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态论文全文(5篇)

1农业生态旅游的特征

1.1农业生态旅游能够将传统旅游与传统农业紧密联系起来，使得两者相互促进

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带来巨大的收入，从而增加当地农民收入，也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生态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又使得旅游资源的质量与数量得以提升。

1.2强调生态保护是农业生态旅游区别与传统旅游的的重要特征

很多旅游项目，特别是很多自然景观旅游项目的过度开发都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逆的破坏性影响，使得旅游经济无法持续。而农业生态旅游则更强调绿色环保与生态保护，从而能够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性。

1.3与地方特色相结合是农业生态旅游的特征之一

各地发展农业生态旅游的过程中都与当地农业发展特色相结合，带有非常强的地域特征进行差异化发展，从而增强对游客的吸引。例如在我国新疆很多地区在葡萄、哈密瓜成熟的季节进行采摘体验旅游，在旅游的过程中参与当地时令瓜果的采摘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对相关瓜果的栽培等生产活动进行一定的讲解，通过增加游客的亲身体验来提高乐趣。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基地概况

试验基地设在宁海县桑洲镇里山季村，该地于2012年开始进行生态修复试验研究。通过项目实施，建成了示范区24hm2，其中核心示范区5.33hm2。该基地属于山区丘陵地貌，四周植被以毛竹、茶叶为主，灌溉水源为山涧泉水或山顶水库，清洁无污染，山区稻田属冷水田型。示范区内田块土质为黄泥砂土、砂质壤土，酸性，土地肥力为中等偏下。

1.2试验面临的风险及对策

本试验面临的主要风险是：

（1）自然灾害，如台风、连阴雨等，容易导致田间性引诱剂控制失效，稻瘟病、纹枯病等严重发生；

（2）稻飞虱，稻飞虱重发生有可能造成较大减产；

1安康市农业生态旅游资源定量分析

1．1评价结果分析

当得分≥90分，为五级资源；当得分为75～89分，为四级资源；当得分为60－74分，为三级资源；当得分为45－59分，为二级资源。结合安康农业生态旅游的资源现状及调查数据，依据表2，安康市农业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结果如下：五级资源8个，占安康资源总数的0．83％；四级资源24个，占安康资源总数的2．49％；三级资源43个，占安康资源总数的4．46％；二级以下及未上级别的884个，占安康资源总数的92．22％。为了最终分析安康生态旅游资源方面优势，起到指导开发目的，对安康农业生态旅游资源的各项评分结果进行比较并计算得分率。经比较发现：安康农业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多样，资源自身价值较高，各项指标所得分率最高，占到83．2％；其次生态环境条件评价指标各项得分也居前，可见生态稳定性、环境适宜性比较适合开发农业生态旅游资源，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的也较好，一些县域像镇坪、宁陕的森林覆盖率都可达80％，生态环境处于原真状态。旅游开发条件得分率较低，主要是区域经济条件、配套设施条件等需要进一步改善加强。

1．2问题体现

依据安康生态农业旅游资源定量分析评价，评价系统里个别项目得分较低，如资源自身价值系统里农事体验价值C2和历史文化价值C4得分较低；资源历史方面的文化价值资源、民俗方面的文化价值得分也较低，需要加强提升。突出表现在：

1．2．1规划不合理，农业生态旅游缺乏本土特色，创新性不足。安康生态农业旅游的本土特色性差，政府及企业片面地注重对生态农业自然资源种苗产业园、花卉苗木园及休闲山庄、农家乐等的开发建设，对当地农耕文化、地域文化、乡村民俗文化等区域农业资源挖掘深度不够，生态农业与传统旅游景点间不能紧密合作，无法相互促进。休闲农庄的很多建筑都是白瓷砖贴面，缺乏农家个性化色彩。有的农家乐住宿建筑项目功能单一，缺乏创新与特色，产品单一，“雷同化”严重。许多农家乐推出的旅游产品重复，项目雷同，层次低，就是“住农家院子，吃农家饭，摘农家果”。

1．2．2农业与旅游缺少融合，农业生态旅游产品整合力度不够。农业生态旅游的长远发展在于农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把静态农业资源变为旅游资源，把封闭式的园林变成开放式的、观赏性强的旅游吸引地，安康农业生态旅游的发展没有突出农旅结合的优势。旅游贵在体验，旅游体验的核心在于参与性。农业生态旅游是要把行、游、住、吃、购、娱六大要素结合起来。而安康一些农业生态旅游项目只重视单一模式的游览过程，忽视游览与其它几大要素的融合，使游客在众多农业旅游资源与旅游产品中找不到结合点和平衡感。新型农业生态旅游项目开发应该把（行、游、住、吃、购、娱）六大要素全部整合起来，在每一个环节都让游客感受到旅游项目的独特性。

