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巴渝建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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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凯、舒莺 单位：重庆市设计院

宜宾真武祠为道教名观，建筑群以望江楼、祖师殿为核心，依山形沟壑形成发散式的辐凑轴线格局。云阳张飞庙悬空江岸，主轴由码头曲折而进，最后落于正殿———戏台———结义堂南北一线，次轴则由偏院沿等高线东西展开（图2）。重庆南山老君洞陡峭的山势将山门———三清殿前院至玉皇殿的平面空间轴线举升为竖向的立体空间轴线，在前院天井般的空间。即可望见向上展开的三清殿———真武殿———玉皇殿一线主要建筑，这种巴渝建筑特色确也是世间少有（图3）。因坡地地形用地局促，重台天井是重庆山地建筑群布置的一种颇具特色的方式，如上述张飞庙内院、老君洞侧院及重庆的慈云寺，甚至湖广会馆也适应性地采用了这种空间。

巴渝传统建筑是穿斗体系的中坚，在其构造特点主要体现在小式建筑上，相较大式建筑结构表现得更为灵活。除了在抬、挑、吊、撑上充分发挥穿斗结构构造简单合理、传力直接的特点，蜀地建筑还常将穿斗结构与抬梁结构混合使用，以获得较大的使用空间和明栿较好的装饰效果。巴蜀建筑的穿斗结构主体由柱、穿枋、欠子（面阔方向的水平联系构件，类似大式的梁）、檩和檩挂（即“双檩子”，是平行檩条并与之贴在一起的构件）组成，柱头直接承檩，坊、欠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在不同标高和部位的纵横连接达到结构平面的整体性，穿枋也可抬担短柱，使柱可以隔步或隔多步落地以获得所需的开阔建筑空间（图4）。巴蜀小式建筑体量不大，通常也不用举折的曲线屋面，而是直坡到底；屋脊曲线也较闽粤等其它南方建筑的少而平缓。檐下空间是巴蜀建筑构造特色集中体现的地方。与官式建筑在元以后斗拱退化而以挑尖梁头出挑、出檐渐小不同，川西盆地季节性雨水充沛，而建筑墙身又常用夹壁墙、木板墙、土坯砖及夯土墙，为保护墙身而保持了深远的出檐。穿斗结构采用比斗拱更为高效合理的悬臂方式来解决深远的檐口出挑要求，其檐面出挑方式多样。挑坊从檐柱挑出，后尾压在金柱穿枋下的为软挑，穿入金柱的为硬挑；当挑坊承托两根或更多挑檐檩的时候，则有多层挑坊并以短柱，成为双挑、三挑，尚有在短柱坐墩下施以斜向撑弓来加强的（图5）。巴蜀小式建筑的檐口在山面出挑也很大，悬山出挑常多达4至8椽。其椽常为宽约10cm的扁平条板，间约13cm，这样山面出挑实际达到近1m左右，与其它地方的建筑差异甚大。山面除了出挑较大外，也常用歇山，一则屋顶造型丰富美观，再则檐面构造出挑更大，歇山用保护檐墙的方式保护了山墙，歇山的作法则很灵活多变。其一，山面用挑坊、撑弓直接伸出屋面形成歇山；其二，用类似副阶周匝的山面檐柱承托出檐，很少有收山这样复杂化的做法。

巴蜀传统建筑挑檐下常见曲面形的封檐，其实是其独有的轩棚构造：卷曲的桷板两端分别插入挑檐檩和檐柱天欠上，桷间钉有薄木板做的卷叶子，常施朱、白、青、绿油漆，成为檐墙、檐柱垂直构件向檐口水平构件自然过渡的优美连接曲面（图6、图7）。撑弓或者撑栱，是巴蜀传统穿斗建筑中特有的构件，其合理简洁的三角形稳定结构正是官式建筑所缺少的；撑弓上承挑枋，下撑檐柱，常有板、柱状或三角形，也是檐部装饰的重点部位（图6、图7）。而挑檐枋与撑弓的结合还形成了牛角挑、象鼻挑这样的构件，其不似普通撑弓那样为独立的构件，尾部和檐柱———金柱穿枋是一个整体。

