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信息价值取向嬗变对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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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技术的不断更迭，信息在网络空间中的创制与流转愈加便捷与高速。不同时代背景下，信息对受众从不同角度产生了积极的价值影响与消极的发展阻碍。自农业社会至我们已经迈入的Web3.0时代，受众对信息价值取向的变化影响着信息发展方向，也反作用于受众自身。

关键词：网络空间；信息价值取向；受众；社会影响

一、信息价值意义层面的两个“一体化”连接

信息的价值作为信息流转导向的重要影响因素，本身具有相对性与复杂性。信息自身在对事物的不确定性起到弱化甚至消除作用的同时，也会增加其不确定性，比如信息传递平台的发展与完善并不能直接证明如今的信息时代比过去的农业时代或工业时代更有序，甚至信息时代是否更有序这一命题也有待商榷，所以分析信息价值的嬗变有利于我们把握当今时代背景下信息传递的方法与道路。需要补充的是，在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信息价值宏观抽象的意义需要在发生实际关系的两方，且一方具有生命体（本文特指人）的普遍的范畴中探讨。因为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只有在这个范畴中，价值才有意义，信息的价值也才具有讨论的意义。信息价值在社会中的嬗变与当今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的信息时代对信息传播的影响这两个问题，可以从信息自身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和关系范畴内部发生实际关系的生命体两个角度的“一体化”连接来探讨。

（一）与自身外部环境的连接。信息将生命体与开放包容又完整封闭的物质世界连为一体，同时生命体也参与物质世界的构成，并通过对自身状态与存在环境变化的差异化感知，调节自我行为、把握自我认知从而重新适应于物质世界中，周而复始维持动态平衡。从人类文明发展各个阶段来看，无论是农业时代还是工业时代，以至于如今互联互通的时代，信息的处理手段、传播机制与创制方式都有所不同，这些技术前提作为外部环境的“一体化”连接的重要影响因素主动或被动地作用于大众，使其调整、改变并重新把握自我认知与自我行为。1.农业时代信息传播的短程性、分散性与封闭性。在农业时代，由于技术匮乏与地域文化的限制，信息的传播渠道大多集中在个体与个体间的亲身传播或在此基础上的团体或组织间的传播。受农耕文明影响，土地是当时社会中居住环境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同时也制约了大众的生活半径，人们多聚村而居且长居久居，家族或村落自给自足，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传递被局限在面对面的互动中，处理手段也往往是个体内向型的认知，这样村居内部短程、封闭隔绝和村居之间分散的传播机制导致信息价值的开发有很强的局限性，从而稳定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但难以形成大众化、多元共生、统一的信息价值认同。2.工业时代信息传播的同步性、单向性与统一性。工业革命的到来使机器生产投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国家集权下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与统一化、规模化的经济体制导致当时社会在各领域不断趋同、追求同步，大到社会的教育理念、思维方式与道德准则，小至各行各业的工作细则都在追求秩序，走向高度一元化的道路。当大众不断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单向性、统一性的信息后，形成思维定势，国家集权得以维护，并为大机器生产提供了世俗的基础，这些正是形成和加强高度集权化国家统治和高度同步化、机械化经济秩序的技术前提[1]。3.信息时代信息传播的多元性、交互性与共享性。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的信息是多元开放、平等共享、自由交互的，更是全球化的。信息的传播方式影响大众接受信息的习惯从而对大众思维方式产生影响，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权威主义，抑制了工业时代单向度统一化的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局限性，使信息在网络空间中自由扩散，并且能够被用户随机抓取，促使社会向互惠共生、包容开放的局面发展。

（二）与生命种群的连接。在物质世界中，动物为了生存繁衍、抵御外敌，往往以群体生活为主，尤其是进化级别较高的生物（比如人类），其群体结构更为复杂多变，除去个体自身的行为与精神共鸣外，还需要依托信息作为维系社会形态的纽带，并且信息在社会中所占比例的多少随着社会结构与社会层级的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当今社会，信息在稳定社会关系中占主导地位，DOI:10.15997/j.cnki.qnjz.2022.14.019网络时代背景下大众为了完善自我认知结构，更多地倾向于通过网络获取信息满足自我需求。当受众的信息获取范围逐渐控制在其精神取向的舒适区时，不仅稳定了该信息连接的社会群体结构，也为社会整体结构稳定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平面化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社会层级之间信息传递的壁垒逐步消解，信息传递在便捷高速的同时变得难以控制，因此，面向大众的信息更应该经过仔细斟酌与积极引导。

二、从Web1.0到Web3.0信息传播特点的变迁

受众与互联网的关系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进化从较为低级单一的“发布-接受”模式逐步交融，走向了更高级复杂的“网人合一”的状态，互联网与受众不断靠近融合，演进出不同时代背景下信息价值在社会中的影响。

