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建筑空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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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的行为导向功能

建筑是文化的一部分，人与精神、社会和文化的关联和相遇就发生在建筑空间中。“建筑空间”和“存在空间”二者可以保持结构的同型关系。因为，人的行为是与特别场所开始发生关系才有意义作用的，而场所是人对自身定位和掌握环境时作为据点的出发点。对于人来说，只有同稳定的场所体系发生关联，“可能性的环境”才会得到发展和延续，自身的存在空间才得以延长。所以，一个建筑师的任务就是用形象或理想等具体化的方式，帮助人们找到存在的基地。而对于一个建筑本体来说，空间的各要素（如场所、路线、领域等）是互相作用和统一的整体，它首先得具有一个的“场所”的结构，它要把各种不同性质场所构成的空间具体化。因此，建筑体系还担负着表现生活形态的意义。建筑对于人的精神层面，其中之一的作用正是“无言的教化”，或可称之为建筑空间的行为导向功能，包含在建筑之中的社会文化蕴涵及哲学蕴涵正是这种功能发挥作用的中心介质。对构筑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上的建筑进行比较，可以探寻各民族建筑独特的精神气质，以及它对人的导向性影响。汉斯•侯雷恩（HansHollein）说：“建筑是一种由建筑物来实现的精神上的秩序它体现人的精神能量和力量，是人的命运和生命的物质形式与表达方式。”所有的艺术形式中，只有建筑能够给人提供“安居”的可能，这个真实的“存在之家”可以安抚人类孤独无依的心灵。“为了抵御对空间的恐惧，人类内心深处就想用坚固的院墙把空地围起来。建筑就有这样的功能，它可以把陌生的环境变得熟悉起来，把空间变成固定的封闭空间。这样，我们就不会感到陌生，并定居下来。”建筑是人的生存历史与现实状态的一个证明，存在的意义通过建筑转译成空间形式。在建筑时空的营造中，人类所凝淀的最典型、最深刻的哲学和美学思想都得以释放。建筑不是时装，一定种族历史地认同的建筑就必然具有永恒的价值。在它自我的生存过程中，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真正地融为一体。在这些集体认同的建筑里，便逐渐产生一种最强大的召唤力和牵制力，它与整个社会价值系统一体，介入生理和心理，使居于其中的人受到“强制性”的引导。与共同价值一致的阐释可以使人产生归属感、依托感和安全感。这是一种非语言的价值表达和召唤，这是一个“力场”，一种“场所精神”，这个“力场”经由建筑语言和符号将文化整合、统一，而这种建筑的推而广之，便使它更成为具有非凡凝聚力的“场”，这个“场”潜在的、共通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使居于其中的人从幼年起就一点一滴地受着影响。这或是建筑最深刻的精神意义所在，它是一个民族内在理性与外在气质的统一。

