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化发展分析(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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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路径与模式研究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旅游业也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发展时期，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有机融合越来越成为提升经济效益、创造社会价值的重要源泉。2009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提出:“要丰富旅游文化内涵，把提升文化内涵贯穿到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和旅游业发展全过程。”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为推动旅游与文化的融合发展，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探索实践。我国各地也积极适应旅游业变革的新趋势，在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培育主题旅游文化项目、打造特色旅游文化品牌等方面创造了许多成功范例，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例如，印象刘三姐、印象西湖等印象系列旅游演艺产品，平遥古城、凤凰古城、周庄古镇等古城系列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等。但与此同时，也出现文化旅游产品雷同、旅游文化主题挖掘深度不够、旅游文化特色缺乏等问题。为此，加强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路径和模式问题研究，对不断探索文化旅游发展的新途径、新方式、新形态，促进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相得益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同提高的良好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文化特征中旅游元素的挖掘

截至目前，对文化旅游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界定，但更多是将文化旅游概念泛化。究其原因，核心问题还是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和文化特征的把握上。文化是社会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尽管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于1871年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给出了“文化”一词的明确定义，但由于文化语意的丰富性，文化学者、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分别从其专业背景和研究对象给予不同的定义。在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和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Culture，ACriticalRe-viewofConceptsandDefinitions)一书中就罗列了从1871－1951年80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至少有164种。从“文化”的词源上看，东西方对文化概念的内涵有着明显的区别。“文化”一词在西方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义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自15世纪以后，逐渐引申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之为文化。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可见，西方固有的文化概念属于经济范畴，其内涵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种劳动方式，是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而在中国，“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是“教化”，“文化”就是“文治和教化”，以礼乐制度教化百姓。可见，中国固有的文化概念是属于政治范畴，其内涵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笔者认为，作为文化旅游产品中的文化，其内涵应该从属于经济范畴，指特定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因为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才导致文化的异质性，才使得文化有可能作为旅游资源得以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并不等同于旅游资源，如何从文化特征中挖掘旅游元素，这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首要问题。文化特征包括本质特征和区别特征，文化的本质特征更多考虑文化的同质性，如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性、继承性、发展性、时代性等。而文化的区别特征更多考虑文化的异质性，如文化的规范特征、艺术特征、认知特征和器用特征等。作为文化旅游资源的产品开发，首先应从文化的区别特征中挖掘文化的旅游元素。

二、文化旅游产品的需求模式分析

现代旅游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和强制性，是现代性条件下的一种“社会事实”。而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生存条件在本质上是“好恶交织”的。一方面，旅游体现了人们对现代性带来旅游得以发生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改善的偏好。另一方面，旅游又反映了人们对现代化负面后果的暂时性和周期性的逃避和解脱。所以，旅游是对现代性条件“好恶交织”内在矛盾的具体的、文化的反应和体现形式之一。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不同个体知识、收入和经历等方面差异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对现代性的感知程度不尽相同。借鉴Cohen关于旅游者体验的5种模式以及旅游“本真性”理论，得出旅游者体验动机与现代性感知程度的关系，如图1所示。图1中O代表旅游者惯常中心，0A代表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是寻真性追求，OB则表示娱乐性追求，OC表示旅游者对现代性的感知程度，曲线FOE代表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与现代性感知程度的关系。其中曲线FOE上的箭头表示旅游者远离或回归惯常中心的趋势。Sharpley和Co-hen等认为旅游者对现代性的感知程度决定其旅游过程中本真性的追求程度，但我们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正比例关系。旅游者对现代性的感知程度与对旅游真实性的追求呈现U曲线关系而不是L曲线关系，这主要取决于旅游者自身文化以及由此引发旅游者体验动机的差异。曲线OF表示随着旅游者现代性感知程度的增加，旅游者体验的娱乐性功能越强，这部分旅游者更多是受后现代性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文化本质上是反美学、反严肃、反个性的文化，是后现代商品社会的直接表现形态，它以批量生产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直接的实用目的，是一种大众性的世俗的消费性文化。因而，受后现代性文化影响的旅游者的旅游体验主要偏好消遣性的娱乐产品。其中，娱乐模式的旅游者体验的目的主要是减压恢复以更好适应惯常的环境，而转移模式的旅游者则是为了解脱逃避被现代性异化的惯常环境。OE曲线表示随着现代性感知程度的增加，旅游者体验的寻真性功能越来越强，这部分旅游者更多是受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文化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哲学性文化，是对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话语表述，是对后现代社会的价值反思，是一种消解性文化。受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的旅游者的体验更多是真实性的追求，偏好原真性的旅游产品。其中，体验模式的旅游者主要是通过对异域生活体验产生审美共鸣，以更好适应惯常环境。实验模式的旅游者已经对惯常环境产生疏离，其体验的动机是通过对异域文化生活的不断体验来寻求心中的理想模式。而存在模式的旅游者已经对现代社会的异化深感焦虑，他们已经寻找到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天堂，并通过不断前往理想的目的地体验来追求真实并实现自我。

三、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模式分析

按照布迪厄(Bourdieu)的社会空间位置观点，旅游者所拥有的经济、文化、社会和象征(符号)等资本总量及其比例结构决定其社会空间中的地位，而旅游者的社会空间位置限定了他们的生活习性或生活空间，相邻或相近位置的旅游者易于形成特定的群体，使得处于一个特定位置的旅游者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旅游需求偏好。Cohen的5种旅游体验模式正是对应5种处于不同社会空间位置的旅游群体，不同的群体相应呈现出对文化旅游产品的不同需求。有研究者根据本真性原理对文化旅游产品进行分类，即客观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4类文化旅游产品。但这种分类过于理论化，若从实践角度看，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类型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不同类型产品开发具有不同的条件和要求。

(一)文化遗址遗迹类旅游产品。主要包括文化遗产中文物和遗址两类旅游资源的开发，这类产品从历史、艺术、科学、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OUV)，可以满足旅游者了解人类历史演变、体验人类传统文化、了解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的需求。其产品主要包括:一是反映史前人类活动的，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等;二是反映社会经济文化等活动的，如甘肃敦煌莫高窟、陕西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公园、北京圆明园遗址等。在文化遗址遗迹类旅游产品开发时，保持旅游产品的原真性是产品开发的核心和关键。首先，此类资源在形成的历程中，资源本身或其部分多曾经历过改建、损毁、重建等，而现存的遗址及其环境仅仅代表某个时期的历史面貌或局部原貌，加强对资源本身真实性和完整性的研究是资源开发的前提。其次，由于遗址遗迹通常残缺不全，为让普通大众游客能完整地了解其历史文化价值，必须对遗址遗迹及其环境作整体性保护和适度修复，特别是要根据东西方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物质材料的差异，实现有形物质材料“历史的真实”和无形文化历史“价值的真实”保护并重，从而真实完整地展现遗址遗迹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第三，丰富的展示内容、生动的展示手段、专业的讲解水平以及适宜的环境氛围是提高游客对资源价值认知，实现遗产的社会、文化价值的重要举措。

