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电影文化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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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是大众化的艺术，反映一定民族文化内容。当代电影产业兴起与大众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联系，各路学者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千差万别，而商业性是大众文化固有属性成为各派共识。当代商业电影关注日常生活，表达普通人常态经验和文化体验，体现普世性价值观。商业电影动摇男权意识，试图取消性别政治，表现为女性主体性的自觉;对侠义精神的推崇，隐性表现为大众对现实生活中公平与正义的期待和追求;关注道德良知使大众文化价值观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关键词］当代商业电影;消费社会;大众文化;文化价值取向

一、当代社会文化特征

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在日常生活的消费中，社会的消费不是以消费品的实际意义进行的，而是在社会关系的交往下逐渐形成的，物的消费演变成了符号的消费。消费社会最特出的文化表现形态就是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与电影产业具有与生俱来的联系，有了大众的买单电影才得以生成和发展，否则电影产业早已夭折。大众文化是一个耳熟能详的称谓，各路学者对它的态度千差万别。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对大众文化侧重持批判态度，他们将之命名为“文化工业”。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即Massculture，是指数量多的、易被操纵的、普通的、低俗的、公众的，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具有产生欺骗被动的大众消费者的效果，它是借助于大众传媒而流行与大众之间的通俗文化，操纵着社会大众的思想和人的理性，培植着支持资本主义统治的顺从意识。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价值危机的深刻反思，是对文化发展的娱乐化、平庸化、媚俗化倾向的批判和鄙弃。”［1］瓦尔特•本雅明、霍加特等站在平民主义立场，认为它是Popularcultrue，属于民众的、受欢迎的、受喜爱的、广为传播的文化，他们对此多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体现平民主义的文化，它立足于平等参与;同时，复制技术满足了现代人渴望贴近对象，通过占有对象的复制品来满足占有对象本身的欲望。伯明翰学派则主张打破高雅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约翰•费斯克认为:“日常生活乃由大众文化实践组成，其特征是弱势者通过利用那些剥夺了他们权力的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并拒绝最终屈从于那一权力，从而展现出创造力。”［2］约翰•费斯克对日常生活的文化所进行的最好描述，是有关斗争或抵抗的比喻。他倡导积极快乐和随意休闲，推崇日常狂欢的大众消费精神。大众文化在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中也广为流行，同时也显示出在中国社会的自身特性，对现行的文化形态及其秩序有很大的冲击，对于当代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大众文化仍然是一种即时性文化，也就是说是“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它不注重于时间的恒久，仅仅注重流行效果。它在中国也没有地域、民族限期，属于全民范围的一种文化形态，正如有学者之言:“现代生活”前进到哪里，大众文化就跟进到哪里。在当代中国社会，大众文化是当代社会生活的衍生物，它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导致其与社会、与个体的纽带联系日益增强，渗透在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当代电影文化的显学也就不足为怪。