（一）Web1.0时代的单向性信息接受。Web1.0时代互联网聚合了大量且繁复的信息，其中大部分是依托门户网站平台的微内容，也可以称之为门户时代。Web1.0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以用户数、流量和点击量为目标，对于门户网站而言，其目标是积累流量实现盈利，如依靠网站流量赚取广告费用等。所以与传统媒体的大制作不同，这一时期微内容大量生产，依托于互联网互联互通、海量存储的特点，逐步进入了公共话语空间，它们的聚合将微内容离散的价值整合在一起，也同时为互联网注入了“神奇的力量”。此时的信息扩散十分自由与随机，信息数据极度膨胀，受众接受信息的边界变得模糊。此外，互联网使信息传播的边界逐步消解，地域的限制被打破，社会逐步迈向全球化与共享化，扩散的信息必然也是大量且多元的。跨国公司等全球性机构应运而生，网络世界是全球化的，任何一个组织都难以将问题局限于组织内部裁决处理，因而“迫使旧有的国家集权政府不得不将他们的部分权力转移到各类超国家机构中去”[1]。从信息的社会价值角度来看，网络平台的受众可以越过权利中介与国家权力机关直接对话，国家某些旧有权利上游至超国家机构、下移至机构组织或个人，工业时代的一元化价值观被弱化，带来多元多模式的社会价值。然而此时的互联网仅仅是受众了解多元文化的“窗口”，对文化的推广与宣传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门户网站一定程度上把控着受众的访问权限，此时的受众仅仅是被动地浏览网站、查看信息，这种单向性的行为缺乏用户黏性，因而很快进入了Web2.0时代。

（二）Web2.0时代的网状型信息传播。用户主导的Web2.0时代从本质特征到外部应用都做到了革新，本质特征向参与、展示与互动倾斜，信息互动时的参与感和沟通交流程度的空白也被填补。从人文角度看，“Web2.0以个性化、去中心化和信息自主权为其三个主要特征，给了人们一种极大的自主性”[2]。在这一时代，互联网信息资源从少部分控制者手中解放出来并交付给大众，互联网公司的目标也从单一的流量追求中跳脱出来，对准用户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所产生的数据来分析用户，描绘用户画像与行为特征。在互联网提供的自由的传播“场”里，信息的创制机制充分交给既是信息接收者又是信息提供者的用户，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是双向的。在网络空间中的消费行为可被大致划分为交易行为、平台使用行为和产消行为，其中生产性消费的产消行为是Web2.0时代的典型性行为，社交媒体中的产消者自身的内容推介影响其所在虚拟社群的受众消费决策，从而将静态的信息在社群中交互流转起来。网站为用户提供平台，用户为网站带来点击率、黏性，形成虚拟社区为网站带来回访忠诚度；用户为平台扩充内容的同时获得自我表达需求的满足以及经济效益的创收，这在有利于“人”“网”之间的良性互动的同时促进信息价值的产生。从价值生成角度看，这种共赢关系打破了传统二元消费行为的局限性；从价值创造的层面上说，产消合一的价值实质更符合当今的价值创制机制与传播途径，也为网络空间里信息价值流变的动力提供新的视角。从技术角度看，Web2.0是以社会软件的应用为核心，依据六度分隔等新理论和技术实现的互联网新一代模式，故也称“社交媒体时代”。移动终端成为多数网民联入互联网的主要设备，这为大众网络信息的创制提供了技术支持，微博与微信等促进以个人传播为主体的文化传播平台愈发壮大。

（三）Web3.0时代的多元型信息传播。Web3.0时代以场景细分、垂直和个性化服务为特征。这里的场景泛指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各个场景。未来内容信息的推送依据新加入了场景因素，根据用户所处的不同场景以及个性喜好，与场景的五大元素——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定位系统——结合，进行内容与信息的精准推送，用户在一个服务平台终端便可享受整个互联网的智能服务，这为互联网传播打开新局面，提供新思路。总之，信息的价值从来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是在受众的活动中逐步实现，网络解放了知识和信息的处理手段、传播机制与创制方式，更是对受众价值观、行为活动、思维方式的解构与重塑。

三、信息时代面临的挑战与展望

网络平台带给大众的除了便捷的信息传递渠道、开阔的视野与个体和社会共同精神的解放外，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与挑战。