宋末元初，蒙古侵川的半个世纪战争及明末清初近半个世纪的战乱，使巴蜀地区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造就了“湖广填四川”的两次移民高潮。从两湖、江西、福建、广东等省迁来的移民，也带来了他们的建筑文化。移民活动的同时，经济得以恢复，商业流动人口增加。同省会馆、行业会馆兴盛，成为巴蜀城镇的特色建筑，反映了移民文化在巴蜀地区得以认同和扎根发展。两广及福建会馆装饰繁复，屋脊、檐口造型张扬而轻巧，色彩华丽，一如嘉庚风格建筑的风貌，让人一眼即知；两湖会馆往往喜好叠楼———破中形式的高大牌楼，常采用形式多样的风火山墙并影响到后来川东巫溪等地的民居、祠堂和书院等的造型语言；江西会馆常用徽派马头墙的做法，造型表现丰富，其砖砌体的应用不仅仅限于湖广地区那样于山墙的立贴封护，而是四周均用高墙围护，外墙开窗很少且小，主要靠天井采光。

开埠后的重庆作为峡江门户以至陪都，文化发展、区域地位及经济活动等都产生很大的变化，近代建筑的规模化建设、建筑语言的丰富化及近代建筑师的职业化活动等都更甚川西一筹，而川东建筑与川西建筑文化也出现了一种差异化的发展。成都在近代也出现了很多中西结合的建筑，但更多的是由西方建筑师所设计。在整体设计上，西方建筑师基本手法都无法摆脱其山墙作为主立面及竖向群簇构图的教堂式造型模式，即使采用檐面作为正面，也多用山花抱厦强调入口。其次，由于外国建筑师缺乏对中国建筑文化的理解，在中式建筑构件、符号的使用上往往按自己的习惯思维表面理解，运用起来千奇百怪。近代建筑本身的变化及近代中国建筑师的西方建筑教育背景，使近代建筑在设计方法上西化。由于近代技术的应用、楼层的叠加等新的因素，使“中国固有形式”与传统建筑的设计产生很大差异，其中很重要但并不引人注意的是设计方法上的“立面化”。现代建筑设计是从平面、立面和内外空间几个系统上展开的，而中国传统建筑设计的方法与之则有很大的区别，其不存在立面设计的概念，剖面关系进而平面关系决定了整体建筑的最终效果，所谓立面只是一个产生的结果而非开始的目标。材或斗决定了构件，而出挑、步架和举架或举折设计，均在剖面中进行，屋顶构成则是平面和剖面的协调，涉及的间数、推山和歇山收山等都在平面或剖面中进行，完全不同于西方建筑设计以平面形制和立面构成来确定建筑整体形象的方法。

重庆开埠以后以峡江门户、盆地窗口的地位发展迅速，尤其抗战迁都以后，军政工商、学社教团及各国驻华办事机构密集于重庆一地，商贾名流、达官贵人甚众，公馆建筑遍布（图8）。这些公馆建筑，一方面所有者多为受到西方开放文化影响较多的上层人物，摆脱了传统建筑由工匠按制定样式承建的习俗，而由接受西方近现代建筑教育的中国建筑师或西方建筑师充当专职的设计人，所以其很多都体现出这个时期中外建筑文化交流下技术现代、词汇糅杂、手法折衷的建筑特点，对中国传统建筑语言、西方建筑手法、近代材料和构造进行带有小资情怀的糅合。其结构体系多为砖混、砖木，相对传统建筑而言形式活泼，古今中外气息浑然一体。或用霍式西洋屋架，但也常施中式椽头、连檐以至川东吊柱、撑弓；小青瓦屋面不施举折，清水砖墙，或有拱券，刷白券口；柱、墙或以线饰，抹灰刷白或挑砖都有。这一批建筑形成的鲜明形象，明显有别于同时期青岛、武汉等地浓厚殖民风格的近代建筑，也区别于闽粤南方口岸地区以嘉庚风格为代表的近代建筑词汇驳杂、精巧张扬，商贾浮华富贵之气外泄的特点。近代重庆建筑对机制砖的运用非常广泛，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成为独有的城市建筑肌理和代表符号。明中叶以后，由于机制砖技术的泛化，巴蜀地区的砖墙使用就较多了，但常用于立贴空斗封火山墙，也就是仅起了保护建筑山面屋身、檐口的作用而没有进入结构体系，农村建筑的硬山搁檩则是更近的事了。随着近代西方建筑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抗战迁都后的重庆，一时涌入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和技术，对砖的运用也更为广泛和成熟。本地粘土烧制的青灰色机制砖在大量近代重庆建筑中代替穿斗柱枋成为屋身结构主体，同时出现的是砖叠涩窗台、砖券、菱花牙子等的装饰手法，而屋架、门窗等又保留了很多巴蜀传统的作法。

