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取向论文全文(5篇)

一、色彩美学在电影艺术表现中的作用

(一)表现思想与主题

在对电影主题思想的表达中，色彩美学更是一项基调性的手段。可以说对于一部优秀电影的主题，我们从它整部片子所采用的一个基调性色彩上就能直观地感受出来。在姜文的《鬼子来了》一片中，绝大部分的画面使用黑白色调，其所表达的主题是一段让人不忍回忆的痛苦历史，而片尾当男主角的头被砍下之后，他眼中的画面截然相反的采用了浓烈的红色基调———这已经不仅仅是导演在控诉，而是将本片中的民族仇恨和国家荣辱张扬到了极点。而该片模仿的对象《辛德勒的名单》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表达了整部片子中那段犹太人所不愿回忆却又不能不回忆的过去。《蓝风筝》的导演田壮壮则是将蓝色定为该片的基调色彩，导演采用蓝色滤镜来拍摄大量的镜头，无论天空还是白雪都渗透出一种冷冷的蓝色，这与该片冷静的叙述方式以及主题所表达的特定年代中的人性与社会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从而为该片定下了压抑和悲愤的基调。

(二)产生象征与暗示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色彩的表达也有多种多样的解读，这也使得色彩美学在电影创作过程当中可以展现出不同的象征意义和暗示。例如在中国，红色意味着喜庆，白色则总是让人联想到死亡，而在西方国家白色更多地意味着纯洁，而红色总是令人想到鲜血和杀戮。著名导演张艺谋的诸多影片中就鲜明地展现了他对红色的偏好，《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乃至《英雄》都有大量使用红色的场景。当然只会是用红色的张艺谋并不能成就今天的地位，他在《英雄》一片中对其他颜色的使用也说明了这位大师对于色彩中象征意义的精确掌握:秦王、秦军和秦宫使用了大量的黑色，不仅符合了秦国属水德尚黑的史实，更是展现了一种冷酷而肃杀的味道，而在对外场景中大量使用黄色———黄沙、黄土，都充分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底蕴，也就是黄色文明，从而进一步引发了观众对于本片中这段杀戮战争历史的无限遐想和反思。而在《谁说我不在乎》一片中，红色被大量的使用。无论是来往的车辆还是情人出现的场景中的红色墙壁，实际上都是一种暗喻。我们通常把夫妻之间出现感情危机的情形称为“亮红灯”，而本片正式采用了这样一种通俗的隐喻说法，以大量的红色景物来暗示主角夫妻之间出现的感情裂痕，从而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中国家庭里传统的夫妻责任与新时代的婚姻观念之间的矛盾，这样一种表现手法突破了色彩仅仅用来表达电影主题和塑造氛围的作用，上升到了一种意义的层面。

二、电影中的色彩美学设计分析

(一)服饰色彩美学

摘要：本文描述了当前教师的自我认同、职业认同和专业认同三方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观其与教育改革价值取向的关系。研究发现，教师的自我认同过程与教育改革的时间取向相似,均已现在为中心；职业认同与关系价值相同，均体现了协同关系；专业认同具备行为指向的价值观。因此，教师发展和教师认同对教育改革至关重要，应当受到更多关注。

关键词：自我认同；身份认同；专业认同；价值取向；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是教育现状所发生的任何有意义的改变。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围绕着教师与学生、教育目标与教学内容、教材选用与实验条件、教育教学方法与技术手段、考试改革和人才选拔等领域展开。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聚类分析，我们发现现有的对教改研究的角度主要集中在教育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学生创新能力等方面，对教师群体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领域的多部重要的纲领性文本，无一例外都突出强调教师作为教育教学重要主体的功能。这些政策文本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教师队伍建设还存在着不能充分满足新时代教育发展需求的诸多问题，如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还没有充分发挥主体责任，青年教师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本优势尽快成长为教育教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教师群体则容易受路径依赖、职业倦怠等因素影响，在提高自身教学素养、改善教学效果等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日趋弱化。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教师的自我认同、身份认同、专业认同，及其与教育改革价值取向等层面出现的偏差密切相关。