(二)文化历史建筑群类旅游产品。这类产品在建筑式样、整体和谐或与所处景观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OUV)，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少数民族聚落等，如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凤凰古城、西递和宏村等。此类文化历史建筑群也包括因战争或自然灾害等原因受到破坏后进行修复或原址重建的建筑，如世界上仅有的两座因二战毁坏而重建的台儿庄古城和华沙就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重建的城市。文化历史建筑群类旅游资源开发的关键是要保持物质载体的真实性和空间载体的完整性。一要保持物质载体的“原真性”。要正确处理好物质载体作为旅游资源的“客观真实”和作为旅游产品的“舞台真实”之间的关系。物质载体的客观真实仅仅代表资源本身的真实性，但作为旅游产品，必须对其“客观真实”进行艺术加工提炼和建构，形成旅游产品的“舞台真实”，更加强化当地文化传统，提高本地居民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心。二要保持旅游产品空间的完整性。文化历史建筑群类旅游产品开发不同于单体历史建筑物保护，产品开发应该涵盖所有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对象的空间体系，以保持文化载体结构的完整性。三要突出与物质载体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性。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化、有形化，赋予旅游产品物质载体鲜活的生命力，进一步提高旅游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可度。

(三)文化景观遗产类旅游产品。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联合的工程，反映了因物质条件的限制和/或自然环境带来的机遇，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作用下，人类社会和定居地的历史沿革。按照《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定义，文化景观遗产类旅游产品开发主要包括3大类型:一是以园林类景观、田园类景观和宗教类文化类景观为代表的人有意设计和创造的景观，如英国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捷克的莱德尼采—瓦尔季采文化景观、河南嵩山古建筑群等。二是有机进化类景观，包括古代残迹类文化景观、如阿富汗的巴米扬山谷;近现代残迹类文化景观，如古巴东南第一个咖啡种植园;以及反映对特殊环境的征服利用、特殊生产方式、多元文化传统、田园栖居延续类景观，如意大利的韦内雷港、广西龙脊梯田、尼日利亚的苏库尔文化景观、莱茵河中上游河谷。三是以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关联性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的关联性景观，如汤加里罗国家公园。自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范畴以来，我国对文化景观遗产类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给予高度重视，在2006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包括35个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可以作为文化景观遗产考虑的约占三分之一。文化景观遗产开发类似文化遗产遗迹类和文化历史建筑群类旅游产品开发，但与前2种不同的是，人与自然环境间的互动是文化景观遗产的核心突出价值(OUV)，各类型文化景观中不同特征的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是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核心。

(四)文化主题公园类旅游产品。主要以文化复制、文化移植、文化陈列，以及运用高新技术等手段塑造虚拟环境以满足旅游者多样化休闲娱乐需求和选择而建造的一种具有特定文化创意性活动方式的现代旅游场所。主要包括3种类型:一是在地域本土主题文化基础上创意的主题公园，如西双版纳傣族园、蚌埠花鼓灯嘉年华主题乐园、开封清明上河园等;二是基于外来文化基础上创意的移植性文化主题公园，主要以外来文化的复制、陈列为主，如深圳中华民俗文化村、各类影视城等;三是以现代科技为手段，通过虚拟技术而创意的文化动漫游戏为主题的公园，如迪士尼乐园、方特欢乐世界等。在文化主题公园规划建设时，一要充分考虑主题公园高投入、高消费的特点，综合交通区域、客源市场以及腹地经济发展水平来科学选址;二要赋予主题公园以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创造鲜明特色的主题文化品牌提升主题公园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三要紧紧围绕“旅游者的需求”，突出文化体验和参与功能，不断推陈出新，提高游客重游率和产品生命周期;四要打造完整的文化主题公园产业链，一方面要在获得门票收入的同时，通过出售具备文化知识产权特点的旅游纪念品获得二次盈利，另一方面要通过主题公园产业化发展，推动与主题公园相关联的其他产业的综合发展，以发挥整体效益。

(五)文化演艺类旅游产品。主要是依托地方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和自然人文景观创作出的一种大众化、时尚化、精致化和品牌化的表演艺术产品，具有编演阵容庞大、艺术叙事宏观、音乐舞蹈原创、舞美声光时尚、服装道具华美、演出场地自由、观众层次广泛、市场需求稳定等显著特征。现代文化旅游演艺产品主要有3种类型:一是植根于民俗民间歌舞基础上创作的民族风情展示型旅游产品，如木府古宴秀、云南映像、多彩贵州风等;二是依托于积淀丰厚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上创作的文化遗产演绎型旅游产品，如芙蓉国粹、宋城千古情、敦煌韵等;三是以古代王朝宫殿大遗址或自然山水为真实背景而创作的山水实景演出型旅游产品，如张艺谋的印象系列等。如何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演艺文化产品?一是必须具有拥有丰富的多民族旅游资源或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二是必须具有优秀的创意策划人员组成的专业创作团队;三是拥有充足的资金和现代高科技舞美演艺技术的支持，产品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和精神感染力;四是选址要临近主要城市旅游目的地和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业发展稳定并呈现客源日益扩大的趋势。

四、结语和建议

(一)对文化概念的正确理解和文化区别特征中旅游元素的合理挖掘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首要问题。长期以来，受东西方文化概念和内涵差异的影响，以及我国文化概念的泛化和文化内容的政治化导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对正确理解文化的内涵和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进一步加快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笔者在总结分析Cohen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旅游者对现代性的感知程度与对旅游真实性的追求呈现U型曲线关系而非L型曲线关系。同时，借鉴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成果分析得出其原因主要是受旅游者自身对两种不同文化的偏好以及由此引发旅游者体验动机差异的影响，这为我们正确分析文化旅游产品市场需求和产品定位提供新的思路。

(三)受篇幅限制，本文主要提出目前常见的5种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并对不同模式产品开发形式、内容和条件进行分析。但在具体开发实践中，还需要对不同开发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要加强不同模式的案例研究和理论创新，这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作者：杨祎 梁修存 单位：安徽省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省六安市旅游局

第二篇：民族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

新世纪伊始，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文化市场面临着对外开放文化产业和市场准入机制的挑战，由此开启了中国化的“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时代”。各级政府和各部门陆续下发文件，引导、支持各地进行文化产业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初具规模，成果突出，但相关发展问题也逐渐显现。例如，民族地区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较为滞后，未能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价值创造经济价值的经营性开发较为落后，这种情况在湘西捞车古村寨表现得最为明显。“立足民族文化资源，培育和发展民族旅游文化产业，实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已成为文化产业界的共识，但如何将民族文化资源融入民族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当中，何种方式适合民族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怎样在民族旅游文化产业中实现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人文关怀等问题仍是文化产业界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以湘西捞车古村寨为个案，基于村寨的民族文化资源，从发展方式和人文关怀两方面探索民族文化资源运用于民族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思路，以期对武陵民族地区乃至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借鉴，并且尝试探索我国民族地区旅游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途径。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产业一词源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启蒙辩证法》（1947年出版），最早是“文艺学”或“艺术批评理论”学科用来批判和否定文化工业的术语，后来被推广到其他学科领域。早在198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蒙特利尔会议上，认为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一系列活动。2011年由“时尚日本官民有识之士委员会”向政府递交了一份题为《创造新的日本：“文化与产业”和“日本与海外”之间的连接》的政策提案，被政府采纳，在这份报告中，他们对日本文化产业的范畴作了分类，观光产业也是其中一大类。国内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范畴及特征仍在界定与探讨中，代表性的论述大致有：一是《文化蓝皮书———2001～2002：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提出“现代文化产业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产业群’，它们奠基于大规模复制技术之上，履行最广泛传播的功能，经商业动机的刺激和经济链条的中介，迅速向传统文化艺术的原创和保存两个基本环节渗透：将原创变成资源开发，将保存变成展示，并将整个过程奠定在现代知识产权之上。”［1］（P83）二是文化部在《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2］三是国家统计局在《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分类》中界定“文化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1］（P87）简而言之，“文化产业是把文化作为商品进行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产业”，［1］（P83）它将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实现了文化的经济价值，使文化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我们认为，旅游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以及推动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积极作用得到全社会的共识。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然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整体上发展相对滞后，仍以民族旅游为主。但是，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资源独特、自然环境原生态等因素都为旅游文化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投入到旅游文化产业中，不失为民族地区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民族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民族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关系到文化产业的起点和创意，更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所谓文化资源，是指“人类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通过文化创造、积累和延续所构建的，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对象、环境、条件、智能与创意的文化要素的综合”。［3］（P4）民族文化资源是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旅游文化产业产品开发的源泉，可以提升民族旅游文化产业的文化品位。在民族地区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基石就是民族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的禀赋由多维构成，本文以湘西捞车古村寨为例进行分析。