一、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人来要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首先应该满足吃喝等基本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便从农业生态文明的文化维度体现出对农作物、食品和人们身体健康等问题的关注，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食品的污染以及掺假两个角度展开的。马克思认为“爱尔兰人……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是腐烂的马铃薯，变坏的马铃薯。”这使得马铃薯病变，食品污染，造成了19世纪的爱尔兰饥荒。恩格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资本家们贪婪的本性，他们给工人吃的都是最廉价、质量最差的食物，“蔬菜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深刻揭露了食品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威胁，以致于马克思说“引起其他许多疾病的直接原因，……不如说是在于饮食方面。”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了食品掺假行为，咖啡粉、咖啡豆、糖、茶叶、胡椒、葡萄酒等商品被肆意掺假，不仅使资本家发家致富是建立在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假冒产品的隐蔽性更是对人体健康造成了潜在的持久伤害。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关注食品安全问题时，主要是从城市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的，这是由于食品安全问题当时主要出现的城市，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不可分。虽然在农村并不明显，但他们却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污染向农村的转移，这一点已经被今天的现实所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观点，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丰富的农业生态思想，因为农村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农民生活质量，而广大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正是构建良好农业生态环境的基础。

（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城乡对立对农业生态的破坏，并提出了超越城乡对立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与资本主义城乡对立有直接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其“新陈代谢”理论来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展开了对由资本主义城乡对立引起的农业生态破坏的批判。马克思超越生理角度，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新陈代谢”的含义，将其认为是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而产生的相互作用，由于资本家对金钱的贪婪追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发生异化，致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新陈代谢断裂”，即“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可挽回的断裂，导致土壤再生产的必需条件持续被切断，进而打破了新陈代谢的循环。”马克思分析了这种断裂的具体表现，城市中由于生产和消费周期的缩短而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垃圾，而农村却资源紧缺，甚至还要接受城市里工业污染的侵蚀，进而造成了城乡对立的局面，其后果一方面是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造成工人贫困，更重要的是掠夺了土壤肥力，使土地日益贫瘠，加速了土地资源的枯竭，破坏了农村生态环境。恩格斯也从资源浪费现象入手，分析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和隔绝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生态破坏现象。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入手，认为工业生产和消费的废弃物，作为完整的新陈代谢循环的一部分，需要返还于土壤，以此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此外，他们着重从社会角度，即超越城乡对立的角度来提出解决方案，城乡之间需要更多的互动，城市突破土地限制，而农村则分担城市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压力，以达到较高层次的融合，才能逐步修复“新陈代谢断裂”链条，促使生态环境好转。当前，中国正在加快开展城镇化进程，由于体制机制以及市场经济的弊端等原因，由农村土地污染、农业生态环境破坏导致的“新陈代谢断裂”现象仍比较突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可以为当前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提供有益指导。

（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利用科学技术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生态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了农业生态存在的诸多问题后，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也把这一观点带入到农业生态领域。比如在农业生产方面，应该采用现代农业方法取代或者改进传统的农业生产，“现代农业方法”正是指的利用新的科技手段进行给排水、灌溉、土壤及肥料处理等，如此一来，农业生产发展了，农业生态环境同时也会得到改善。面对日益贫瘠的土地，马克思认为：“同样的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机械的发展。”更是直接指出了利用化学或者机械技术改良土壤肥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发展的现实途径，“有的土地被看做坏地，……一旦发现克服这些障碍的手段，就变成好地了。”在这里，“克服障碍的手段”正是指的农业科技手段。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农业发展中科学技术作用的重视，蕴含了其农业生态的思想。因为这里的科学技术同时也包含着生态技术，在利用其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不但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而且还要谋求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以便更好地造福人类。在那个农业生态并不受关注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能提出契合于当代“生态农业”的观点，足见其思想的前瞻性。不仅如此，他们还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人的生理过程进行分析，认为这些活动中产生的废弃物经过科学的改良和加工后，再次运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中，不仅节约了资源，而且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可以发挥其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同时蕴含了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的思想，构成了今天发展“绿色、循环、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科技化和农业生态化相统一的理论基础。