一、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层面

价值取向是指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和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和关系时所持的基本立场、态度以及表现出来的基本取向。[1]价值取向具有很强的实践品格，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和其他主体均有重大的影响，直接影响主体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是一切关于教育决策判断和行为的前提。在我国，现阶段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观念更新性、协同一致性和行为渐成性。[2]第一，观念更新的时间取向。从历时的维度来看，新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改革的重点随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而变化。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主要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基础教育；进入“稳步期”后，则主要是适应改革开放、调动各级地方政府和院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而在“全面提升期”则是全面提高人才素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优质人才资源[3]。这些都体现了我国教育改革的时间取向，那就是以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需求为中心，不断更新教育理念，解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最紧迫的人才需求问题。第二，协同一致的关系取向。一项社会改革需要基本物质建设和制度确立等方面的共同配合。基本物质建设就是通过学校办学所需的教学楼宇、配套硬件设施等物理条件，来提供一种实然的教育环境，通过对物化的教育教学环境增赋国家意志和社会共同认可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从而对广大教师和学生实现潜移默化的影响。制度确立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和大政方针指引下，结合区域和学校实际所建立的指导具体教育管理和教育教学行为的规则。从整体看，我国的教育教学制度改革与办学物质条件完善互为促进，相得益彰，表现出了高度的协同一致性。一方面，教育教学制度领域的改革为学校建设、教师发展、学生进步提供了规范化、可操作的基本框架，使教育事业在符合国家战略目标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前提下，得以稳步发展，也有效保障了学校办学所需、教师发展所依赖的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另一方面，办学所需的物质条件特别是教师发展所依赖的条件的不断配套，也推动着教育教学领域相关制度的不断更迭。第三，行为渐成的性质取向。在一个社会系统中，观念是基础、制度是辅助，而行为系统则是关键。从本质上而言，教育改革是教育教学工作者将头脑中建构的理想化的教育形态转化为现实并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教育改革中，人是改革的主体，对教育改革产生决定性影响。教师群体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其对教育改革的态度、观念和行为取向将直接影响到改革成效。教师作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其对教育教学的观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的。因此，就教育教学改革的性质取向而言，我们强调教育教学工作者态度、观念和行为的不断调适，而非固守状态。

二、教师的认同层面

对于教师自我认同的研究，历经了结构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变，建构主义认为教师认同是一种心理概念化和社会化的方式，“建构”“互动”“协商”和“关系”等中心词能够体现认同的非本质特征。结合教育改革的教师认同研究，主要有教师的自我认同、职业认同和专业认同三个部分。教师的自我认同，包括单独研究教师形象、角色与人格的关系，在自我叙述、反思中定义的建构过程，同时也包括研究教师个人身份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4]教师的自我发展路径和发展过程其实就是对教师身份感觉或知觉的过程。教师基于先赋的身份体验，到跟其他类型身份比照而获取相关的态度，再到对自己心目中所理想的教师类型展开积极或消极的身份想象，并根据获取身份后的体验，最后进行自我行为的调试。[5]教师职业认同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可从社会认知、社会关系、经历、情感、制度配置、知识和技能、信念、实践等方面，将教师职业认同过程概念化为“先赋身份认同”“结构性身份认同”和“建构性身份认同”。[6]职业认同的取向有个人认同、人际认同和集体认同等不同视角，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对职业认同进行解析都离不开认知、情感、行为和社会等多种维度[7]。从现实角度看，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因素很多，在宏观层面主要受到国家教育政策因素影响；中观层面则受制于教师所在学校的组织文化和区域社会等因素；同时，还要受到教师个体因素等微观层面的影响。教师专业认同蕴含了价值理性，既体现了专业对教师个体发展的影响，也标志着教师自我意识的觉醒。影响教师专业认同的重要因素有：一是知识的话语权。即教师是否拥有发表观点、表达自我的权力，能否将他们的生活经验、实践知识和教学信念联系起来。二是不同于其它职业和专业的文化。不同于企业、其它行政部门的管理主义，教师的专业文化体现合作主义的特征，这一特征能够使每位教师获得一种专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减少教师面临改革或危机时的心理压力，体现共同的专业成长，建构各自的专业认同。三是专业社群的认可。通常情况下，教师主要通过观摩、评价、对话等方式，了解其他教师对自己的看法，进而建立和完善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的自觉意识。

摘要：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处在动荡转变的时期，自1912年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短暂的38年民国时期却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段时期国家风雨飘摇，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不安，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却大放异彩，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种背景下，民国时期的国立大学其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与这个时代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时代趋势、大学的校园文化传统、大学功能定位、大学领导的理念等。目前，我国大学面临着深刻的变革,而研究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当前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校园文化；价值取向

一时代趋势的引领

在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教育领域，传统封建教育指导下的科举制度滋生出很多弊端，严重阻碍近代化进程。在“西学东渐”思潮的引领下，近代意义上的新式学校教育蓬勃发展。虽然在民国时期的社会正处在动荡不安中，但思想教育却得到空前的解放与发展。新文化运动和的爆发，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倡导“爱国救亡”和“文化启蒙”，一扫几千年来封建思想控制下的阴霾，为中国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而这时期的大学不仅为国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先进人才，推动社会发展进程，孕育出深厚校园文化，其所反映出的价值取向更是深刻的影响着后辈在校师生，激励其不断地学习与探索。民国时期的大学大致分为三种，其中国立大学是由国家组织举办的大学，是中国近代大学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资金主要由财政部直接提供，具有国家性与公共性的特质，国立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最为紧密，对民族国家建设的参与是最广范和程度最高的，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立大学在传统文化、地理交往、培养人才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相较于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保持着优势，其文化氛围十分浓厚，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也更为深刻。