（一）捞车古村寨概述

捞车古村寨位于湖南省龙山县苗儿滩镇境内，由捞车、惹巴拉和梁家寨三个自然村寨组成，因捞车河而得名。东邻比寨村，西接新民村，南靠六合村，北倚算比村，距苗儿滩镇政府6．5公里。古村寨占地面积200亩，共有7个村民小组，477户，1788人。土家族人口约占全村总人口数的95％以上，其中向、彭为大姓，他们是地道的“毕兹卡”（意为讲土家话的人）。古村寨东北倚比寨山，西邻笔架山，东南靠董补山。地处洗车河与靛房河交汇处，两河交汇后称为捞车河（又名太阳河）。地形多为河流冲积坝或丘陵，土壤多为丘陵红壤、山地黄壤和坝地水稻土。属大陆性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民谚有云“金他砂，银捞车”。古村寨素有“中国土家第一村”、“武陵土家第一寨”的美誉，其发展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后历经沿革，至晚于雍正时期建制并形成了民族实体。因古朴厚重的土家族文化、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被誉为“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博物馆”、“土家原生态民居博物馆”，相继获得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土家织锦之乡”、“（湖南）省级生态建设示范村”、“湖南省民族特色村寨”、“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美丽乡村”等称号。同时还是北京大学、中南大学、吉首大学、湖北民族学院等二十多所高等院校的“田野科研实习基地”。

（二）捞车古村寨的民族文化资源

1、民族遗迹：古村遗址

古村寨现存建筑遗址最早建造年代为明末清初，传统建筑面积约35800平方米，主要传统街巷有土家凉亭桥（长288．8米，建于2008年，以下均建于清初）、卵石路（长2459米）、青石路（长1798米）、青石码头（长68米）、拉拉渡（长179米）。吊脚楼（又称转角楼）、窨子屋、冲天楼为土家族传统建筑形式，其中吊脚楼是村寨典型民居建筑。全寨共有179栋民房，有转角楼的33栋，有楼有厢的5栋，有厢房的12栋，有朝门的7栋，有院落的（即有朝门有楼有厢）5栋，均为木质土家民房，大多保存完好。有代表性的民居是彭家大院（建筑面积568平方米，建于明末清初）、刘家大屋（建筑面积790平方米，建于清朝）、向家大院（建筑面积525平方米，建于民国）、周家大屋（建筑面积2679平方米，建于清朝）、向家老屋（建筑面积613平方米，建于民国）。冲天楼（建筑面积1584平方米，建于明末清初）包含了所有土家单体民居以及转角楼、四水屋等合体民居的建筑形式，是土家族传统建筑的集大成者。村寨现存碑刻6块，内容涉及封山、禁猎、禁赌等方面，碑文完好无损。［4］

2、传统工艺：土家织锦

土家织锦大致经历了大禹时巴人所执玉帛、秦汉的賨布或阑（兰）干细布、三国的武侯锦、隋时的斑布、唐朝的溪峒布、宋代的溪布或峒布、明清时的土锦等不同称呼，1985年正式定名为土家织锦，土家人仍习惯称之为西兰卡普或土花铺盖。清朝光绪年间《龙山县志》记载“土家嫁女，奁资极丰，锦被多至二十床”，“土民祭故土司神，有堂曰摆手堂，……群男女并入，酬毕披土花被，锦帕裹首，击鼓鸣钲，舞跳歌唱”。［5］明清时期，捞车河流域呈现出“女勤于织、户有机声”的景象。土家织锦早在2006年就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寨民刘代娥被文化部授予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家族织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土家织锦以原始的斜织腰机手工制作而成，以丝线、棉线和毛绒线为经纬线，在技法上采用通经暗纬、挖花挑织的手法，工艺流程大致分为纺线———染色———装机———织花———加工五个步骤。

3、传统礼俗：拦门酒

拦门酒是土家族人民热情好客的表现。每逢贵客到来，寨民都要在寨门处，设一张方木桌，上面摆放猪脑壳、团馓等民族美食。来客须一口干掉敬上的大碗美酒，才允许进寨。敬酒之前，寨民列队两排，跳小摆手舞，敬酒人先说到，“长空流彩，大地飞歌，共祝鸾祥，天地同乐。今日贵宾到山寨，山欢水笑迎天神。奉献土家陈酿酒，歌舞鼓乐迎贵宾”，然后众人用土家语一起唱“拦门歌”，大意为：树枝上长出了新芽，土家人有贵客到来，今天到山寨，我们敲锣打鼓迎接客人，大家一起来吃酒。传统礼俗中包含了土家族典型的民族事象。第一，摆手舞，又名“社巴”，古时由土家祭司梯玛带队在摆手堂前以舞蹈祭祀先祖，因祭祀规模不同分为单摆、双摆、大摆手、小摆手等数种。跳摆手舞时敲锣击鼓，气势壮阔。现在摆手舞成为村寨的娱乐项目和表演节目。第二，土家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有语言无文字，最早书面记载见于清代湘西各地方志中。土家语使用人口老龄化，交际功能大幅度减弱，处于濒危状态。捞车土家语属于北部方言区，留存状况呈现出从河流（惹巴拉）到山区（梁家寨）逐渐增强的趋势，以及明显的年龄分层现象。第三，土家腊肉，是土家族色美食，选材讲究，制作、熏烤程式独特，包括杀年猪、解肉、备香料、腌渍、上炕、熏烤、下炕、蒙（盖）腌、晾晒等九道工艺。有蒸、炖、炒三种烹饪方法。其中“猪脑壳”是土家腊肉的精华，只有元宵节和清明节时才会自家食用，也是土家平日宴客的首选佳肴。

三、民族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式：资源整合与集群发展

从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来看，文化资源具有集群性特征。民族文化资源因民族实体地域上的关联也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向，民族内部各种资源产生紧密的共生、协作关系，从而产生集聚效应，能够有效地扩散和传递文化资源的社会影响力，推动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进程，保持和提高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因此，捞车古村寨民族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应采用村寨内部各种民族文化资源的整合以及与周边民族地区不同文化资源的集群发展的方式。

