上是生物性的个体，因此，人与生俱来携带着先天的特性或特质，在周围环境刺激下，每个人都会映现出一些特定的反应。个体间的人格在与气质相关的三个方面存在差异:一是神经质(Neuroticism，N)、二是精神质(Psychoti-cism，P)、三是外倾性(Estroversion，E)。以上三个因素形成了人格的三个独立维度，人在这三个维度上表现出的不同程度和倾向，就构成了其不同的人格特征。因此，只要具备了以上三种人格倾向的青少年，往往会成为潜在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人。一般而言，在电信诈骗犯罪主体中，外倾性者的表现为:能在虚拟空间中侃侃而谈，善于感知听者的反应，不畏惧被拒绝，喜欢交流，喜欢在变化中应对富于挑战性的被诈骗者，且能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机会;同时，他们善于表现自己，急切的想得到犯罪同伙的认可和赞同，对于诈骗行为没有丝毫的不安和愧疚。这种倾向的人在犯罪团伙中多为起骨干作用的从犯。神经质者的表现是:情绪化、非理性特征明显，对事物相对较为敏感，有时对自己的诈骗行为表现出高焦虑性，常常忧心忡忡，睡眠不佳，因而会出现各种心理障碍，对于自己诈骗行为常常出现疑虑，不够稳定，对于团伙的制裁措施有过度反应，情绪不易平复，认知会受到情感的影响，在犯罪团伙看来，他们的行为不合常态，易于做出脱离、告发的行为。在犯罪团伙中，这种倾向的人多为胁从犯或起辅助作用的从犯。精神质者的表现是:心理有明显变态的倾向，会出现强烈的反社会行为，这种变态倾向的人是电信诈骗犯罪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往往是电信诈骗犯罪的组织犯，是其具体犯罪的发起者，并领导组织犯罪计划的实施。他们之所以选择电信诈骗犯罪，是他们强烈的反社会的变态人格使然。在具体诈骗活动中，每每旧的电信诈骗方式遭遇瓶颈，他们就会绞尽脑汁，翻新出新的诈骗形式和花样，因此，具有这种人格的电信诈骗犯罪团伙的主犯，往往是打击的重点对象。(三)社会建构因素。根据社会建构理论，人格是人与环境互动过程中的一种自主建构，是一种临时产生的动态结果。在不同的社交情境中，青年群体的行为会有所不同，扮演不同的角色，表现出不同的自我。在社会建构论角度看，电信诈骗罪的客观行为是犯罪行为人“自我植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过程，而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产物。正如格根所言，我们可以从关系的角度对青少年的冒险行为进行理解，这些行为是产生于各种关系之中的，不是一种个体过程。因此，以上所述的电信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是各种社会、家庭、学校、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交融而建构起来的，具有社会性产物的属性、特征和性质。

三、结论

对于电信诈骗罪客观行为，不能仅局限于规范注释学的研究视角，适当引入心理学的研究路径是加强刑法个罪科学性研究的必然要求。“心理学作为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基本任务是揭示和描述人的心理现象;预测和控制人的心理活动以及解释和说明人的心理活动。”人的心理支配其行为，电信诈骗犯罪人的心理可以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因此，从心理学角度对电信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进行分析，可以追溯其产生的根源，做到即可以知其然，也可以知其所以然，从而能更加切实有效的推进刑法个罪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展。

参考文献:

［1］葛磊．电信诈骗罪立法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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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凤实．电信诈骗的现状及危害［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6(6)．

［4］毛秀珍．赫伯特•西蒙:罕见的博学杂家［J］．现代企业文化，2010(28)．

作者：李小丹 单位：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