（一）民主

在时代趋势的引领下，国立大学作为国家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为思想的解放、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不仅融入了校园文化，成为重要的一部分，更是反映在价值取向上。伴随着这场洗涤中国旧观念的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在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国立大学中得到了空前发扬，这时期国立大学迎来了崭新的时代。这股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掀起的反对独裁专制、追求思想解放与民主自由的思潮与大学追求自由独立、批判创新及科学与人文主义相融合的校园文化精神高度契合，也成为推动髙等教育领域发展以及惠及国家社会方方面面的强大驱动力。

（二）救亡图存，爱国奉献

摘要：就业价值取向对大学生就业行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新时期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存在目标定位向功利主义方向发展、发展定位向个人本位方向发展、就业心态向躺平求稳方向发展等问题。本文以苏区精神为载体，以丰富教学课程内容为保障，增强大学生正确就业价值观认同感，以发挥党团活动作用为途径，扩大大学生主流就业价值观影响力，以构建实践培养平台为重点，提升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核心竞争力等方式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价值取向。

关键词：苏区精神；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

就业是大学生踏足社会的第一步，关系到个人、家庭切实利益和社会稳定，大学生在就业价值取向表现为对职业的价值选择和态度倾向。当前，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大背景下，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矛盾化、复杂化等倾向，这对高校思想价值引领工作提出了挑战。苏区精神是苏区军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良好的铸魂育人功能。新时期发挥苏区精神时代价值和时代内涵，探索以苏区精神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就业价值取向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现状

（一）社会认知存在偏差，目标定位由坚定理想信念向功利主义方向发展

马克思需要理论指出，人的需要归根结底是现实的需要，对于个人而言，生存需要是其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其价值取向的内在动力［1］。大学生在就业时面对生存需要和个人理想期望抉择时，潜意识里会将生存需要当成决定性因素，因而在就业的评估、权衡、取舍时将物质利益放在首位。同时，就生活费用而言，大学生在校园内的生活费用主要来源于父母，部分大学生会通过勤工俭学等兼职工作来赚取，但整体上所占比例较小，金钱收入及生存需求缺乏概念，再加之当下消费主义和享乐思想盛行，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消费水平远超现实生存需要，固有思维影响下表现为生存需要与享受需要界限模糊，在就业时为维持原有消费水平过分追求企业规模大和收入高的岗位，个人就业期望值过高与自身能力不匹配，就业困难困境越发凸显，“高不成低不就”成为新时代大学生毕业就业时的两难处境。

（二）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背离，发展定位由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方向发展

一、教育学话语范式的特点

教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体系不仅是对教育现实的表达，更是话语主体对教育的感受和要求的言说。在教育学话语范式中隐含着话语主体对教育的价值追求，这种内隐的价值追求就是教育学话语范式的价值取向。其具有以下特点：工具化价值取向。无论是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还是作为传递和保存人类经验、技术和文化的手段，“教育”在当前的教育学话语中都无法摆脱其工具的角色，教育被视为满足人类目的的条件。教育学更多关注的是教育要达到的目的而非教育本身。教育帮助人类实现其目的的能力成为衡量其合法性的主要指标。教育学话语主体对“教育”的这种界定使当前的教育学呈现出浓厚的工具化价值取向。科学化价值取向。在上述关于“教育”的界定中潘懋元提到“本质属性”、王道俊提到“质的规定性”或“本质”、吴宗璜提到“根本特性”和“本质”。在这些话语主体的言说中教育学呈现出明显的科学化价值取向，他们将教育视为一个可认知的客体，努力探求其本质和规律，以求更好的控制和利用教育。媚俗化价值取向。话语主体往往将教育学局限于当下的生活，而关于人的生活的批判、反思和超越被大部分话语主体忽视了。这种教育学以当下世俗的需求为目的，努力满足于世俗，教育学话语范式成为现实世俗的传声筒和风向标。这种教育学话语范式忽视了整个生命的需求，表现出媚俗化的病象，其所指导的教育必然是复制的而非超越的。通过对教育学话语的内容、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的教育学是静态的、僵化的、近视的。它只局限于当下狭小的时空。然而，“教育乃是永恒的事业，教育需要指向所有的时间，即不仅仅指向现在和未来，还需要指向过去。当下必须指向未来，却总是植根于过去”。