二、当代商业电影的文化内核

客观上看，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生产技术迅猛发展、现代消费市场大规模开辟，以及现代大众传媒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是被大众所信奉，所接受的文化，它依赖市场机制运作，进行文化产品生产、制作、流通和消费，具有浓厚的商业性。曾如杰姆逊所言，“商品化的逻辑已影响到人们的思维”［3］。日常生活、世俗生活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反映对象，它具有娱乐性，即追求精神上放松，满足人们在当今社会精神解放的需要，具有通俗性，流行性。大众文化固然有其局限性，如罗森贝格所言，“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是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的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4］很可能大大降低了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异化。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逐渐确立，大众文化在中国社会也悄然兴起，精英文化主导地位日益式微。伴随社会变革兴起的大众文化带着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日益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中国社会大众文化内容比较繁杂，它与主流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回避精英主义的激进与理想，多少还裹挟传统文化因素。大众文化需要面向大众，也必须面向大众，这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宿命”，因而它必须通俗也只能通俗，易于阅读或接受，通常以模式化、类型化、个性化的文化形式面向大众。如在电影《分手大师》中，影片开端就采用非洲通俗风格的音乐，通过这样的音乐，观众自然而然地将小庄与毛里求斯联系起来。背景音乐显示了以小庄为代表的女性脱离现实，做着灰姑娘的白日梦，往往也成为被欺骗的对象。大众文化不注重独创性、探索性、实验性、先锋性等艺术特征，用布迪厄的话说，这样的艺术产生场域是“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中国社会大众文化同样也是依赖大众传媒建立起来的文化形态，作为文化传播方式的当代电影为大众文化的传播和兴盛提供了通道。与此同时，当代电影也因裹挟大众文化因素也获得不小市场份额，享受大众文化自身成果。大众文化形态在影视文化领域极具势能。《杜拉拉升职记2》《失恋33天》《泰囧》《北京遇上西雅图》《中国合伙人》《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一批成功的商业电影，具有明晰的类型化特征，他们套用公式化的情节，采用相似性的视觉符码，选择特定的场景和空间，设计固化角色，这些手法既属于类型化电影的惯例，也是商业运作的必然结果，传达大众层面的认知和体验，当代电影正是利用大众文化神器赢得了观众，赢得了市场，达到了其商业目的，日益形成庞大的大众文化影视产业。因为要达到见效快、高产出的商业效果，电影创作也类似于工厂的流水线，快速地制作、批量地复制。诟病自然不言而喻:电影缺乏人生观照，个性失落，艺术含量不尽如人意，有些电影甚至仅仅依赖明星本身扛起票房。

三、当代商业电影文化价值取向

当代中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全球化进程步伐日益加快，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社会文化也悄然变化。在这个大环境下，以大众文化为内容的各种艺术大行其道。当下，大众文化影视成了国民一项基本文化消费，国产商业电影投资和票房逐年攀升。近年来《美人鱼》《战狼2》《流浪地球》等电影票房不断刷新。大众文化本质是一种商业性文化，影视更是近水楼台，商业电影表达普通人常态经验，而不是精英文化推崇的非常态经验，商业电影关注日常生活，切合普通大众的文化品位，体现当代社会文化价值观。目前虽然存在的一些误区和瑕疵，对观众产生了某些不良影响，但是当代商业电影仍然具有明确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判断。

(一)性别政治:认同与颠覆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大|2019/14(总第731期)MOVIELITERATURE众文化虽然带有商业色彩，但是与传统文化仍然杂糅交错，在电影中体现为性别政治的博弈。性别政治指男性操控压榨女性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也就是性别歧视。就意识形态来论，性别政治是经由两性在社交上因循父权体制下所认定的男女性情，角色和身份得以维持。在电影中往往表现为男权意识与女权主义的博弈。对男权意识认同与颠覆在当代电影影像中此消彼长，在爱情片中尤其突出。在《失恋33天》《致青春》《三峡好人》等一系列电影里男权意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失恋33天》中钻石王老五魏依然硬件过硬，软件也好，他只想娶一位张口LV、闭口Prada的拜金女李珂。魏依然爱情原则只有两个字:省事。《搜索》中的成功人士沈流舒说:“我沈流舒看上的女人，还用偷?”这句话意味深长，表面上说他自己不会越轨，骨子里挑明了男权主义十足自信，可见男女要处于事实上的平等遥遥无期。《集结号》中孙桂琴是指导员王金存的遗孀，解放后她碰到回到汶河寻找战友的谷子地，谷子地爱着她，但是因为战火毁坏了双眼，不忍连累她，在他的撮合下，孙桂琴与赵二斗结成夫妻。影片当中有一段对话感人至深。谷子地:“你觉得她脸蛋长得怎么样?”赵二斗:“挺好看的。”谷子地:“你说她要真是一个大美人，摆在我这儿不太浪费了吗?”谷子地原本可娶孙桂琴为妻，但是，他把幸福让渡给战友的妻子，他以男子汉的气度放弃了爱情权利，这是一种大气而又霸气的男权意识，使男性以自身博大心胸而伫立宇宙天地间，扫除自私与猥琐，表现男权意识气势恢宏的一面。这几部电影对爱情的表达和处理表明“异性恋的正常结构模式是妇女以一种不同于男人的方式成为欲望的对象，就此具有了性别。”［5］当代也有不少电影张扬女性自身权利，表现出与男权意识相反的价值观。《杜拉拉升职记》中的玫瑰知晓王伟移情别恋，表现得十分冷静，大大方方地与王伟分手，电影塑造了一位具有自主意识的女性形象。《中国合伙人》中的成东青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追到他的梦中情人———法律系女孩苏梅，当苏梅赴美留学后，她离弃了成东青，美国成了她和成东青爱情的坟墓，在她眼中美国式生活方式高于从一而终的婚姻。《北京遇上西雅图》中的“拜金女”文佳佳产子回国后走出了金丝笼，她的人生彻底脱离富豪预设的藩篱。当代国产商业电影在表现爱情、婚姻关系时候，时常围绕“男权意识”摇摆不定，在一部电影里认同，在另一部电影又颠覆，变成女权至上，甚至在同一部电影中博弈。究其原因，这是因为社会进步，给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女性在经济方面不必依赖男性，因而两性关系发生了迥异的变化。表明“两性关系是由文化构建而非生物本质决定的”，［6］这种性别政治显示了现代社会的契约关系逐渐替代了传统文化语境中男权意识，使男权意识话语权逐渐丧失优势。

