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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属于听觉艺术,它通过声音符号有规律、有节奏、有秩序地排列,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呈现于我们的听、知觉系统,进而被我们接收与解读。它是基于理性思维所创造出的艺术。同时,流行音乐也是感性艺术,一是在于流行音乐的歌词在一般情况下通俗易懂,旋律朗朗上口,容易被记忆;二是在于听觉艺术通过人的听觉神经诉诸于人脑一种形象化思维,可以直接被人理解并形成具体感知。此外,流行音乐在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转变中表现较明显。笔者认为,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流变。所以,谈解构主义对流行音乐的影响这一问题对于说明解构主义在后现代艺术作品中的运用及实践具有典型意义。
一、解构主义的意义
解构主义是法国籍犹太裔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1960年代提出的哲学概念,后作为一种艺术设计风格兴盛于1980年代。现在一般认为解构主义的开端是:“1966年10月德里达在美国霍布金斯大学的关于‘结构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演讲”[1]。在这次会议上,德里达首次提出一种反结构主义的构想,即解构主义。这一概念引起了欧洲哲学界广泛的探讨。解构主义,英文单词为“deconstruction”,意为拆解与重构。解构本身意味着对传统模式、系统功能及逻辑整体的批判,其实质是反结构主义的一种重构性思维。在结构主义思维中,哲学家们总是关注事物间是通过怎样的联系与同构来表现、传达文化的整体意义,其本质是在关注事物的整体与系统化运行法则。而解构主义则完全相反,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追求形而上的、探索事物本源的确切性思维,仅关注事物个体本身及符号本体的解读,认为符号本身已经能够反映事物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解构主义在后现代艺术作品中常常产生于互联网环境所形成的新型语境下,对传统的中心主义美学原则与艺术流派系统进行打破与重组,其利用分解的基本观念对传统意义进行打碎、叠加、重组及创新,从而构成新的意义,形成对事物新的认识。相对于结构主义的明确性、规律性,解构主义的实际意义是模糊的、无序的。笔者认为,解构主义的意义是不仅创造出事物全新的形式与价值生成,更为后现代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现象提供了立论基础。解构主义在其中的意义体现为对个体价值的思考,充分挖掘个体内心的抽象思维与理念,构建出对世界新的认知与秩序。这种意义的源头与德里达的亲身经历密不可分。在其一生中,包括早期成长阶段和后期社会活动阶段都对其形成解构主义思想具有积极意义。早期成长阶段的经历对德里达想要创新哲学思想体系具有启示性作用,特点是边缘化、碎片化。他出生于1930年代的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战争造成的国家形态不对等与当时反犹主义思想的日趋激进使其求学环境艰难。童年单亲家庭的成长环境与求学的间断、人生的未知都迫使其开始思考个体在时代环境下的意义何在。一种支离感、模糊感伴随着他的成长。19岁时,他前往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就读,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索绪尔等人成为他的研究对象。同时,家乡独立战争的爆发迫使他思考民族独立的现实意义。就此,德里达曾在《他者的单语主义》一书中提到了他对阿尔及利亚的印象:“如果说解构的一个定义是多于一种语言的话,阿尔及利亚就是解构。”可见,主权国家与殖民地这对二元对立的概念深深困扰着他,并成为他创造解构主义的基础。在后期的社会活动阶段,德里达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与对“民族、民主、民权”活动的支持。殖民地记忆造就了德里达对资本主义中不平等的二元对立原则的批判性思维,使其在后期对资本主义制度与意识形态形成尖锐的批判。例如,美国日裔学者福山曾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提出“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的观点,德里达则对此指出:“福山的福音是安置在可疑和充满悖论的基础之上的”。随后,他更总结出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十大弊端,用以驳斥福山关于“虚假的福音世界”的结论。由此可见,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形成的初衷就是在为民主、民权及新的民族意识形态所作的实践领域的支撑。解构主义的真正意义在于实现公民间对等的价值交换与创造,从而生成一个无限的价值意义。德里达的一生都在追求平等、民主以及创造新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笔者认为用他的人生经历来说明他所构建的解构主义思想体系最为实际,也更能体现其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当然,要想说明解构主义对流行音乐的影响问题,还需要进一步从流行文化的社会发展与流行音乐本体来进行分析。