二、现代性对教育学话语范式的制约

当前的教育学是在现代化的境遇中诞生的，现代性中蕴藏着教育学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也因其世俗主义、国家主义以及科学主义的三种价值观对教育学话语范式特质产生制约。这三种价值观衍生出各种异化的教育学话语范式，从而将教育学局限于狭窄而短暂的时空，进而设计出异化的教育制度和理念，生产出以现代性为主导的教育。世俗主义的制约。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主义从人文主义与宗教主义的冲突中诞生，并日益成为一种独立的价值体系。它一边用理性主义对宗教主义进行除魅，一边用功利主义为人文主义呐喊。就这样，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一起催生了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世俗主义。它使人类放弃了对永恒的信仰和追求，转而在当下的世俗生活中寻求人生的意义。人逐渐沉迷于世俗的享乐，而忽视了对完整生命的追求，以至于日渐“委身于常人、沉陷于职能、淹没于物欲。”受世俗主义的影响，教育学日益局限于现实生活，强调通过教育实现人的社会化，增强人类征服自然和追求感官物欲的能力。将当前的生活作为教育学的存在时空，而忽视生命的要求，无疑导致了教育学时空的萎缩。国家主义的制约。我国学者朱新卓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现代教育被国家化以后，很快就被拴在经济的车轮上，成为富国强兵的国家战略中的一个‘棋子’。教育逐渐抛弃原始教育的神秘性和古代教育的神圣性而强调世俗性的需要，以实用性，即满足国家和个人生存的实际需要去换取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国家主义使教育学沉湎于暂时的功利追求而忽视永恒的灵魂守望。在世俗的教育学话语范式中，教育只是富国强兵的工具，而非寻求人类生命意义、守望人类灵魂的途径。这种教育学固执于服务当下的价值追求而忽视了坚守传统和超越未来的时间向度。科学主义的制约。科学主义向来强调合理性和必然性，本质和规律是其认识的逻辑。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教育学日益追求“体系化”和“结构化”。我国学者刘旭东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教育学的“体系化”、“结构化”取向使教育学静态化、符号化，无以对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和生活做出令人满意的解读，更不要说去“指导”教育实践。此时它只倾心于如何使教育更“科学”，更能够符合某种“人工的逻辑”而不是教育本身的自然法则。这种强调必然性的教育学强烈排斥信仰以及可能的意义，它摒弃了对教育可能性的信仰和追求，而是努力为教育设定严密的行动程序。这样的教育学仅仅是一套理论逻辑，而非对教育现实的鲜活表达。

三、科学构建教育学话语范式的对策

教育学由于局限于窄化而短暂的时空而使教育出现了种种问题。因此，拓展教育学的时空对当前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学者金生鈜认为：“天下是思考教育的最大的空间结构，还有尺度就是时间的尺度。站在公共福祉的角度思考教育的时间尺度是永恒。”教育学作为教育的话语言说应与教育处于同一时空。此外，教育学也应在生活和生命中思考教育和人的独特关系。基于上述因素，本文将教育学的时空重新拓展界定为永恒时空。生活与教育学话语范式。生活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联系。在时间上生活是教育学的源头，“教育学话语不是脱离教育生活与‘生活世界’的，它们与生活世界具有内在的同构性。没有教育生活与生活世界作为背景的教育学话语是无源之水，是没有鲜活生命力的话语。”在空间上生活是教育学存在并不断更新的场所。教育学不应是一个固定的形而上的权力话语框架，而是一个生成性概念。它不断在生活的境遇中进行着对教育的反思，从而使教育更好的促进个体生活的幸福。在这种反思中教育学也完成了自身的更新。生命与教育学话语范式。人的一生都在追求着更美好的生命存在、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追求着自身生命存在的意义。这种追求，不是对确定的目标的实现，而是一种动力学的力量、策略性行为，是一种不断生成、不断发现、不断转化为现实、并且不断生成着新的希望、新的追求的过程。这种无止境的追求使处于生活中的教育学总是难以安于现状，它不断的追问生活的可能性。而正是这种追问使教育可以帮助个体实现从现实的生活向可能的生命的转化，从而丰富和提升个体的生命。构建教育学话语范式的永恒时空。从生活到生命并非一个短暂的时空，而是一个永恒的无限螺旋上升的存在。生命是生活的一种美好而又完整的可能。达到这种可能需要教育学不断批判和超越现实的生活。而这种可能性一旦实现，生命便转化为当下的生活。然而“人不是现成性而是生成性的存在者，人的本质内涵在于：他是些什么向来有待于他自己去是。”人类这种永恒的生成性会促使当下的生活向可能的生命过渡。就这样生活和生命在个体的存在意境中构成了一个永恒时空，这既是人存在的时空也是教育学话语范式的时空。只有在这一时空中教育学才能扎根现实的生活，时刻获得话语源泉，并且时刻获得批判和超越教育的动力，从而不断的引导个体和教育向着更加美好和完整的生命前进。

作者：桑运福 徐竟芳 单位：华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