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科学发展下的动商研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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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动商的提出借鉴了智商和情商的概念，但动商的研究模式则应当参考脑科学的发展，并适当地将脑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动商的研究中来。本文认为动商的独立性有脑科学的基础并且动商又是多层次性的，对其内涵进行精准定义可能不是当前研究的主要目标;不同的测量情境可能代表了不同层次的动商;脑科学研究结果为动商的分类提供了新思路;可以适当探讨研究动物的动商并将其与人类的动商进行比较。

关键词:动商;脑科学;测量;分类

动商，即运动商数，是反映个体综合运动能力的新兴概念，动商指数代表了个体在与同龄人相比时的运动潜能所处的水平［1］。目前的动商研究主要分为理论探讨和测量工具的开发与完善两大主题。大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两个多世纪以来，从错误的颅相学开始到与人工智能接轨，构成了脑科学发展的历史，脑科学由少数人的猜测与爱好逐渐成为人类认识自身、改造自身和环境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运动领域，脑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之一。二者相比，广义的动商包含了一切通过人的身体或身体某一部分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2］，其所涉及的内容之广，即使无法媲美人脑的复杂度，也相去不远。本文通过对脑科学发展史中一些特殊现象和发现的反思，试图对动商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动商的独立性与多层次性

“动商”的概念在最初提出之时参考借鉴了“智商”和“情商”，一般认为动商与智商、情商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但是国外一些学者使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了青少年和儿童的智力、情绪表达能力和运动能力的相关性，仅发现了微弱的相关性或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不存在相关性［3］。在脑科学对视觉的研究中，存在“会做不会认”的实例，即有的人无法通过视觉判断物体的存在，但是却能够准确地使用肢体进行操作，例如无法判断信箱开口的横竖方向，但却每次都能准确完成信件的投寄。这是因为大脑中存在着“是什么”通路与“怎么办”通路，在“怎么办”通路完好的情况下，即使“是什么”通路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人的肢体做出正确的动作［4］。而这种“怎么办”通路，应当在动商的发展中处于优先地位，也是使得动商独立于智商与情商之外的脑科学依据。此外，祝大鹏在探讨动商与智商、情商的关系时认为，王宗平等学者早期提出的“动商的发展先于智商和情商”的观点是一种常识性错误［5］，依据是神经系统是人体最先发育形成的系统，而胚胎在18～20周才开始出现胎动。但是脑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完整的“怎么办”通路是相对独立的，它的建立同样是包含在神经系统之内，因此祝大鹏采用的依据同样是不充分的，当然这并不影响其“动商、智商、情商的先后顺序问题并无太大意义”的判断。除了“是什么”与“怎么办”通路的不同，更精细的实验和脑科学研究还发现:人通过视觉收集信息并不是瞬间同时完成的，大脑对于物体的形状、颜色、条纹、方向、移动等信息的判断是有层次性的。这提示我们:动商的开发可能也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目前大多数动商的判定依据是肢体动作行为的执行情况，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无法完成接球的动作，可能并不是他无法准确地操控自己的肌肉群，而是他对速度、距离的判断不够精准，为此所采取的后续训练方法也将是不同的。