二、流行文化中的解构主义
流行文化的概念宽泛,涉及到人类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在刘国庆所著的《玲珑之雕:论受众细分》中曾以牛仔裤文化来举例说明流行文化的概念,其强调了流行文化具有宽泛化与世俗性的特征,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被普通大众所能消费与接受的文化。一般而言,流行文化是相对于高雅文化的概念,与高雅文化、古典文化、严肃文化存在明显差异。在高雅文化中,小说、油画、交响乐、芭蕾舞是典型的艺术形式,每种艺术类型都存在严谨的结构及本体内部复杂的联系,需要受众具有较高的素质与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才能进行欣赏与体验。所以,高雅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受结构主义影响建立的文化系统,相对而言,流行文化则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指出:“文化关注意义本身,快感及身份认同。”而解构主义对流行文化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深刻的影响。其是启发流行文化打破边界,关注本体价值,构筑新的社会形态的基础。流行文化的内核是流行文化产品的出现,其与封建社会艺术家供职于皇室、服务于贵族所创造的艺术文化品不同,也与工业社会流水线式的文化产品生产迥异。流行文化产品出现的目的是实现大众消费的规模化以及满足于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解构主义适时在思想上为流行文化的生产提供了思路。流行文化是一种充满市场活力与创造力的文化,市场活力的不断涌现说明其能够获得不同群体的关注与消费需求的合力,创造力则体现了流行文化本身意义生成的无限性。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打破事物之间严密联系的整体性,创造事物或符号本身的价值、意义,从而生成无限的创造力。例如,在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电影中,“无厘头”这句俚语被赋予了打破与重组的意义,《大话西游》中孙悟空谈了一场超时空恋爱,《功夫》中借鉴了《七十二家租客》中的人物关系并聚焦在小人物的命运,《喜剧之王》中“便当是生存、导演是庸才”的带有现实意味的讽刺,等等。各种元素、符号在他的电影中得到重组与再创造,从而使角色的既定形象、人物命运与时代的运转规律甚至经典的戏剧表演理论法则都被打破,剧情发展在一种打破固定叙事结构的逻辑中寻求当下现实的意义。在解构主义中存在着打破常规、寻求自我的意愿,通过后现代绘画作品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例如,“后现代艺术之父”杜尚就对以往的经典画作进行解构,创造出全新的绘画思维。他的作品《泉》对新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的作品《泉》进行解构,原本女性柔美的肌肤线条与泉水的水乳交融之美被代之以一个简陋的小便池,甚至连它周围的环境都没有一丝铺设。对此,杜尚表示:“是我选择了它,选择了一件普通生活用具,予它以新标题,使人们从新角度去看它,这样它原有的实用意义就丧失殆尽,却获得了一个新内容。”笔者认为,之所以杜尚的《泉》仅仅是制作了一个简单的便池,是因为他要使事物摆脱它原有的功能,让人们重新审视生活,认识到生活便是艺术的美、艺术的价值,甚至是艺术的最终意义。流行文化亦如此,此系统下生成的文化产品关注人的个体需求、彰显人的个体价值。流行文化能够流行,是因为其可以在市场上形成广泛流通,而要进行流通,必然会关注社会中的人文价值与受众的心理感受,解构主义无疑为此奠定了前提。解构主义关注个体价值,打破常规,从细节、内心与新的认识中生成新的价值,使流行文化得到极大的丰富与拓展。
三、流行音乐中的解构主义
流行音乐是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后现代艺术中一种比较主要的艺术形式。笔者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华语流行音乐开始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典型的代表是港台流行音乐的兴盛与繁荣。与此同时,港台音乐在当时作为一种“引进音乐商品”也对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形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作用。而据港台流行音乐本身而言,其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也使得流行音乐形态多变,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发端、于21世纪初大肆流行的“中国风”音乐就是港台音乐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笔者认为解构主义对这一风尚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并集中体现在“中国风”音乐的创作方面。