建筑技术因素的抽象化和文化因素构成了符号系统。现代主义的初衷就是要摆脱一切传统的符号，建立技术美学的动态语言体系，然而正如前述，以商品生产和消费为背景的技术美学同样制造了自己的符号，而且是推动消费主义的仅具时效性的符号系统。ArtDeco等工业化时代浪漫主义建筑文化在当代仍具价值和影响，说明现代建筑的符号经过时间的沉淀，排除了技术时尚流行性的短时价值，和传统建筑的符号并不具有本质的区别，同样具有长效性。所以，用去符号化来改变建筑符号化造成的消费主义是不可行的，而应用长效性的符号系统去代替时效性的符号系统。一座具有历史的城市，它的城市格局、聚落空间和建筑符号系统构成了植根在特定地域上具有时间沉淀的建筑文化体系，以文化的共性来获得整体的价值和个体的认同。即使巴蜀建筑的这种文化共性载体很多都已湮没在城市的演变中，但其符号化的语言系统还是能够被遗留下来，或多的或少地编织在现代城市之中，持续地保持其文化影响的价值。建筑符号化的价值只有植根在其自身的土壤上，才可以从历史的延续性和空间的广域性中得到恒久的支持、放大和提升。

上世纪90年代初的重庆，刚进入商品领域的建筑为了尽快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粗陋的形象，在形式上向经济先进的地区看齐，曾经一窝蜂地山寨了欧式的柱廊檐口、KPF的标致大帽檐以及进行了商业包装的ArtDeoc等各种花色的建筑样式，也有混杂着里弄空间和殖民气息的“上海新天地”把小资情调移植到“重庆新天地”。随着直辖后经济的发展，重庆从一个向往外来文化的欠发达封闭内陆城市转变为一个对自身文化充满信心的先进大都市，曾经这些浅表的外来建筑符号显然已经由先进文化的象征沦落为土气的审美观，早已不能作为体现和提升建筑价值的符号语言，巴渝建筑文化自身的语言体系被时代的需求推到了最前沿。即使是使用现代设计手法来设计的现代内容的建筑，仍然可以吸纳到这样一套建筑文化的符号体系中。通过前述巴蜀和巴渝传统建筑的小结，我们仅从具体设计语言的角度，可以简单地归纳一些巴渝建筑的符号化特征：城镇外部空间———线性空间与小台地。