（一）村寨内部各种民族文化资源的整合

纵观上文对捞车古村寨民族文化资源的梳理，可以发现村寨内部民族文化事象丰富，有形的物质文化资源和无形的精神文化资源都包罗其中。但是，捞车的旅游文化产业仍停留在各自为营的阶段，没有形成村寨内部的整合，严重制约了村寨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村委会全面统筹各种民族文化资源，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发挥民族文化资源在旅游文化产业中的重要作用。

1、民族文化资源在开发民族文化产品中的整合

首先是商业化的产品。捞车容易物化的民族文化资源以传统工艺和传统饮食为主。土家织锦在刘代娥的传习所里均有出售，但价位偏高、品种有限，不能适应旅游文化产业的要求；土家腊肉、团馓等完全没有进入商品化阶段。村委会在市场调查基础之上，开发捞车蕴含土家族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土家织锦传习所开发不同种类的织物产品，将其分成工艺型和大众型不同档次进行销售，大众产品要向家居化、休闲化、日常化、低价化趋势发展；土家腊肉、团馓则应用传统工艺制作，采用现代包装、营销模式进行销售，或推广在餐饮业中；对山区、丘陵、河流中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尤其是野生药材也要在不破环生态平衡的基础上科学开发，彰显纯天然特色。村委会将上述物化商品再统一整合到“捞车土家特产”名下，推出多样化的礼盒面向游客销售。其次是舞台化的产品。主要针对捞车传统文艺、习俗等适合表演的民族文化。摆手舞、拦门酒是捞车常见的文艺表演节目，但在旅游文化产业开发中内容单一、稍显单薄。借鉴湖北利川腾龙洞《夷水利川》实景舞台剧的成功经验，把古村民族文化资源，如摆手舞、茅古斯、打溜子、梯玛神歌以及土家语的迎宾歌、哭嫁曲、汉剧等传统文艺，编排成音乐、舞蹈节目，并以捞车天然真实的景观作为舞台背景，表现村寨的土家族文化特色。开发过程中要保持本村寨与周边旅游景点表演节目内容上的差异性，彰显地域、民族风情，使游客在不同的文化体验中有新鲜的感觉。

2、民族文化资源在建设民族文化博物馆中的整合

博物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地区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形象代表，作为文化遗产的贮藏所和管理者，对文化保护和利用的功能显著增强。捞车目前只有土家族织锦技艺传习所展览室，缺乏综合性展示民族文化资源的博物馆。捞车的物质文化遗产有土家民居、遗址、碑刻、古墓、旧址、桥、古农具、古家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大致有民族歌舞、民间信仰、民族工艺以及口头传统、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等100余种。村委会借鉴里耶博物馆的创意形式，建设民族文化博物馆，将捞车的各项民族文化事象分展区陈列其中。例如，展示土家族历史文物遗迹，包括新旧石器时代陶器、古代碑刻、原始斜织腰机等；采用数字化技术对古文物遗址进行修复，如建于明末清初的传统民居；利用影像、虚拟等科技手段再现遗迹的原貌，或展示土家织锦的工艺流程及斜织腰机的工作原理。开展博物馆旅游业，可以加深游客对土家族文化整体的印象，满足游客对土家族文化的猎奇欲望，更提升了民族旅游文化产业的文化品位和人文涵养，实现了游客接受文化洗礼和村寨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双赢。

3、民族文化资源在营建民族文化主题公园中的整合

主题公园是现代旅游业在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所孕育产生的新的旅游吸引物，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一个或多个特定的主题，采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多层次空间活动的设置方式，集诸多娱乐内容、休闲要素和服务接待设施于一体的现代旅游目的地。［3］（P139－140）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是以民族文化资源为主题的现代旅游目的地，旨在展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我国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整体上还处于规划初期和产业链最低端，捞车更只是停留在游客走马观花式浏览自然环境和人文建筑的阶段。捞车营建民族文化主题公园，可以借鉴、吸收大唐芙蓉园和清明上河园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经验，合理定位，科学规划，整合区域内部各种文化资源，打造精品栏目，将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传统文化与现代需求有效结合。捞车民族文化主题公园要将民族文化博物馆、民族实景舞台剧错落布局其中，风雨桥作为主要景观之一，既为游客提供摄影场所，也是民族文化产品销售市场。在捞车河两岸适当修建娱乐设施，将土家族传统游戏项目，如打秋（荡秋千）、打飞棒、鸡抱蛋、踩高脚、打鸡（踢毽）、铲保、放风筝、请七姑娘等，打造成为游客的休闲娱乐项目；修葺拉拉渡，再现土家渡河情境；游客观光自然风景之余，全方位感受土家族民族文化的魅力。营建民族文化主题公园，经济效益可观，势必会对地区发展产生带动作用；但对捞车乃至其他民族地区而言，都是一项浩大工程，关系到多层面的分工协作，需要政策、资金、人才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可以适当借鉴凤凰古城“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司经营”模式。

（二）与周边民族地区不同文化资源的集群

共同的生活地域是民族实体形成的空间基础，处于同一区域内的民族文化资源一般都具有属于同一民族的关联性。实践证明，一旦形成了区域内专业分工与合作关系的民族文化子资源的空间集聚，更容易形成互相支撑、互相依托、互相促进的良性累积循环，降低集群内资源交易的费用，在同一空间内产生外在规模经济和外在范围经济。［3］（P7）捞车古村寨在本县范围内与洗车河的民俗文化资源和里耶古镇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了文化资源的高度集中。洗车河镇位于捞车上游，地形狭窄，沿河分布，两岸古建筑较多，以山泉水、霉豆腐和“赶洗车河”出名。洗车河位于酉水支流红岩溪河与猛西小河的交汇处，是龙山南半县唯一的一处小码头，在永（顺）龙（山）公路修通之前，每逢场期，方圆数十里乃至百里的土家民众都前来赶场，“赶洗车河”成为洗车河镇的民俗文化资源。里耶镇在清朝康熙年间始建街道和码头，于雍正年间设置里耶塘，是湘西四大古镇之一，以里耶古城遗址和里耶博物馆闻名。古镇内有夯土城墙、护城河、房屋建筑遗址、排水设施，多座古井规则地分布在古城内外，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古代城镇系统。2002年以来在里耶进行的考古发掘，陆续出土了竹简、木牍近3万枚，文字多为篆书体，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秦国时期楚、巴、秦以及当地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的过程，是研究秦史的珍贵史料。捞车古村寨、洗车河镇、里耶古镇是位于龙山县境内一衣带水的文化资源富集区，区域内部文化积淀深厚，各有千秋，拥有开发区域旅游文化产业的潜力。同一行政区划内的优势，可以最大限度统筹协调各地文化资源，发挥政府在旅游文化产业中的主导作用。捞车以民族文化资源为特色，洗车河以民俗文化资源为优势，里耶则坐拥历史文化资源，三地分别从民族、民俗、历史三个维度来展示土家族地区的文化资源，打造区域旅游文化集群品牌，延长产业链，发挥民族文化资源的集群效应，多角度、多层次、以“点—线—面”的方式推动区域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四、民族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文关怀：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检索国内学术界对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相关文章，无论是个案分析还是区域评述，基本形成了“综述现状———发现问题———提出对策”的研究模式，大都从规划管理、投融资方式、财政税收政策、人才培养、品牌意识、科技创新等方面对文化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对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关注较少，涉及到民族旅游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关怀为数不多。从旅游文化产业长远发展角度来看，人文关怀具有理论指导和精神价值，有利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针对文化发展提出“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任务。民族文化资源是民族地区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文化基础。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可以引领民族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确保开发过程中对民族文化资源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智的态度。目前国内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文关怀整体上处于从文化自觉向文化自信的过渡阶段。文化自觉概念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文化自觉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6］（P232）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落实，以及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民族地区的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经历了由愚昧落后到独特珍贵的转变，意识到本民族是地区发展的有利资源。捞车也在旅游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致力于“打民族牌”，寨民都主动向游客及调研者展示土家族的民族文化特色，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已经得到苏醒，但文化自信有待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7］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文化自信，是民族旅游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更高层次精神关照。对民族地区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自信，不仅要求本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文化资源的认同，更体现在对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追求和信心上。民族成员只有对自己民族文化有着坚定的信心，才能在开发民族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从容应对面临的问题，激发民族文化资源创新创造的活力，有利于民族旅游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姚伟钧 霍晓丽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第三篇：国际经验下文化产业驱动旅游经济模式

