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兴废与农业生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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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生态与运河漕运  

在鲁西北，国家为保证运河水源充足，引漳河水入卫河济漕，漳卫合流后水势大增，流量很大，极易导致两岸洪涝灾患的发生。并且大清河以北运河西岸冀鲁豫三省一些州县的坡水都要经过运河排泄，为防止坡水大量涌入运河产生漕舟漂没的危险，清代国家严格控制运河西岸闸桥的数目和闸坝的高度，一般说来，西岸坡水要经过三空、五空、平水等闸桥和涵洞方能泄入运河，当运河西岸漳河、卫河伏秋水涨，大量坡水需涌入运河泄洪之时，运河西岸的闸坝往往落闸限水，导致运河以西地区因坡水排泄不及以及漳、卫河水溢出而发生内涝。如在漳水入卫后，卫河在临清决溢频繁，“百余年，河决不下数十处，县境民宅行船。二十年县境大水，沿卫河二十四州县皆水，为向来未有之奇灾。每决口一次，沿河居民田禾淹没，庐舍冲毁，财产损失不可数计”。汶河“自黄河北徙而后，黄水倒灌入运，挟带泥沙，至河身淤垫日高，夏秋之间蓄水过大，往往有溃决之患”。而在运河的东岸，为防止运河水不至于过多泄入东岸河流入海，导致运河因水位低而使漕舟运行困难，清廷设置了八里庙、龙湾、魏湾、四女寺、哨马营等滚水坝，并将这些滚水坝的高度严格限制在七尺或七尺以上。如此虽然保证了运河的水位，但也造成当洪灾来临时运河泄洪的困难。鲁西区域为山东省县治划分最密的区域，也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表现为农村中村庄分布稠密。若论其缘由，则是因为鲁西属于黄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经过数千年来的深耕熟耨，农业发展已经达到精耕细作的地步，“农功已达极点”，生殖日繁，因而影响到政治区划的日析日密，自然这是鲁西数百年来积渐演进的结果。在人口如此稠密、土地利用率如此之高的地区即使发生一些轻微的灾情，造成的损失也不为菲，更何况黄河、运河及其他河流周期性的泛滥？

二、农业生态与漕运废弛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河南兰考西北）决口，过张秋而下，夺大清河故道入海，是为黄河的第六次重大改道，山东北部的漕粮运道遭到了破坏，漕运受到了严重影响。到了光绪时期，随着外国入侵的加剧，国家财政困难的突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粮贸易的增加，以及运河淤塞的严重和漕政的败坏，停止征漕之声渐起。各省官员纷纷上疏，要求停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颁布停漕令。至此，从隋代开始的利用运河大规模的南北转运漕粮在经过了将近1 300年后，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漕运停止后，国家放弃了对运河的管理疏浚，以前靠运河而发达起来的城市衰落了，靠运河而兴起的工商业经济凋敝了，但以前因运河而导致的农田水利事业失修带来的灾难，则因国家退出运河治理，运河流域的诸河泉缺乏专门机构的管理而益加严重，其中尤以山东境内被称为“闸漕”的会通河一段，因闸、坝众多，失却管理，导致灾患频发。为引导河水进入运河而修筑的闸坝改变了某些河流的自然流向，如遏泗水入府河、洸河，东西两泇河汇流等，如此虽然保证了运河的水源，但却造成了水系的紊乱，一些闸坝还造成了洪水下泄不畅，以致洪流泛滥于两岸，淹没农田房舍无数。如运河水源的供给河泉汶水、泗水、泇河流经济宁州运河以东的部分州县、兖州府大部分州县及泰安府的大部分州县，这些地区在清代饱受运河泄洪之苦。