二、大脑意识的研究与动商的定义

自2012年动商的研究逐渐增多以后，学者们就展开了关于动商概念和定义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动商发展的起步阶段，亟需澄清的就是动商的内涵，一个学术概念如果没有学术思想根基，缺乏明确的研究内容和相对稳定的研究方法，这个概念既不完善也不能持久。他们提出了在动商的研究必须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动商?为什么要研究动商?怎样研究动商?这些都是体育界、教育界及学术界十分关心但至今仍没有很好地回答的问题。如果不能探清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那么动商将昙花一现，重演“商”之“殇”［6］。但是动商的研究之难有两个难以挣脱的限制:一是智商、情商两个相似概念及其研究方法的限制，二是动商试图对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行为进行客观量化，并不是纯粹客观的物体。而在脑科学研究中，最困难的研究是意识的研究，因为意识是主观的体验，只有主体才能充分感知且不能与他人分享。这样的研究对象的内涵问题，非对该领域融会贯通的大师不能解决。被誉为与爱因斯坦、普朗克等科学巨人齐名的克里克在开辟通向“世界之结”的意识难题的道路时，认为“关于什么是意识，每个人都有一个粗略的想法。因此，最好先不要给它下精确的定义，因为过早下定义是危险的［7］”、“在前DNA时代，生物学家从来不会坐在一起说‘在研究生命以前，先清楚地给生命一个定义’，我们只是一往无前地去寻找生命究竟是生命。毫无疑问，对我们所讲的东西有一个粗略的概念总是好的，不过关于术语定义之类的问题最好还是留给那些专门搞这种事的哲学家去干。事实上，清楚的定义常常来自经验研究，我们现在不再去争辩病毒究竟是不是活的这样一类问题。”同样的，动商研究者都对动商有个大概的想法，但是由于包含了一切通过人的身体或身体某一部分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有与“动”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囊括在内，因此明确动商的内涵并不应当成为现阶段动商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甚至过早地对动商下定义也是危险的，因为这有可能对动商研究产生限制甚至误导研究的走向或者在未来被证明是错误的。

三、动商测量注意事项的脑科学提示

同样的简单动作，在不同的情境下是否能相同程度完成?对常人来说，一定会有强颜欢笑和喜不自禁的体验。当摄影师要求人们面对微笑时，照片上只能看到“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而遇到熟人同样是礼节性的微笑却显得非常自然［8］。脑科学研究表明，自然发笑是由基底神经节、高级大脑皮层以及丘脑引发的。当人们看到熟人时，视觉信息最后到达脑中主观情绪的中枢，再中转到基底神经节，由它发出命令协调一系列的面部肌肉活动，不需要大脑去思考，就能够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灿烂一笑。而当被他人要求笑的时候，这个命令首先到达听觉中枢和语言中枢，然后中转到脑前部的运动中枢，由此下达一系列随意运动的命令，而由于微笑要牵涉到很多面部肌肉的协调活动，要有意识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使得照片上看起来不那么自然。毫无疑问，在运动技术动作的学习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的不同阶段问题，这提示我们在动商测量的过程中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甄别，在相对自然情境或者自主情境下作出的运动反应与被动情境或者在命令情境下作出的运动反应，其背后存在的脑科学机制可能不尽相同。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动商测量人员所使用的测量方法的情境必须进行严格的说明，以排除不同大脑响应机制的影响。至于选择哪种情境作为标准化动商的尺度，则取决于动商评价背后所采用的价值观。早在20世纪70年代，脑科学研究就发现一些高级皮层区域的细胞要受到较为复杂的刺激才能有显著的响应，例如大脑中有一个能够对脸部做出选择性响应的区域［9］。最近，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者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恒河猕猴新发现了两个与脸部识别有关的区域，能将视觉感知与不同种类的记忆相结合［10］。他们将猴子的面孔分为三类:长期熟悉的面孔———来自与实验猕猴一起生活多年的猴子;视觉上熟悉的面孔———实验猕猴已观看数百次这些脸的照片;完全陌生的面孔。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测量猕猴对这三类猴子脸部的照片做出反应时大脑的活性，结果显示:长期熟悉的面孔使大脑表现出更多的活动，并且促进了分别位于与陈述性记忆和与社会知识相关的区域的激活，这两个区域是此前未知的脸部识别选择性区域，而视觉上熟悉的面孔使某些区域活动减少;此外，当猕猴看到长期熟悉面孔的模糊图像时，之前已知的面部处理区域的活动随着时间的延长而稳步增加，而新发现的两个区域的活动先是很少，但会突然出现激增，这让研究人员联想到当我们识别出一个熟悉的脸时的“顿悟”感［11］。实际上在体育运动中，类似这种“顿悟”感的现象非常多，包括所谓的“手感”“球感”“气感”等，在这种状态下，虽然肢体动作形态与平常相差无几，但是人对身体或者器械的感知是不同的。同样的标准投篮姿势，有的人对于进球与否在出手的那一瞬间就能做出精准的判断，而有的人则对此毫无感觉。同一个人进行武术训练，有时会感觉死气沉沉，毫无生命力;有时则觉得天人合一，充满了生生不息的力量。这种区别的背后可能是不同脑区的不同响应程度的反映，又比如同样是初次学习网球，练习过乒乓球和没有练习过的人的感受是不同的，这时他们需要的动商可能也是不同层次的。因此如果在动商测量中加入部分脑科学的标准，可能有助于建立更加细化和有针对性的动商标准。并且，如果动商测量使用的动作涉及到陈述性记忆和社会知识相关的脑部区域，则有可能意味着少年动商、青年动商、中年动商和老年动商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而并非目前学者所认为的不同年龄阶段个体动商的区别主要是体现在动商各构成成分的表现水平而非动商结构本身，即不同分类动商的区别有可能存在质变，只不过是外在的表现难以用非脑科学的方法判断罢了。