2015年5月20日，迪士尼全球最大零售旗舰店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开门迎客。开业当日，慕名前来的顾客排队长达2公里。在感叹迪士尼巨大文化魅力的同时，有必要探究文化产业驱动旅游经济的相关模式与国际经验。美国文化与旅游跨界整合的“O2O模式”。美国文化产业与旅游经济相互借力、互补发展，最为完美的当属“好莱坞模式”。美国电影协会（MPAA）目前的6个成员（华纳兄弟影业、派拉蒙影业、20世纪福克斯影业、索尼影业、迪士尼影业、环球影业），成功演绎了美国电影产业与旅游文化产业的整合力。耳熟能详的电影巨作，经典的人物与卡通形象，美轮美奂的主题公园，构建了线下（offline）电影院娱乐空间与线上（online）网络娱乐空间相结合的“O2O模式”。例如最典型的迪士尼集团，产业覆盖电影、动漫、游戏、互联网、衍生品等各大文化、休闲、娱乐与旅游领域。迪士尼集团从1955年开始陆续建成6处迪士尼主题乐园，分布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法国巴黎、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及中国香港。环球影业也采取了迪士尼同样的开发模式。究其背景，在于美国文化产业的高度市场化，影业集团在发展过程中，灵活地应用兼并重组、融资做强等资本市场手段，促进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休闲、娱乐、高新技术、互联网、建筑等各大产业的跨界整合。日本围绕IP（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产业生态模式”。日本的动漫产业、游戏产业已经具有数万亿美元的规模。日本动漫产业是以创意及IP为核心，以动画、漫画为表现形式，涵盖开发、生产、出版、演出、播出、销售等全产业链。漫画在日本有100年的历史，动画则在漫画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目前已经与电影、游戏、线下数千家的娱乐连锁场所联动。日本动漫、游戏以产品形象为基础、版权管理为核心，产业链分工细致、明确，如漫画故事、原生形象、漫画工作室、动画工作室、版权事务所、印刷出版企业、图书发行企业、电视台、杂志社、动漫衍生品生产、销售渠道等机构分工合作，相互衔接与补充，形成日本文化产业与休闲娱乐产业相互融合的独特模式，也成为日本旅游业吸引游客的一道独特风景。日本的游戏产业也依循类似动漫发展的模式，形成了包括索尼PS、任天堂等主机游戏、掌机游戏产业与手机游戏、网络游戏整合发展的跨屏幕、跨终端的休闲娱乐模式。大批动漫、游戏创作者，成就了如《圣斗士星矢》《灌篮高手》《数码宝贝》《最终幻想》等数百个畅销全球的经典作品。围绕这些作品的衍生品覆盖了玩具、食品、服装等产品，延伸到金融、汽车、航空等领域。日本政府与行业均一致尊重并保护创作者对核心IP如动漫作品、游戏玩偶形象的知识产权，并对相关软硬件予以专门保护，形成IP创造与开发的良好产业生态环境。

韩国“文化强国”与“旅游大国”并行驱动模式。韩国政府将文化产业列为21世纪国家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提出了“韩国文化世界化”的口号，并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文化产业的举措。近20年来，韩国文化产业发展迅猛。甚至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韩国文化产业产值也一直保持着20%以上的年增速。韩国文化产品更是风靡亚洲，一度在周边国家或地区刮起一股“韩流”。韩国的文化产业同时带动了观光旅游、文化旅游、美食旅游与医疗美容等国际旅游，助力韩国进入旅游大国之列。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韩国文化产业迅速崛起，成为继汽车后为韩国赚取外汇最多的第二产业，跻身世界文化产业强国之列。韩国以经典的电影、电视剧、游戏、动漫等文化产品输出，带动对韩国自然山水、人文风情、历史文化、烹饪菜肴、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快速传播，形成巨大的旅游引力，促进了文化产业与国际旅游经济的互动发展。法国城市文化艺术与旅游产业“互动发展模式”。法国的文化演艺层级多样、形态多元、产品多类、历史悠久。以歌剧院为例，巴黎国家歌剧院是法国水平最高的剧院，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统治下的1661年。现在，巴黎歌剧院的多座剧场每年接待观众近80万人次，上座率达91%，门票收入超过5500万欧元，每年得到赞助款上亿欧元。在2012—2013演出季，巴黎歌剧院上演歌剧22部、芭蕾舞剧18部、音乐会16场。除了经典的剧院外，巴黎也有盛装丽舞的夜总会如红磨房，还有各类社区戏院、剧院、街头演出场所，甚至公园绿地也是法国重要的休闲表演场所。几乎在法国各地都可欣赏到音乐会、戏剧等演出、节日活动与展览等娱乐项目，加上随处可见的咖啡馆、酒吧，众多的博物馆、艺术馆，游客可以感受到浓厚的法国文化氛围，体会到法国人浪漫热情、充满艺术体验的社会生活。法国各级政府在有效延续历史文化，建设国民多元化文化、娱乐、休闲生活的同时，也为旅游者提供了体验法国文化的空间，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经济的融合、互动。意大利文化遗产开发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带动模式”。在2014年世界遗产数量排名中，意大利以50个排名第一，中国以47个排名第二。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意大利早在统一之前各城邦就已分别立法，对其境内的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保护，这使得意大利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遗产宝库。据意大利文化部统计，意大利境内总计约有2万个历史文化中心、3万余座历史建筑、10万多座教堂和2千多个古代遗迹。意大利高度重视对历史遗产的保护，对孩子从小就加强历史遗产保护的教育，政府对历史遗产保护投入巨大，具有实效。同时意大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大、效果好。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时尚国度，意大利孕育数百个长达百年历史的世界级品牌。在米兰一带，就有超过10万个注册的服装品牌及制造商。意大利的品牌及生产工艺作为宝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久远，历久弥新。意大利的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全球旅游者慕名而来，促进旅游成为国家经济支柱产业。新加坡促进市民文化生活与旅游经济“统筹发展模式”。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因其风光绮丽、花园遍布被称为“城市花园”。新加坡2014年接待的外国游客数量为119万人次。新加坡加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政府主导，出台了创意产业发展战略，把艺术、经济、科技结合起来，推进新加坡的“文艺复兴”。政府投入巨资分期实施了“艺术无处不在计划”、“巧思妙想计划”、“艺术之旅计划”、“知识新加坡计划”，调动全民参与，形成新加坡特有的3P（public，private，people）、3E（everyone，everytime，everywhere）文化发展机制。新加坡通过统筹协调，适度地调控市民生活与旅游规模，做到适度发展，实现城市旅游设施配置、本地居民旅游就业、旅游服务水准、城市与旅游景区容量的协调与平衡。毋庸置疑，国家与区域文化产业的历史积淀，必将成为本地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