(二)侠义精神:虚拟与再现

当代商业电影中不少人物表现出豪侠之气，可圈可点。他们守信重义、主持公道，表现出一股凛然大义。自古以来，侠客的生活接近中下层人，与寻常百姓生活接近，侠义文化表达中下层人民的文化观念。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等观念也是当代大众文化与传统侠义文化杂糅的话语范畴。张艺谋早期电影《红高粱》尽管表现的是“抗日”的故事，也可以看着侠义传的现代翻版，电影中余占鳌的草莽气质和英雄气概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电影渲染一种原始野性、狂放和兼具正义感的生命激情。路学长电影《长大成人》中朱赫莱是一位勇敢的现代大侠。朱赫莱传授周青拳击，他对周青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在英雄救美中致残。《让子弹飞》中的张牧之假冒老汤赴鹅城上任县长，他原本只想搜刮些民脂民膏，当他上任之后看到黄四郎及其乡党权倾一方，欺男霸女，他改变了初衷，决定替天行道。他与黄四郎双方斗智斗勇，兵戎相见，最终铲除恶人。侠义形象跃然纸上，侠义精神绽放光芒。《天将雄师》中的霍安是另一类的侠者，他以维护西域和平为己任，不幸遭奸人陷害，被刺配至雁门关建城，后与罗马将军卢魁斯化敌为友。霍安坚持和为贵，使得西域各族服苦役的奴仆放弃民族偏见，相互接纳，结为弟兄共同修建雁门关，霍安成了促成民族团结的大侠。霍安与罗马皇帝提比斯决斗，除暴安良，这使得霍安不仅为本国本民的大侠，乃上升为天下苍生大侠。这正合梁启超先生之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电影更是巧妙地糅合了侠义精神与主旋律文化，这些电影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涵盖了侠客情结。自古以来，侠义行为深受寻常百姓称道，侠义精神显性表现舍己为人，打抱不平，隐性却表现了大众对现实生活中公平与正义追求，体现了对现实理想化的期待，具有乌托邦式的情结。当代电影以恰当的方式满足了大众长剑在手，快意恩仇的心灵欲求。人们通过观影获得心灵的满足，在影像的世界里打开一条宣泄的通道，宣泄现实中心理郁结和压抑，获得约翰•菲斯克所说的“生产式的快感”，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和稳定。