到了晚清时期，中央政府已无力对运河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治理，山东运河流域河道淤塞、闸坝失修的现象已日趋凸现。济宁州境内的泗水、洸河、府河等在济宁州和运河汇合。清末闸坝制度废弃后，河道淤塞、伏秋水涨，经常冲决为灾。如泗水泛滥，“岁无不决”，两岸农田大受淹没之害。洙水“山水疾激，坝石倾圮，而水行故道，弥原淹野，禾尽腐败，是为利于漕者什一而贻害于民者恒千百也”；府河“自行六十里会洸水为运河后，行五十二里自任城闸以南两岸堤堰向归河工人员管理，河员裁后，久坏不修。右岸自石佛闸南尽鱼台县境已成为沉粮地。左岸（即运河东岸）自赵村闸迄于张家桥至鲁桥镇泗水右岸又为历年缓征地，膏腴之壤污潦矣！”可见由于泗水、府河和洙水的泛滥，导致济宁州运河以东地方的灾难。尽管运河东岸不像西岸那样有大面积的沉粮地，但也有不少难以保证收成的缓征地。根据方志的记载：缓征地在运河东岸，惟一般年份可以收一季麦子，非常旱的时候秋季才可以有收获，如果下雨稍多，则连麦子也收不成。十年之中，常缓征六七年，缓征数目视水灾严重程度而定。到清朝末年，东平湖、济宁和鱼台的沉粮地连成一体，大片农田被淹。“溯自南运失治，汶泗泛滥于其间，东平、济宁、鱼台数郡连绵三四百里，岁浸民田不下七千万亩。”被河水夺去土地庐舍的当地百姓生活异常艰难，靠“植苇捕鱼，自谋生活”。“间遇亢旱连年，地亦时或涸出，农民不肯弃地，犹思及时种麦，以冀幸获，然必次年再旱，始能丰收一季。稍遇微雨，上游水来，则并资力籽种而悉丧之。其后谋开稻田，卒无成效。”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候仁之在考察了山东运河后指出：“本段运河故道，北起山东省寿张县黄河南岸之十里铺，南迄江苏之淮阴县，长约四百六十里，自漕运停止以来，所有蓄水节水各建筑，如水柜闸坝之类，均失管理，以致元明清三代所经营之漕渠，成为汶泗诸水横流之泽国，不仅航运之利全失，而鲁西、苏北十数县之人民，咸遭昏垫，其惨烈情形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这段话反映出黄淮段运河对鲁西、苏北人民造成的严重危害。

在这段运河之中，状况最恶劣的为东平湖至微山湖的一部分，这里处于中原大陆与山东半岛的结合处，是古梁山泊的遗址所在地，地势最为低洼。西部受黄河改道后以南和改道前以北2万平方公里的坡水，东部受汶水、泗水和邹县、滕县境中之山脉坡水，北受黄河大堤之阻碍，南部受阻于中运河，以致成为收纳诸水的“水库”，形成诸多浅平的湖泊。自北而南有东平湖、南旺湖、沉粮地、缓征地、独山湖、南阳湖、昭阳湖、微山湖等湖泊湖地，合计面积达284万亩，其中完全沉于水底者达210万亩，其余74万亩则处于低水位以上与洪水位以下，名为湖地，可以种冬小麦一季，但如果第二年洪水来得早，则颗粒无收。沿湖附近的低地“因地下水位之接近地面，与排水之不畅，故小雨即盈，必待日光为之蒸化，始能干涸。斯时土中卤质，咸随以上升，遗留地面，为害禾稼”。这种盐碱地在鲁西平原分布广泛，“东平县之西北，济宁县之南乡，滋阳县之西乡，以及嘉祥、金乡、鱼台、沛县滨湖一带，均莫不有此现象。故土地生产率异常低下，人民贫苦特甚，向称民风强悍，雈苻遍地，实则饥寒所迫，铤而走险，固无足怪也”。由于原来的耕地长年被水淹没，出现了大面积的沉粮地和缓征地，1930年代黄泽仓考察了这一状况，指出：“清季漕运停废，运河及其支流湖泊，并失修治，以致夏秋水涨，泛滥成灾，冬春水涸，又无相当之节制，航行不便，灌溉无资，且沿运各县，如济宁、鱼台两县，终年淹没沉粮之地，计25 800公亩，被水淹没缓征地，计济宁、鱼台、汶上、邹县、峄县、东平、东阿，共79 870公亩，又时被水灾之区，如金乡、嘉祥、巨野、滋阳、滕县、宁阳及聊城、阳谷、博平、清平等县，其面积亦不下数万顷。故此段运河，灾害多而益少也。”沉粮地随河湖的每次涨水而不断增加。如1935年黄河决口，导致黄河各支河流湖泊、运河等水势大涨，沉粮地和缓征地面积大增。“沉粮地南阳湖与独山湖水势极大，深皆丈余。波涛汹涌。昭阳湖水势较南阳湖略逊，然已水增数尺。破湖埝而西浸矣。”“济宁以南至鲁桥运河西堤，口门甚多。河与沉粮地毗连沟通。故湖河同涨，东堤又多处薄弱，故崩溃多处，水势东浸达西泗河西岸，北亦将及兖济支路。湖西如嘉祥、济宁为水流途径，自不必题。若鱼台、金乡大部陆沉，独山湖受西来之水升高东浸，亦达十余里。”

三、结语

随着黄河改道和运河的破败，黄运灾患频发，鲁西大平原也陷入衰敝期，和东部沿海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域拉开了差距。鲁西平原区由原来山东省的中心区域逐渐走向边缘化。当然，这也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是多种因素的结果，但追根溯源，国家政策的变化以及地理环境的变迁——黄河、运河泛滥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实是鲁西经济迅速衰败的重要因素。

作者：李庆华 单位：：菏泽学院社会科学系 鲁西南生态城镇化研究中心 菏泽历史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