综观前述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本文对政府利用文化政策的杠杆撬动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的建议是：第一，尊重历史与国情。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其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无法采取简单的照抄照搬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模式予以复制。政府应该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根据国情与区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出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政策。第二，重视新技术的运用。当今世界，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云计算技术等各种新兴技术，已经成为推动文化产业指数级裂变的动力和引擎。政府需要出台积极的政策，促进新科技应用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共同发展。第三，保护知识产权与创意创新。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大国，都高度重视对IP的保护与运营。文化创意、建筑设计、旅游策划与旅游服务模式，无一不是智慧与知识的投入与创造，理应得到尊重与保护。只有让创造者、创新者的知识产权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才能激发更多人投入到新一轮的创新与创造，才能进一步提升社会服务与旅游服务的质量。第四，社会资本驱动。“创意”与“资本”的整合、链接，才能有效地促进个人与企业的创新与创造活力。如影视、游戏、游乐园等创意产品的投入，存在周期长、风险大等巨大挑战，纵观国际经验，只有充分地利用好风险资本、股权投资、上市融资、再融资等各种手段，才能最大限度降低个人与企业创意、创新的风险，保障个人与企业创新与变革的积极性，最终用社会资本的“外力”，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投资的持续性。

作者：张建1 吴文智2 单位：1.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第四篇：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发展机制

示范区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形式之一，也是推动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单元之一和主要战略平台之一，在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系列以区域为特征的战略平台，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天津滨海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图们江区域、黄河三角洲、横琴新区、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等。这一发展趋势充分说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步入以区域发展为背景的国家战略层面的示范区时代。《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已经国务院同意，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批复并于2014年3月公布，其范围包括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芜湖市、铜陵市、马鞍山市和安庆市，辖47个县（市、区），国土面积5.7万km2，总人口1896万［2］。优越的自然生态、迷人的山水风光、独具魅力的文化遗存、多样的生物种类和特色的旅游商品，是国务院选择打造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的重要前提和原始动力，是示范区发展的基本保障和财富资源。作为典型的区域经济文化单元，其巨大优势是丰富而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态和文化资源，加之在政治、经济、交通、市场等因素的联合驱动下，示范区呈现出点、线、面的演进发展进程，对其他地区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承东接西、文化底蕴深厚、资源禀赋极高。示范区在安徽旅游发展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对入境旅游市场的拉动，已成为安徽省旅游的主要标志。自邓小平先生发表“要把黄山牌子打出去”重要讲话后，皖南区域旅游外延界定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卢村禾将皖南旅游区设想成以黄山为中心的“众星拱月”型的空间布局，并将其详细概括为“众星拱月、双翼展翅、扩建南北景区、开辟东西两路”，其区域主要包括黄山、九华山和太平湖等［3］。陆林依据皖南旅游区旅游资源区域效应和空间组合，进一步丰富了卢老“众星拱月型”空间布局思想，并将皖南旅游区界定为黄山、九华山、太平湖、齐云山等风景名胜区以及歙县和黟县文化景观等区域［4］。金世胜分析了皖南旅游资源开发战略，并将皖南旅游区界定为安徽省的长江以南地区，包括黄山、池州、芜湖、铜陵、马鞍山、宣城［5］；章锦河等将其界定为东南与江苏、浙江交界，西南与江西为邻，北依芜湖与铜陵，具体包括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三市［6］。皖南旅游区的范围在地理界定一直未获统一，学者对其划分各异，争端较大。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得到省政府高度重视后，迅速掀起研究热潮。程晓丽等从空间地域、产品市场、形象传播和产业融合四个层面，提出了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开发模式［7］；章尚正构建了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旅游国际化发展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8］；盛学峰等认为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是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建设关键，并提出了提高示范区旅游文化产业竞争力具体策略［9］；丁雨莲基于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设立，分析了其旅游资源空间结构［10］；葛旭芳指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规划建设需充分发挥黄山市的核心地位和带动作用［11］。上述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出发，阐述示范区未来的战略方向和目标，并提出具体建议（如旅游产业结构发展、旅游资源空间结构、旅游资源开发与整合）等。还有学者对不同区域发展演进过程和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如李俊峰、刘世薇、吴丽敏、张晓平、谢守红、龙花楼、张富刚等分别对滨江城市及上海跨江发展、黑龙江垦区城镇化、江苏省旅游景区、开发区、苏锡常都市圈、空心化村庄、典型区域农村等演进特征和动力机制作了详细研究［12-19］。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演进特征和动力机制则甚少涉及，然而该区域发展演化特征等对其他地区发展具有重要示范价值和借鉴意义，本研究以此为选题展开深入探讨。

1示范区概况及发展现状

示范区东与长三角地区无缝对接，北拥长江黄金水道，西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武汉都市圈，是安徽省生态环境最好、区位条件最优、旅游文化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进入新世纪以来，皖南地区发展步伐不断加快，示范区区域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旅游总收入、旅游人次均创新高。

2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发展演变

2.1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发展历程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集聚着优质的文化、生态、旅游资源，安徽省致力将其打造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世界著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和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创新区［20］。示范区不仅是安徽文化旅游版图上一颗耀眼的明珠，也是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平台，在其发展进程中持续受到国家和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和政策支持。

2.2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演变特征

2.2.1“点”型开拓，打造黄山。1978年6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发文批转省外事办公室《关于发展我省旅游事业的请示报告》提出，拟建立黄山旅游中心，黄山、九华山、陈村水库旅游区。1979年，邓小平指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安徽省委随即把黄山管理处更名为安徽省黄山管理局，属安徽省政府直接领导。黄山管理体制改革在全国尚属首次，成为黄山风景区大发展的重要前提，对全国具有重要借鉴价值。1996年安徽省政府召开全省首次旅游经济工作会议，安徽省主要领导提出“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唱好皖南旅游区的特色戏”思路。2004年7月，省领导提出把黄山建设成为“安徽旅游龙头、华东旅游中心、中国旅游名牌、世界旅游胜地”，这不仅体现了安徽省委对落实邓小平指示的魄力，而且也反映出把黄山牌子打出去的决心，对黄山旅游业发展以及示范区未来成形无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铺垫作用。