（一）信息准确性问题带来的公信力危机。自媒体借助现代化的手段打破了传统信息单向度的创制机制，传统媒体新闻“把关人”的角色在网络技术的进步中被不断弱化，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也面临挑战。2013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专业媒体机构第一次认识到社交媒体对新闻传播具有重大价值。在这场马拉松比赛接近结束的时候，终点附近发生了两起爆炸案。爆炸导致3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爆炸发生9分钟后，《波士顿环球报》就发出了第一条Twitter播发了这条恐怖袭击的新闻。当天，以波士顿为主题的推文就出乎意料地达到了接近600万条的高峰。比起传统电视直播报道新闻的形式，无论是在时效性上还是信息传输的便捷性上，社交媒体都具有优势。然而时效性不意味着准确性，在这起爆炸案中也存在一些争议。比如有记者通过Twitter发布的一些信息表示该场爆炸案并非恐怖袭击，与《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相矛盾。也就是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虽然信息量很大、信息传递的速度很快，但信息准确性还需要进一步把控，同时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很多媒体为了抢时间、抢新闻，在报道的结论上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在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信息传递的时候，需要注意此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新闻媒体公信力危机。在信息时代，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承载量十分可观，这些信息兼有专业媒体机构发布的信息和受众发布的信息，社交媒体平台在事件中是连接受众和专业媒体机构的重要渠道，受众主要是通过社交媒体来参与信息创制接收活动，反过来说，专业媒体机构也必须对社交媒体有所了解。

（二）技术发展带来的灵魂纷扰。在信息使用过程中，技术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常常难以界定信息责任人，这在为网络民意提供自由表达空间的同时，变异出许多扰乱社会和谐与网络秩序的声音。有心者躲在技术的外壳下肆意散播负能量，网络暴力也时常出现在网络空间中，影响了网络虚拟社会的和谐稳定。由于互联网用户的文化水平与认知修养参差不齐，网络世界中恶意中伤、语言羞辱甚至为了流量博眼球而造谣等行为屡见不鲜，网络暴力也逐渐从暴力信息向暴力行为转变。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大众获得了传媒接近权，自由且畅所欲言的网络环境使网民对自身发布的信息责任感低，同时互联网也使得许多隐藏的现实社会问题浮出水面，网民将自身感受到的对社会问题的不满转嫁至弱者身上。网络暴力多以集体力量进行语言辱骂、人肉搜索与集体性的道德审判，更有甚者会实施线下人身攻击行为。脱离了地域限制，躲在昵称背后的网民实施网络暴力的成本大大降低，网民自身去责任化的攻击极易在“沉默的螺旋”和“羊群效应”影响下演变为群体极化行为，无论在网络环境还是现实环境中，都对被攻击者的身心和名誉产生很大的伤害。如今，技术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信息接受的过程中，算法收集互联网用户的喜好与习惯从而绘制用户画像，并自主地将算法规则转化为数据化的语言介入实际的信息传播过程。所以，信息的传递不仅受到用户自身的影响，也体现了算法设计者自身的价值偏好。这使得信息的传播缺乏了中立性。人们过多地依赖互联网完成生产活动与精神活动的追求，让以实现个性化为初衷的算法设计在实际应用中带来无尽的限制和壁垒，甚至大数据时代会导致技术异化，使“我们不能完全控制和规定大数据技术而导致非人道、非人性和非自由”[3]。另外，在自媒体的推动下，文化传播也趋于大众化，更加“接地气”。为了获取更多的互联网受众，信息文本越来越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文化层次逐渐趋于日常，这不仅消费了公众的注意力，又带来了“灵魂的纷扰”。过量的信息蜂拥而至，受众的信息承受能力一再被挑战，网络空间与自我的界限愈加模糊，信息的价值带来的实际收益被过分夸大。但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优质资源，信息的数量也不是越多越有益。《信息的社会层面》一书中提到“信息世界往往是很空泛的”，因为人们只看到信息，“似乎只需要再有详尽无遗的信息，人们就可以生活下去了。通常它只是用提供更多信息的办法来对付关于信息的种种困扰。然而当所提供的只是信息时,信息越多反而意味着信息越少”。对信息的盲目崇拜也只会带来信息的空洞化，最终受众面对这些信息也无能为力不知所云。受众只是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放大器，信息的运营技巧与算法机制的投机行为是一时的，是可重复与拷贝的，没有时代性，也缺少艺术价值。信息自身带给社会和受众的价值是最核心的，不能因为进入新媒体时代而发生改变。这要求我们在日后内容产出时更多地关注艺术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价值。我们应该将观念从营销至上转向价值为王，好的传媒作品应当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永恒性，运营技巧只能作为扩大作品影响力而锦上添花的方式，过分追求数据而舍本逐末，最终不会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与贡献。

参考文献：

[1]邬焜.信息价值论纲要[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37-43.

[2]喻国明.关注Web2.0:新传播时代的实践图景[J].新闻与传播，2006(12):33-35.

[3]陈仕伟.大数据技术异化的伦理治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1):46-50.

作者:谷轶硕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