对于“中国风”流行音乐的创作而言,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受到了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包括旋律、歌词及配器等具体内容。在旋律方面,“中国风”流行音乐基本采用中国传统音乐创作的五声音阶调式结构,曲式结构则采用现代流行歌曲简明、精悍的一部曲式或再现单三部曲式等,节拍明朗、动感,节奏明快、流畅,恰到好处地做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巧妙结合。这样的创作是基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打破与重构,使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二元对立界限被打破,传统的中国古典音乐闲散的曲式结构被打破,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创作思维形成合力,从而构成了对“中国风”流行音乐的新诠释。例如,“中国风”流行歌曲的代表作《东风破》采用了民族调式中的清乐音阶,旋律中常见的下行小三度巧妙地借鉴了中国小调民歌的柔美特点,歌曲前奏加入的钢琴分解和弦,流行歌曲典型的“起、承、转、和”四句体旋律都使歌曲焕发出新的色彩。在歌词方面,“中国风”流行音乐的歌词创作不再像以往的歌词一样重视词组与词组、上句与下句之间的联系,而是将每个词组看成一种生成古典意象的具体符号。在此基础上,非常规搭配、类比推进、静词动用等手法成为歌词创作的方式,甚至连歌曲名都变为了诸如《青花瓷》《双截棍》《蝴蝶》等一类符号性的名称,不再表现实际的艺术形象。可以说,解构主义使流行音乐的歌词创作走向了对文本的专注,一个词组便可以生成无限的意义与故事,而非像以往一样用长篇连缀的词藻去塑造一个鲜明的主题形象。例如,被认为是粤语第一首流行歌曲的《啼笑因缘》,歌词中的典故如“玉镜有裂痕、推衾送暖”等都在为歌曲的主题“有缘无分,造化弄人”服务,使歌曲表现得感人至深、如泣如诉;而对比周杰伦的“中国风”歌曲,歌词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将不同的带有中国风格与意味的词汇进行重组与组合,此时的歌词不再表达具体的主题及情感,而代之以作者对符号本身的解读,如《本草纲目》中出现的“龟苓膏、云南白药、冬虫夏草”是在对中国传统的中医文化进行弘扬,再如《兰亭序》中写道的“千年碑易拓,却难拓你的美”这样的词句则是由“兰亭序”这样的碑刻作品演化的符号而联想到的感情,等等。[2]可见,在“中国风”歌曲中,歌词创作的符号化表达成为了其中的要素,而以往“寓情于景、以景抒情”的创作思维惯式得到突破,从而使符号化的表达本身具有了情感,而这种情感是由内而发的,并不像以往的歌词那样感人至深、隽永流畅,它已经成为一种互联网时代、后现代网络社会语境下的典型表达,使流行音乐真正走向通俗、平民化表达。在配器方面,“中国风”歌曲中所使用的传统中国乐器也只是作为一种元素出现,有时更是成为商业宣传的一种标签化需求,只要能够贴合歌曲的创作及表达便可以被纳入到一首歌曲的编曲当中。例如,在歌曲《东风破》中出现的二胡、琵琶,在歌曲《江南》中出现的洞箫,都只是为了渲染歌曲氛围而出现在歌曲某部分的较短段落,这与传统中国器乐曲中乐器的表现结构相去甚远。正如“解构主义是对中国传统音乐音色体系的解构,之后与当代电子、电声乐器音色结合重新构建了中国风流行歌曲的编配体系”[3]。在流行歌曲的编曲中,传统乐器被解构成一种表现作品的元素,并与流行音乐中其他更为重要的乐器融合与重构,以形成“中国风”流行音乐有别于以往的新的编曲模式。结语通过对解构主义的意义解读,到流行文化受到解构主义思想影响的分析,最后再结合“中国风”流行音乐来谈解构主义对流行音乐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解构主义对流行文化的影响是由内而外的一种自发性创造。其中,最突出的特征表现为事物的符号化与时间、空间的错位,即任何事物、形象及内容都可以被解构与重组,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理解事物的理念与意义。当然,在此也不免会出现一些荒谬、虚无的重构。由此也就产生了流行音乐与流行文化的审美品位被降低的现象。例如,在现今很火的B站网络视频平台出现的鬼畜音乐作品,采用一些经典的歌曲旋律或一些网络音乐片段进行复制、拼贴、改编而构成的“新作品”已经使流行音乐丧失了艺术的审美功能,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娱乐工具;再如,以约翰·凯奇的作品《4分33秒》为代表的带有“行为艺术”意味的先锋派音乐,其在消除了艺术与生活界限的同时,也使得音乐这种有意指的艺术活动变为了纯粹的思想活动,而这种思想活动的滥用也必将会使得音乐走向无意义的表达,造成音乐创作的虚无。在笔者看来,解构主义解放了人类进入后现代社会的思想,创造出生活中发现艺术的无限可能。但另一方面,如果对解构主义进行滥用或是盲目解读,则会造成艺术的虚无与空洞,反而使艺术创作走向枯竭。当然,有关艺术与文化的审美品位问题还涉及到受众的理解与接受、时代环境的衍变与历史的发展等更为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注释:
[1]曹桂生.解构主义给艺术带来了什么[J].美术,2005(03):33.
[2]蔡亚洲.浅谈方文山中国风歌词中的解构主义及解构意义[J].青年文学家,2011(06):186.
[3]文海良.传统音乐文化的解构与重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文化阐释[J].艺海,2013(02):34.
作者:李雨轩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