2.2.2连点成“线”，逐步融合。1978年，中共安徽省委提出合肥—芜湖—泾县—黄山旅游专线。2000年始，安徽省政府着力打造“两山一湖”（黄山、九华山和太平湖），形成著名旅游路线，对皖南各地市频繁交流，展开区域合作与融合，具有重要的集聚效应。2007年，顺利通车的合肥—铜陵—黄山高速，产生安徽旅游的核心线路“黄山—九华山—合肥”，被誉为“心脏搭桥工程”。之后省政府又对黄山、太平湖、九华山、黟县、齐云山、歙县与以芜湖方特为代表的沿江发展轴旅游资源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形成了完整的、合理的旅游线路网络。

2.2.3以线带“面”，示范区形成。2006年，安徽省“十一五”旅游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大皖南国际性旅游区”概念，首次从省级政府高度初步认定了示范区较大区域的地理单元，实现了皖南由传统的单个旅游景点—串联成旅游线路—国际性旅游区域的旅游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2009年，“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议案由省人大代表团提出，并在当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皖南七市”须握指成拳，省政府全力支持示范区建设。2009年7月14日，安徽省政府批准设立“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2012年9月，国务院出台《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更名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示范区首次由国务院公布于众。

3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发展驱动机制

3.1外在驱动因素

3.1.1经济要素。以黄山为中心的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和西递宏村为代表的世界文化遗产，九华山佛教、齐云山道教、天柱山禅宗、文房四宝、芜湖方特等都在这里聚集。皖南地区与长三角核心区无缝对接，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也是安徽省生态环境最好、区位条件最优、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进入新世纪以来，皖南地区发展步伐不断加快；生态环境质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文化旅游产业规模快速壮大，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示范区经济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具体表现在：区域生产总值平稳增长；三大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所调整，结构日益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创新产业比重不断增加。当前，示范区旅游经济蓬勃发展，旅游各项指标均获突破，旅游接待总人数和总收入增长明显，入境旅游取得长足发展（表3）。

3.1.2政策要素。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和《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定位和建设具体实施方案［20］。省委书记张宝顺认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我们严格按照国家文件要求，一定实现示范区建设目标，形成全国示范。安徽省旅游局主要领导表示到2020年，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旅游接待人次、旅游总收入等重要指标均要上新台阶。根据发展规划纲要，安徽省政府对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给予更大范围政策支持。当前，示范区七市正在研究国家和省政府文件，加快制定各地区详细具体落实政策。

3.1.3交通要素。综合的交通运输通道、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健全的旅游交通设施建设是示范区得以快速发展的基础条件。依据《发展纲要》，示范区将构建“四纵三横”网络交通体系。其中，“四纵”具体包括商丘―杭州（合肥―宣城―杭州）、北京―台北（合肥―黄山―福州）、济南―广州（六安―安庆―景德镇）、上海―成都（合肥―安庆―九江）；“三横”则包括沿江通道、杭州―黄山―景德镇、南京―宣城。铁路方面：黄山至杭州、皖赣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新双线）、合肥—安庆—九江等客运专线；天柱山—九华山—黄山、南京—宣城—泾县等城际铁路［20］。公路方面：扬州—绩溪（含黄山区连接线）、济南—婺源、芜湖—黄山、黄山—千岛湖、申嘉湖宣等高速公路［20］。航空方面：黄山机场改造，安庆机场迁建，新建芜湖（宣城）、马鞍山、岳西、宁国、无为、九华山等通用机场［20］。水路方面：有长江干流、芜申运河、水阳江、新安江、顺安河、青通河、秋浦河等水运通道，还有马鞍山郑蒲港、芜湖港朱家桥港区、安庆港长风港区二期、长江和新安江游轮码头等。

3.1.4市场要素。中国区域旅游发展模式主要经历了政府启动型的萌芽期、政府推动型的初步形成期、政府推动与市场推动兼具的快速发展期、市场主导型的成熟期四个阶段。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更有效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示范区必须始终树立市场导向理念，坚持以市场为主导、以市场需求为动力推进发展，按照市场需求进行资源配置，实现示范区全面发展［21］。示范区坚持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培育旅游企业上市，支持旅游与农业、工业及其他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多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实现示范区发展目标。

3.2内在驱动因素

3.2.1资源驱动力。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已经形成稳定的基本格局：以黄山为中心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以西递宏村为代表的世界文化遗产、以九华山为中心的佛教圣地、以天柱山为代表的禅宗文化、以方特为代表的主题公园等，构成示范区文化旅游的基本骨架；以黄梅戏为代表的戏曲文化产业、以徽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产业、以“文房四宝”为核心的工艺文化产业及以芜湖铁画、桐城佛光工艺、铜陵铜器等民间传统艺术品，成为示范区传统文化精品和知名文化品牌的基本支撑［20］；以中国元素为背景，以现代科技为支撑，以数字动漫、影视传媒、创意设计、演艺演出、出版等为主导的现代创意产业星罗棋布。示范区拥有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9处、自然保护区21处，其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7处、自然保护区4处，分别占全省的23%、60%、70%和67%。森林覆盖率达46.2%，湿地面积占土地面积8.8%以上，水环境、空气质量保持全国一流水平（表4、表5）。示范区内拥有歙县、绩溪、安庆3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8处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街，87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2.2品牌和科技驱动力。品牌是区域发展达到新高度的重要尺度，也是区域发展走向国际化的重要载体。黄山集诸多荣耀于一身：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世界旅游目的地管理奖、“全球可持续旅游目的地标准”亚洲唯一起草单位、世界地质公园，等等；“黄山旅游”股票是我国第一支完整意义的旅游概念股；黄山旅游集团公司连续三年跻身中国旅游集团20强，下属黄山市中国旅行社连续9年（2005—2013年）被评为全国百强社［22］。九华山、太平湖、芜湖方特、天柱山、“文房四宝”等也是重要的国际品牌。此外，示范区是安徽省传统文化的聚集地，科技资源蓬勃发展，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建设，已经积累了雄厚的科技实力，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有力地促进了示范区发展。品牌和科技的内在驱动，极大地促进了示范区的进一步发展，完美地诠释了示范区的内涵和形象。

4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对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演变过程及动力机制的把握阐述了示范区的形成演进过程，并重点论证了在此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和外在驱动机制（图1），通过内在资源、科技、品牌等驱动力的作用表现，得出资源优势是示范区得以蓬勃发展的决定性条件，该区域通过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整合，以及利用效率提高打造出了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包括黄山、九华山等，提高了示范区发展的国际化水平。科技进步和创新是重要手段，和政策、交通、经济等外在驱动要素，为示范区发展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保障性基础。在市场供需导向下，示范区发展逐步走向效益增长型发展模式，并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繁荣发展。示范区未来发展，应坚持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以资源开发利用为基础，提高旅游文化产品附加值，培育重大项目和品牌，走向国际化，形成全国示范。国家和安徽省政府部门应继续关注和支持示范区发展，稳定市场秩序，完善区域内外交通体系，形成良性的政策支持体系，实现示范区发展的“中国梦”。

作者：姚国荣1 陆林2 王海军1 单位：1.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

第五篇：旅游文化产品创新设计方法思考

近年来，为了促进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文化与旅游的结合逐渐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重点。文化与旅游的结合更多体现在了文化与景区的结合，而旅游产业链中旅游文化产品这一重要环节则被人们所忽视[1]，甚至已经成为了旅游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推动民族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有机结合，形成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创意设计发展路径”的实施意见，表明对旅游文化产品的创新设计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是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工作。