一、农业生态与运河漕运  

在鲁西北，国家为保证运河水源充足，引漳河水入卫河济漕，漳卫合流后水势大增，流量很大，极易导致两岸洪涝灾患的发生。并且大清河以北运河西岸冀鲁豫三省一些州县的坡水都要经过运河排泄，为防止坡水大量涌入运河产生漕舟漂没的危险，清代国家严格控制运河西岸闸桥的数目和闸坝的高度，一般说来，西岸坡水要经过三空、五空、平水等闸桥和涵洞方能泄入运河，当运河西岸漳河、卫河伏秋水涨，大量坡水需涌入运河泄洪之时，运河西岸的闸坝往往落闸限水，导致运河以西地区因坡水排泄不及以及漳、卫河水溢出而发生内涝。如在漳水入卫后，卫河在临清决溢频繁，“百余年，河决不下数十处，县境民宅行船。二十年县境大水，沿卫河二十四州县皆水，为向来未有之奇灾。每决口一次，沿河居民田禾淹没，庐舍冲毁，财产损失不可数计”。汶河“自黄河北徙而后，黄水倒灌入运，挟带泥沙，至河身淤垫日高，夏秋之间蓄水过大，往往有溃决之患”。而在运河的东岸，为防止运河水不至于过多泄入东岸河流入海，导致运河因水位低而使漕舟运行困难，清廷设置了八里庙、龙湾、魏湾、四女寺、哨马营等滚水坝，并将这些滚水坝的高度严格限制在七尺或七尺以上。如此虽然保证了运河的水位，但也造成当洪灾来临时运河泄洪的困难。鲁西区域为山东省县治划分最密的区域，也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表现为农村中村庄分布稠密。若论其缘由，则是因为鲁西属于黄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经过数千年来的深耕熟耨，农业发展已经达到精耕细作的地步，“农功已达极点”，生殖日繁，因而影响到政治区划的日析日密，自然这是鲁西数百年来积渐演进的结果。在人口如此稠密、土地利用率如此之高的地区即使发生一些轻微的灾情，造成的损失也不为菲，更何况黄河、运河及其他河流周期性的泛滥？

二、农业生态与漕运废弛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河南兰考西北）决口，过张秋而下，夺大清河故道入海，是为黄河的第六次重大改道，山东北部的漕粮运道遭到了破坏，漕运受到了严重影响。到了光绪时期，随着外国入侵的加剧，国家财政困难的突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粮贸易的增加，以及运河淤塞的严重和漕政的败坏，停止征漕之声渐起。各省官员纷纷上疏，要求停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颁布停漕令。至此，从隋代开始的利用运河大规模的南北转运漕粮在经过了将近1 300年后，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漕运停止后，国家放弃了对运河的管理疏浚，以前靠运河而发达起来的城市衰落了，靠运河而兴起的工商业经济凋敝了，但以前因运河而导致的农田水利事业失修带来的灾难，则因国家退出运河治理，运河流域的诸河泉缺乏专门机构的管理而益加严重，其中尤以山东境内被称为“闸漕”的会通河一段，因闸、坝众多，失却管理，导致灾患频发。为引导河水进入运河而修筑的闸坝改变了某些河流的自然流向，如遏泗水入府河、洸河，东西两泇河汇流等，如此虽然保证了运河的水源，但却造成了水系的紊乱，一些闸坝还造成了洪水下泄不畅，以致洪流泛滥于两岸，淹没农田房舍无数。如运河水源的供给河泉汶水、泗水、泇河流经济宁州运河以东的部分州县、兖州府大部分州县及泰安府的大部分州县，这些地区在清代饱受运河泄洪之苦。