四、脑科学大背景下，动商研究的分类和样本问题的启示

目前对动商的主流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1)狭义动商和广义动商。(2)按照个体完成运动技能所参与的肌肉群类型的不同，将动商分为粗大运动商、精细运动商和总运动商［12］，这种分类的主要依据是运动技能的划分。(3)李井海［13］根据动商的呈现状态可以将其分为显性动商(运动素质)和隐性动商(潜在的运动素质);根据动商的发展序列可将其分为少年动商、青年动商、中年动商和老年动商。这些分类方式的提出的侧重点不同，有不同的应用领域，也同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什么是动商“这一问题的限制。如果在脑科学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则可能为动商的分类提供更广阔的思路。例如，基于大脑的可塑性，Chaddock等通过磁共振技术扫描55名10岁儿童脑部结构后总结发现:大脑的背纹状体作为儿童认知控制的主要神经中枢之一，易受体育运动影响发生结构变化［14］。陈爱国等人发现，短时间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可通过增加儿童静息状态下脑功能局部一致性，改善脑的可塑性和提高执行功能［15］。基于这样的实验事实，可以将动商分为先天性动商和获得性动商，先天性动商研究的是几乎没有接受过学习训练的幼儿的运动能力，获得性动商则包括了通过运动训练而具备的品质以及由此迁移产生的能力等。这种分类方式既可以为动商研究提供新思路，又可以适当解决动商应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相对于受先天因素和较难改变的后天环境因素影响较大的智商和情商，动商的可塑性更强，改变也更容易。在任何实验科学的发展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样本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神经脉冲产生和传播机制的发现就离不开所选择的乌贼神经。在智商的研究中，人们非常关注动物是否具有心智的问题，并常常认为某种动物具备与几岁大的人类儿童相仿的智商。那么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动商有相对于智商和情商的独立性，是否有可能在不讨论心智的前提下，对动物进行动商研究呢?动物是否存在动商以及人类的动商发展水平是否可以和动物相比拟呢?这可能需要在目前动商研究的思维框架中另辟蹊径。

五、总结

“智商”的概念之所以被人们广为接受，得益于一战中为选拔士兵而进行的大规模智商测试。“情商”的概念则作为过于简单的智商标准的补充，弥补了智商在事实和伦理层面的缺陷。“动商”的概念虽然得益于前二者，但动商所涵盖的范围和研究的方法则要比智商和情商复杂的多，应用情境也更广，未来的发展空间也更大。动商的研究发展可以参考脑科学的发展脉络，在实践层面大胆探索，开发更多的实验设计、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同时不一定急于给出动商内涵的标准定义，不局限于“商”的表现形式。要注重多层次、多维度动商的研究，而不是仅仅综合出一个数值。尤其建议将脑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动商的研究当中，为动商的发展开辟出更广阔的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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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殷飞 李超伟 翟一飞 单位:南京大学动商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