重庆多山且不似遵义、深圳等其它南方城市有山间平地，所以难有通衢大街、开阔的广场。前述的西沱、肖溪等城镇，都以线性空间为骨架，而一些略有开敞的台地场坝就成为节点，“半边街”则常成为区域的边界。建筑聚落———法无定法，自然非法为法。充满自由的建筑聚落，没有法式和礼教的束缚，依山就势，以曲折的轴线串连，或以顺合、纵惯山丘的道路编织，抑或借助山形似曼陀罗图式般辐凑聚合，曲街半院，高下衔接，变而不乱，紧而不密，疏而不散。建筑———重楼吊脚，小巧灵活。受场地及文化地位影响，川东山地建筑基本体量卑小，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对巴渝建筑风貌的体现往往会要求将大体量的建筑用退台、体量分解等手法来化整为零。另一方面，川东山地建筑的“立面关系”与官式建筑颇有不同———官式建筑墙身相对屋面在构图上矮小，且退于檐下阴影之后，一般的平视视点上屋面成为立面的主角；而川东山地建筑多有吊脚，常有重楼型制，进入视点又多以仰视，立面构图墙身连吊脚成为主角，重楼立面的特点在用现代多层建筑再现传统样式时避免了出现头小肚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参与设计的洪崖洞川东民居风格的大体量建筑造型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建筑词汇与符号———大出檐与独特的檐下构造、直坡屋面、夹壁墙与外露的穿斗柱枋、青石石作，以及近代巴渝建筑小青瓦、清水灰砖、黄粉墙等特征性材料和一些拱券线脚、廊柱石作等吸纳了外域建筑语言的词汇与符号，其实多有前人悉心总结。其中近代巴渝建筑采用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糅合、沉淀外来建筑语言，使之融入传统建筑文化并运用在具有现代内容和采用现代技术手段的建筑上，丰富了巴渝建筑符号的外延，成为巴渝建筑文化特定时期独具特色、极具影响的部分，对当代巴渝建筑文化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周公馆即曾家岩50号公馆，位于近代建筑密集的中山四路陪都建筑风貌区东端，是一栋两层的清水灰砖小瓦楼房，不规则平面，平券窗洞，如意门头依稀有“从善如流”字样。21世纪初其由重庆市设计院进行了整旧如旧的修复设计，去除后期使用中陆续附加的有损建筑原本形象的附加设施，同时对损坏而原貌已不可考的部分及新增的空调机位等设施采用协调于本建筑的方式进行处理（图10）。建筑复原重庆市统一战线教育研究基地以留存保护的鲜宅书斋小院和鲜宅偏房遗址为基础，按照文献复原鲜宅院落，并辅以交流研究用房，形成具有统战历史的展示、缅怀和研究、教育功能的建筑群。以上清寺邮局侧步行台阶和车行坡道为主要入口，向上西行至复原鲜宅大院入口平台，平台东为鲜宅入口牌坊，平台西侧一线为面朝嘉陵江的城市景观平台和3个小体量建筑单元组成的交流研究用房。鲜宅大院按文献描述分为前后两进：从八字门墙进入前院，左为复原偏房和连廊，右为夹竹桃廊道，院落正中为复原的达观楼，楼座3层，前后均有柱廊，歇山坡顶，仿清水砖墙，檐下采用插栱、吊柱；后院中央为“民主之家”牌坊，左角为保留文物建筑“书斋小院”，右角为复原廊亭及侧门。附属建筑采用，直面四坡顶，灰砖木窗，是巴渝建筑中具有抗战历史文化传统的风格（图11）。客中心大昌旅游接待中心位于库区移民搬迁后的新大昌镇中心，是小三峡游览线路终点的重要建筑，不仅具有接待游客、连接大昌镇水陆旅客交通等建筑功能，也具有展示地方风土人情，加强移民搬迁后新大昌镇与还原旧貌的大昌古镇联系的社会功能。项目现代建筑功能及用地状况要求采用多层、大空间的建筑形式，与传统建筑形式所具有的低层、舒展的形态和比例特征有着明显的矛盾冲突。在设计时准确把握住采用传统建筑形式所应有的体量和比例，将3层建筑首层采用台基式处理，以上两层在内街一侧采用两层通高的檐柱和外廊，使之不失应有的建筑比例和尺度，并在平地取得高低错落的山地建筑美学特征。在正确表达传统建筑构造关系和构造美学的前提下，艺术地概括建筑细节。采用现代施工方式、地方材料与地方技术实现传统建筑的外观形式。部分建筑细节，如飞椽、博风、悬鱼等，采用木作二次装修的方式解决，墙、柱、梁等结构部分采用普通钢筋混凝土、烧结空心砖等现代材料。外装采用白粉墙、青色面砖和文化石面饰及油漆梁柱。以沉着、内敛的青灰色彩为基调，屋顶采用深青色筒瓦，柱、梁、枋为深棕色，门窗、槅扇等采用木材原色。不施彩画，屋脊座灰造型（图12）。

巴渝建筑文化悠久而丰富，在近代建筑中更是特色独具，影响广泛。在重庆地区经济文化得到高度发展的今天，对巴渝建筑文化的研究、整理和提炼应用，是一次比较系统地梳理和总结重庆建筑风貌历史发展和演变的尝试，是对巴渝建筑文化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特殊价值的重新审视，在传承发扬地域建筑文化基础上进行创新。在设计中采用巴渝风貌建筑特有的建筑符号、手法，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高、文化认同度高、区域文化沉淀能力强、建筑全寿命使用率高的可持续发展优势，并有利于我们摒弃盲目追求高大、新奇的建筑思路，提高重庆的地方文化地位，打造重庆个性而统一的城市形象，进行可持续的城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