到了晚清时期，中央政府已无力对运河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治理，山东运河流域河道淤塞、闸坝失修的现象已日趋凸现。济宁州境内的泗水、洸河、府河等在济宁州和运河汇合。清末闸坝制度废弃后，河道淤塞、伏秋水涨，经常冲决为灾。如泗水泛滥，“岁无不决”，两岸农田大受淹没之害。洙水“山水疾激，坝石倾圮，而水行故道，弥原淹野，禾尽腐败，是为利于漕者什一而贻害于民者恒千百也”；府河“自行六十里会洸水为运河后，行五十二里自任城闸以南两岸堤堰向归河工人员管理，河员裁后，久坏不修。右岸自石佛闸南尽鱼台县境已成为沉粮地。左岸（即运河东岸）自赵村闸迄于张家桥至鲁桥镇泗水右岸又为历年缓征地，膏腴之壤污潦矣！”可见由于泗水、府河和洙水的泛滥，导致济宁州运河以东地方的灾难。尽管运河东岸不像西岸那样有大面积的沉粮地，但也有不少难以保证收成的缓征地。根据方志的记载：缓征地在运河东岸，惟一般年份可以收一季麦子，非常旱的时候秋季才可以有收获，如果下雨稍多，则连麦子也收不成。十年之中，常缓征六七年，缓征数目视水灾严重程度而定。到清朝末年，东平湖、济宁和鱼台的沉粮地连成一体，大片农田被淹。“溯自南运失治，汶泗泛滥于其间，东平、济宁、鱼台数郡连绵三四百里，岁浸民田不下七千万亩。”被河水夺去土地庐舍的当地百姓生活异常艰难，靠“植苇捕鱼，自谋生活”。“间遇亢旱连年，地亦时或涸出，农民不肯弃地，犹思及时种麦，以冀幸获，然必次年再旱，始能丰收一季。稍遇微雨，上游水来，则并资力籽种而悉丧之。其后谋开稻田，卒无成效。”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候仁之在考察了山东运河后指出：“本段运河故道，北起山东省寿张县黄河南岸之十里铺，南迄江苏之淮阴县，长约四百六十里，自漕运停止以来，所有蓄水节水各建筑，如水柜闸坝之类，均失管理，以致元明清三代所经营之漕渠，成为汶泗诸水横流之泽国，不仅航运之利全失，而鲁西、苏北十数县之人民，咸遭昏垫，其惨烈情形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这段话反映出黄淮段运河对鲁西、苏北人民造成的严重危害。

在这段运河之中，状况最恶劣的为东平湖至微山湖的一部分，这里处于中原大陆与山东半岛的结合处，是古梁山泊的遗址所在地，地势最为低洼。西部受黄河改道后以南和改道前以北2万平方公里的坡水，东部受汶水、泗水和邹县、滕县境中之山脉坡水，北受黄河大堤之阻碍，南部受阻于中运河，以致成为收纳诸水的“水库”，形成诸多浅平的湖泊。自北而南有东平湖、南旺湖、沉粮地、缓征地、独山湖、南阳湖、昭阳湖、微山湖等湖泊湖地，合计面积达284万亩，其中完全沉于水底者达210万亩，其余74万亩则处于低水位以上与洪水位以下，名为湖地，可以种冬小麦一季，但如果第二年洪水来得早，则颗粒无收。沿湖附近的低地“因地下水位之接近地面，与排水之不畅，故小雨即盈，必待日光为之蒸化，始能干涸。斯时土中卤质，咸随以上升，遗留地面，为害禾稼”。这种盐碱地在鲁西平原分布广泛，“东平县之西北，济宁县之南乡，滋阳县之西乡，以及嘉祥、金乡、鱼台、沛县滨湖一带，均莫不有此现象。故土地生产率异常低下，人民贫苦特甚，向称民风强悍，雈苻遍地，实则饥寒所迫，铤而走险，固无足怪也”。由于原来的耕地长年被水淹没，出现了大面积的沉粮地和缓征地，1930年代黄泽仓考察了这一状况，指出：“清季漕运停废，运河及其支流湖泊，并失修治，以致夏秋水涨，泛滥成灾，冬春水涸，又无相当之节制，航行不便，灌溉无资，且沿运各县，如济宁、鱼台两县，终年淹没沉粮之地，计25 800公亩，被水淹没缓征地，计济宁、鱼台、汶上、邹县、峄县、东平、东阿，共79 870公亩，又时被水灾之区，如金乡、嘉祥、巨野、滋阳、滕县、宁阳及聊城、阳谷、博平、清平等县，其面积亦不下数万顷。故此段运河，灾害多而益少也。”沉粮地随河湖的每次涨水而不断增加。如1935年黄河决口，导致黄河各支河流湖泊、运河等水势大涨，沉粮地和缓征地面积大增。“沉粮地南阳湖与独山湖水势极大，深皆丈余。波涛汹涌。昭阳湖水势较南阳湖略逊，然已水增数尺。破湖埝而西浸矣。”“济宁以南至鲁桥运河西堤，口门甚多。河与沉粮地毗连沟通。故湖河同涨，东堤又多处薄弱，故崩溃多处，水势东浸达西泗河西岸，北亦将及兖济支路。湖西如嘉祥、济宁为水流途径，自不必题。若鱼台、金乡大部陆沉，独山湖受西来之水升高东浸，亦达十余里。”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