(三)道德良知:救赎与坚守

大众文化并非是一位衣冠楚楚的正人君子，山寨、恶搞、人肉、夸大其词的言辞常常充斥网络世界，暴露了大众文化自身的某些缺陷和不足。作为大众文化影像的当代电影的确存在价值观偏颇问题，存在“文化越轨”现象，甚至无原则传播坏人坏事，如学者陶东风所言:“我把这个主题概括为比坏哲学，它所迎合的则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心理:比坏心理。”［7］当代电影在文化取向方面确实存在鱼龙混杂现象，不过好电影仍然不在少数，他们在提供观众观影愉悦的同时仍然守住文化本位，拯救道德良知。所谓道德良知是天赋的道德观念，亦即孟子所说的:“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些电影中的社会良知超越了温情与真情，触及人的灵魂与本质，闪烁着一线人性之光。《盲井》中两个生活在矿区的闲人靠害人赚钱，在一个小男孩成为他们的猎物之后，其中一个谋杀者宋金明感情发生变化，在施害与保护之间难以取舍，所幸良心战胜了贪欲。《租期》中身处困境的郭家驹为了安慰病危中父亲，租了“三陪小姐”王莉冒充女友回家探亲。家驹母亲把自己的一副手镯送给了王莉，王莉不愿意白白得到一副手镯，夜里想把身子交给家驹，确保公平交易。债主追到家驹老家逼债，并威胁要砍下家驹的手指抵债，王莉哭泣着拿出自己的银行卡交给债主，使家驹幸免于难。王莉无视贞操，但她的良知尚存，给人一种“高于生活之感”。《老炮儿》中的六爷看到扒手偷了人的钱包，拿了钱之后把钱包扔进了垃圾桶。有意思的是，六爷没有叫扒手还钱，但他责令扒手把身份证和信用卡寄回。真是“盗亦有道”，混混也有做人底线。《天下无贼》中王薄狂妄不羁，想一辈子做贼，傻根的真诚和淳朴使他良心发现，导演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在世风日下的当代社会，提供一次人心向上的精神巡礼。《泰囧》中的徐朗用了五年时间发明了一种叫“油霸”的神奇产品，后来徐朗发现“油霸”有致命的毒素，徐朗选择了放弃。王宝的阳光心态，改变了徐朗的财富欲望，更新了徐朗的灵魂，让走火入魔的徐朗归回平凡生活。电影表达了编导的美好愿望:在欲望膨胀的当代社会道德良知不至于颜面尽失。《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开始卖药是为了赚钱，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在与病人相处过程中，他不再以赚钱为目的，继而救死扶伤，甚至做既亏本又违法的“生意”，成为患者眼中的药神。大众文化是时代的产物，普罗大众成了电影的消费者，电影必须引起普罗大众的兴趣，激起他们的共鸣才能拥有票房，中国社会大众文化价值观摆脱不了传统文化因素，道德良知便属于大众文化话语范畴。同时，大众文化不可避免地也带有某些妥协性、庸常性，甚至猥琐性。传统儒家文化某些激进的价值观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通常被排除在大众文化言说的话语之外。如《一九四二》中的台词:“你给我饼干，我跟你睡。”“我是吃得被撑的弯不下腰了。”在生死关头，没有勇气考虑到宁死不屈的体面和尊严，苟延残喘地活着成了首要的选择，电影中这些话语也表明大众文化的草根性和生命力。

四、结语

电影不一定要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但必定是传播文化价值的重要媒介。当代电影融合了大众文化价值观形态，无疑拓宽了发展空间，而大众文化自身具有无法回避的短板。因此，电影制作者必须自觉肩负道德责任，当代电影既要立足市场，表达大众生活体验，又要高瞻远瞩，传达人类普世价值观。当代电影中的大众文化可以多元化，具有有包容性，但决不可丧失道德底线;商业电影不必规训和惩戒，但绝不容许误导。作为影像的当代电影不能单单为商业利润所驱使，更不能沦为商业化的牺牲品。否则，电影就丧失了其本体价值。电影人要探究大众文化多层次体系，处理好文化、商业、艺术三者的平衡关系，以博大的胸怀，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文化价值电影体系，这是中国电影繁荣和兴旺的必由之路。

作者:戴旋 单位：盐城工学院设计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