二、四合院建筑的空间意蕴

四合院是对以正房、倒座、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形成平面布局的传统住宅的统称。“四合院之好，在于它有房子，有大门，有房门。关上大门。自成一统；走出房门，顶天立地；四顾环绕，中间舒展；廊槛曲折，有露有藏。”它的标准模式是一组三进院落，主体布局一般为“一正两厢”，坐北朝南位于中轴线上的是正房的位置。四合院是围合而成的，四合院的围合状态从形而上的角度首先反映了中国人对自然宇宙的哲学思想。它的空间布局既是天、地、人之间关系的反映（纵向上），又是社会中家族血缘承继关系的反映（横向上），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但人与人的关系归根结底也是法自然的，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对应或隐喻关系。“从一开始，人就被设定为空间的中心，被基本方位划分出来的四周空间都要围绕着人的活动展开。这种观念显然不是源于技术的进步或建筑材料的发明，而是源自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化理解。房屋中空间的分配以及房屋之间的关系都是这种关系的图解。”“为宫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此处，既描述了男女行为的不同方式，也反映了内外空间的不同行为规范，还体现了围合空间划定内外转换界限的作用。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大家庭，其中每一个人在家庭中各有自己的身份、地位和等级，房间在空间、结构和方位上的区分亦要按这个等级去分配和排列。四合院内院的正房为一家之主（年长者）的居室。但中心最大最好的堂屋通常是供奉祖宗牌位执行祭祀功能的场所，它是整个家庭权力和精神的象征。长子一般住在东厢房，西厢房往往是次子的居所。各个空间向着内部敞开，在中心点上结合。体量高大突出的正房作为主体置于轴线中央，其余围绕着中轴铺开的各个空间被有序地归位，它们是有差异的、分离的，各个开间的尺寸、装饰、高矮都与正房严格的区分开来。中轴线上的垂花门隔绝着内外院，外宾和仆役等不得随意入内院，而内眷不得轻易到外院。登堂入室的过程中有层层的屏门、墙垣，这保证了一个渐变而明确的可进入序列，也保证了私密性，并具有内向的凝聚感。四合院的均衡、严谨、相互制约的严格体系，有一种整体的美感，这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成规。在天地之间，人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就需要借助空间观念。在中国传统中，建筑把空间分割成许多环环相扣的区间，其中，天空和大地是最基本的两个区间。可是，没有人的参与和体验，空间方位就毫无意义。于是，人作为空间的参照（主体）进入了空间图式，在空间中又有了人本体介入的方位——“中央”的概念。空间被划分，人与物也有序地在被安置在各自的位置，建筑因此不仅成为天地之间阴阳之聚集交汇的物质生活场所，也是体现人伦关系之行为准则的空间模式。“四方之义，皆统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维，中央所以绳四方；行也，智之决也，故中央为智。”将表征人主体意义的“智”作为中央，而将“仁义礼信”作为规范人行为方式的四维，带有强烈的统一性与秩序性。事实上，中国传统上对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把握同对自然存在关系的理解是一致的。“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这是《周礼•考工记》中的王城规划，“中”是主体。儒家视“礼”为天地阴阳运作的一环。“先圣仰观天文，俯查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一切人类秩序的出现是从“天道”中得来的，儒家将宇宙的秩序自上而下社会化。而中国建筑在精神上又显示并规范着这种伦理模式。有中央就有四围，有主就有从，协调正是从差异中产生的，这一切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主从差异对整体的统一性影响最大，这种主从关系历历分明的设置又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巨大的作用。每个空间用它的特质以及与他者的关系，表现出了空间的功能、使用的方式、不同身份者可进入的程度及每个空间被允许或限制的行为。这是多层次现实关系的反映，每个人在其间确认着自身并被他者所确认。几千年来，我们认同着这种存在场所和空间，逐渐形成了本民族固有的“场所性格”，而一个人的发展方向、志向及意愿与这种对场所的认同息息相关。人类需要在空间中定位，同时就意味着要在空间中划分等级；人也需要在时间中定位，这又使得等级变成相对的、可变的。秩序也许让人沮丧，然而，无秩序的茫然、无边的空间会让人无法确立自身的存在。自由固然是好的，但它带来的另一面则是无所归属的感觉。在居住形态上，完全开放的空间会带来不明确感、漂泊无依感或亲情的疏离。事实上，人不可能单一存在于人群中，无论个体被夸张还是群体（集体）被夸张都是危险的。完全丧失个体的集体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其代价是消弭了力量的方向性，这个方向并不可能来自所谓的“统一意志”；完全脱离集体的个体用力量换取的自由，其个人定位指标将倾向于指向“虚空”，最终导致在宇宙及社会两个层面的无家可归感。人类是不能离开身份而生活的，超越社会定规的自我会被认为是一种病态。于是如何处理“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如何认识责任与义务，就成为儒家考虑的问题，这些哲学理念最终成为社会目标和成规，又与建筑结合在一起，建筑于是获得了文化和伦理上天然的合法性，并通过中国人的默认和接受角导，从而接受整个文化和伦理体系，并与之融为一体。

三、空间行为导向性的形成

四合院中轴对称的严谨格局，对中国人而言，它既是一种逻辑工具，用以组织和构建建筑群落空间，是服从于功能之需，并且是富于伦理文化特色的。同时又有它所代表的明确的礼仪意义，用它的稳定和秩序给人以严正的权威感。这种权威体现的如此强烈，它不断提醒着规则的不可逾越性。然而，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它的稳定感和秩序感也给人以安全感和依赖感，对同一性的体验有助于人们结成整体，一个家，一个国的精神力量都是从外向内凝聚的，一个家族几代人体验同一场所，形成归属于它自身的家族（或民族）感情，于是建筑的严正秩序成为生活和精神最大的结合力之一。而且，对权威的迷恋心理的深层动机其实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排斥。“扬子见达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炼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人要在个体生命的有限与宇宙时空的无限冲突中避免失落，必须寻找到某种终极的、确定的东西作为依托。权威同样是一种参照。从另一方面来说，秩序所代表的等级仿佛排斥了个人主义，而人只有嵌入社会才能找到实现自我的途径。实现自我的同时也许意味着臣服和压制，可这必然是理想与现实的永恒的冲突。对于这一悖论的解决，儒家用的正是类似门之于房屋、庭院之于四合院的作用——那就是，引入另一个参照系，在围合与通透的内在统一中获得活性。那么，用“内在视点”和“外在视点”的结合来发展和完善自己，达到“不狂暴”、“不玄想”、不“散乱”、不“昏沉”的中庸之美。居住在“围合”空间中的人们因为庭院而体会到虚实阴阳的交融，这种“封闭”就不再隔断人的“见闻”和“智识”，与自然的“通”和与他人的“通”可以让人心中的“气息”得以流动，胸襟开阔，容纳万物。“行为是与特别场所开始发生关系时才有意义作用的，根据场所的特性，而行为披上不同的色彩。”空间的功能、规模、配置、流线等的分布是响应社会现实的，它们构成一个新空间的同时，也成为人自身存在定位的基本图式。四合院无疑正是这样一种建筑。四合院承载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标识性、礼仪性和伦理性的功能，无疑会在人的心理发挥“认知”感，这种认知唯其长久才成为体悟、默认及同化式的。在那个自成天地的空间里，建筑用它的语言符号和情感引导着人，通过支持、鼓励、赞扬和惩戒、限制、禁止，告诉人怎样去生活，应该做什么。建筑用它独特的“姿态”制约着人的一切选择、一切愿望以及行为的方式和目标，它的“语言”流入又凝聚为人内心的行为准则和判断尺度，这是使建筑内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发散并在居者那里“内存化”的过程。人于是对这个文化体制之内的关于善、正义、幸福的理念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四合院相对稳定的形制，实用又规范化的建筑营造方式，使得相似的房屋形式一再无声地在中国大地上复现，这让居者拥有相同的时空参数，可以保障一种文化形态在社会历史环境中发展的可得性和延续性，是社会稳定性的粘合剂。因为人只有认同社会体系，对自身合理定位，才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生存风险。这是一种互动的融合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着社会对一种文化成规达成共识的意愿和能力。建筑受制于这个成规，并用它自己的语言和信号激活了这种成规，通过“事实成规”与“审美成规”的相互影响，合二为一，共同担负起引导人的生存定位和加深本文化认同的功能。

四、儒家文化的影响与要求

礼蕴就藏在四合院所代表的建筑里，它是儒家学说被社会接受的明证。儒家认为，礼是人的社会性及文明的标志。“仁”同时可以超越“礼”，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步骤而“内圣”到“外王”。因此，等级制的严格秩序之下是“兄良、弟悌、夫义、长惠”等观念，子对父的遵从之后是父对子的慈爱，臣对君的绝对忠心依托的是君的仁义。于是，“仁”从亲情之爱（家族伦理）扩展到人类之爱（社会伦理），再到对自然万物的“一视而同仁”的爱与同情，这才是社会需要“内化”为本质的礼，这种等级制才是四合院中可以引导人的行为的等级制。因为双方都有对等的获得与付出，于是，理想的家庭是四合院的屋檐下，“礼”的全方位遵守及遵守之中的其乐融融。一个人从生下来就作为一定的家庭和社会义务的承担者而存在，这是一个重视集体伦理、重视个人责任的世界。法规的一面与亲情、感情满足的一面和谐而统一，这需求天性，也需求后天修养，各立其位后面正是各尽其责。儒家在他们构建的秩序中关心的不是所谓的“阶级（等级）压迫”，而是“相与群居而无乱”。这是双方面的行为规范，需要双方共同遵守，权利和义务也必须在和谐适度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而且，对于先秦儒家，“礼义”的教化是相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从社会整体出发，儒家的秩序里自有一整套德治的原则，它建立在普通人民饱暖的基础之上，依循一套“先富后教”的程序。孟子向齐宣王论“仁政”时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而在“先富后教”的基础上，一直被人片面化诟病的等级制的另一面也还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叙，朋友有信。”这是一幅“安居”的画面，而且荀子认为，“礼”的本质就是“群”，起于生活的内在要求，人不可能脱离社会群体。荀子则认为“养人之欲，给人以求”，礼治的目的在于养，人的欲望在获得适当的满足时，它才起到了节制作用。“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礼治秩序正是为了使“争则乱，乱则分”的局面得以限制。因此才说，四合院里包含着最符合道德和最高的生活理想。长久的审美与居住，使人学会对自己欲望的教化和调养，养成宽容、仁厚、克制的心态，这些曾是集体认同的美德。如果说，中国古典园林更多体现了道家的思想和其在现世的实现，那么四合院相对来说，更多地体现了儒家的理想和对人生的规范。同样的“隐”，在古典园林那里，是飘逸的出世的隐，而在四合院这里，却是“大隐隐于市朝”，它依然蕴涵一种沉重与责任，是儒家“邦无道”时的“贤者避世”。任何个体都处与关系之中，不同的关系被制定为规则，而在由儒家主导的体系中，仍然存在着许多自由和必要的独立性。任何一个社会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一个让它的成员从属于自己的基本结构，每一个人既是占有者，又是集体行为方式的被占有者，这就是一个人必须向社会付出的代价。四合院建筑仿佛本身是一个稳定的框架，它容纳了不变的关系和秩序。而在一定关系和秩序的范围内，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全体的自由，共同形成了整体的组成部分。房屋的一部分联系着外部世界，另一部分关注的是内部世界。内部世界提供一个隔离的空间，它可以“遮风蔽雨”，也可以用来抵御外在世界的无定感，是属于自我的、确定的表达和存在。然而，外部永远是与内部相连的一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它有着开放性，有容纳个人的集体与社会。内部的需要不是无限扩张的，它必须联系外部才可以达到平衡，这也是人能在群体中生活的正确途经。只有社会和集体认为是合理的，建筑形式才可能成为看起来合理的东西，建筑可以幻化为人们需要依附的价值观。体现整个社会伦理体系的建筑，具有浓厚的无个性倾向和把主观消解在集体性中的倾向。毋庸置疑。一个认同家族等级划分的人就会同样认同社会的等级划分，由家到宗族（乡）到皇权的一脉相承，正包融在扩展的四合院的精神意义之中。所以，有建筑师曾感叹“一切建筑都是有宗教意义的”，一个对建筑文化认同的人，也就总能在建筑那里寻求到道德、情感和心灵的支撑。四合院的整体之美必须包含人。只有人才使建筑产生了意义，也只有人的存在与居住，建筑才是活的。如果说在四合院的整体结构与空间组织中，人更多地意识到了严肃中正的理性美，在坚实的基座和厚重的屋顶中，居者感受到了沉静、安全和厚重。那么，屋檐、门窗、光线和局部装饰构件的浪漫和优美又允许人在秩序中有飞扬和流动的一面，并随时以文化的强烈传达给人以反省和感悟的契机。儒家把家庭作为其社会模式的基础，成为维持社会的平衡力。在一座几代人聚居的四合院中，时光流逝，一切如水。当一个人浸淫于某种文化氛围中，他迟早有一天会对曾生长的环境产生最深切的依恋感，即使他曾经反抗过。许多文学故事中，离家出走去抗衡世界的主人公在最后总是又梦回故乡，怀念的故园中有熟悉的建筑和曾经的习惯行为。一切都不是固定的，随着人的心情、视角的变化，四合院作为一个属于自我的空间，同样也是一个开放的“拓扑学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总能发现新的“精神力量”。

五、结语

黑格尔说，“旧建筑在歌唱”。也许有人不断地批判中国传统建筑的陈旧、浪费、落伍，然而却无法否认它所具有的深厚文化与审美意义。传统建筑里，蕴涵着经典的民族审美习惯和审美心理，沉默地教化，认同自身，渗入心灵。现在许多四合院大部分都残缺破旧，空无一人，脱离了“人”的这些建筑，也许早就在进行“自我解析”了。在当今时代，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共时认同”比同一文化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历时认同”更为容易，这导致了旧建筑和创造、拥有、并共同生活的民族间的巨大错位。梁思成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深厚理解力和爱，不仅是因为他有一个建筑师的眼光，更是因为在中国文化长久熏陶与引导下他那骨子里的中国“特质”，一个长在国外的建筑师，无论他如何的具有专业眼光，他也不可能对他们有真正深厚的爱。这种爱，源于了解、源于熟悉。同时，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只有在面对过去的背景时才能揭示自己。要了解中国建筑，与之“互动”，必须重视其历史感和场所感，切掉了历史与传统的古建筑，必然会失去“活性”。如何利用重整中国传统建筑来对抗非文化性商业动机下的现代建筑，使建筑重新成为人们心灵的一部分，并能呼应中华民族的特质，是当前所面临的最沉重的任务。

作者：伏虎 单位：广西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