1现有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不足

经调研，现有旅游文化产品主要存在以下几类问题：（1）工艺粗糙，品质低劣，低成本驱动是近年来多数旅游产品生产者为提高收益而采取的策略，也是导致产品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2）外观较差，缺乏美感，由匠人或非专业设计人员设计是该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3）脱离需求，没有市场，因缺少新产品的研究开发，种类单一，缺乏实用价值的旅游产品渐渐使消费者失去了购买欲望；（4）毫无特色，千篇一律，旅游产品必须蕴含鲜明的地区文化和民族文化，特色突出，才能引起消费者兴趣及消费欲望[2]，缺少针对性的研究及创意设计是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综上所述，低成本驱动，设计者水平差，设计研究滞后是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发展的主要瓶颈。

2现代旅游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旅游文化产品开发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现代旅游产品的市场需求主要体现在功能、技术、外观及理念这4个方面：（1）对产品实用性的需求，即拓宽原有纯装饰功能的思路，寻找更多的实用产品作为载体，迎合理性消费群体；（2）对先进科技的需求，即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产品材料、工艺等进行优化与创新，跟上时展步伐；（3）对时尚流行元素的需求，即通过再设计改变传统旅游产品几十年如一日的固有形态，注入新的要素来满足消费者的现代审美需求；（4）对情感体验的需求，即产品能够在与人的交互中给予使用者传统文化与生活的体验。

3旅游文化产品的创新设计方法

对旅游文化产品的创新设计方法进行研究，是解决现有旅游文化产品设计不足，满足市场需求的重要手段。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产品、地域特色与大众商品之间的关系是旅游文化产品创新能否成功的关键。在旅游文化产品开发时，应将文化的传承性、民族性、地域性等[3]特点与嫁接、组合、重塑、变异、模拟、植入、仿生等创意设计方法[4]的科学性进行有效结合，从而满足旅游产品在功能、技术、外观及理念上的创新要求。

3.1旅游文化产品的功能创新

对旅游产品功能的创新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于找到一种新的产品载体或改变原有产品的使用功能，以满足消费者新的需求。

3.1.1功能嫁接

七夕烘鞋器见图1（图片摘自百度），其将七夕传统文化嫁接到现代烘鞋器产品之上，将烘鞋器成双成对、提供温暖的产品特性与七夕文化寓意进行完美的融合，为中国古代爱情故事找到一个传递情侣间温暖情意的新型产品载体。这个产品采用了嫁接的设计手法，所谓嫁接法，是将传统民间艺术或旅游纪念品作为“芽”嫁接到“根”——新型产品之上的设计方法。嫁接法通过将成熟的民间艺术与现代产品有效整合，发挥各自优势，来为传统艺术找到适合其茁壮成长的全新产品载体。能否将每个部分融合成一体并将所有细节完美匹配[5]是嫁接法运用的难点。运用嫁接法设计需要注意：（1）对嫁接“芽”——传统艺术进行慎重的选择或迎合需求的再设计；（2）嫁接“根”应是区别于传统旅游纪念品的现代产品；（3）嫁接“芽”与嫁接“根”必须在某个方面具有融合的特质，以避免生搬硬套式的盲目嫁接。

3.1.2技艺组合

金砖书写板见图2（图片摘自名城苏州网），金砖原是给重要建筑使用的一种高质量的铺地方砖，作为建筑材料的金砖，造型四方无奇，审美价值极低，并不适合用作旅游文化产品，但是这款产品将金砖工艺与中国书法艺术文化相组合，创新设计出新型的用清水练字的书写板，为原本缺少工艺品制造的苏州陆慕镇开拓了新的旅游文化产品市场。该产品主要运用了组合的设计手法，所谓组合法，是将两种不同的民间艺术或传统工艺相结合，设计出新型文化产品的创新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属于一种艺术的跨界联手[6]，即将两种不相干的传统工艺结合起来获得出人意料的设计形式。组合法与嫁接法不同，嫁接法是将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新型产品载体相结合，重点关注的是嫁接后传统艺术与现代产品的融合问题；组合法则是将两种传统文化艺术相结合，其重点关注的是组合后两种传统艺术配合所产生的新效果。

3.2旅游文化产品的技术创新

旅游产品技术的创新可以从提高原有的材料工艺水平以及使用全新的技术这两个方面入手。

3.2.1材料替代

日本艺术家Sakae制作的花朵发簪见图3，其用塑料和黄铜丝替代了古簪使用的金玉珠宝等材料，充分发挥黄铜和塑料的特点，展现出了发簪产品丰富逼真的形态与美轮美奂的质感。替代法是在原有经典旅游产品的基础上，选用适合的先进材料或技术替代传统材料和工艺以期获得全新产品的设计方法。替代法使用的关键在于保留原有产品本质特征的同时，充分发挥新材料与新技术的优越性，使设计出的新产品既保留原有的文化韵味，又充满现代社会的勃勃生机。

3.2.2技术植入

马特•传奇旗下的一款青花瓷共振音响见图4，产品将陶瓷材料的共振发声原理植入到原有的青花瓷工艺品中，设计出一款新型青花瓷音箱产品，是旅游产品中运用新技术的典型案例。植入法是在原有旅游产品的基础上直接植入新技术的一种设计方法，通过技术的植入，使原有产品在外观、功能等方面获得质的飞跃，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的有效方式。

3.3旅游文化产品的外观创新

对旅游产品外观的创新既要满足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又要保留传统文化的符号底蕴。

3.3.1形象重塑

“金陵十二钗”明信片是设计师李冬根据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身份背景，将传统符号与现代流行元素相结合设计出的全新形象，见图5。它是利用重塑法根据现代审美需求重新塑造传统经典的一种尝试，所谓重塑法，是对已有的，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那些不具备物质实体或工艺技法的，如传说、典故、神话、民间故事等传统文化进行符合现代社会审美需求的视觉形象或产品外观重新塑造的设计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精神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7]，而依靠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所进行的重塑设计为这种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可能。重塑法在旅游文化产品设计运用时需注意：（1）重塑的文化艺术对象应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征；（2）重塑后的艺术形象应具有普遍的识别性，符合重塑对象在大众心目中的文化印象；（3）重塑时应充分考虑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与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诉求。

3.3.2原型变异

兵马俑公仔见图6（图片摘自百度），设计师运用抽象、概括等造型手法，对兵马俑原有的立体形象进行再设计，以儿童玩具为产品定位，对其进行变异，削弱其庄严肃穆的冰冷特征，更为儿童所接受。变异法是对与旅游产业相关的现有文化遗产或手工艺品，如建筑、雕塑、器皿等进行有规律、有目的的变异，最终获得创意产品的设计方法。在设计遇到瓶颈时，通过改变原有产品的形态、色彩、结构、材质、声音、气味，或者改变使用方式等设计手法进行设计，往往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创意效果。变异法是一种与重塑法相对应的创新方法，重塑法设计的对象具有明显的非物质特点，需要以大量的联想为基础，充分调动想象、直觉、灵感等感性思维进行设计创造[8]；而变异法则是在已有文物或工艺品的物质形态基础上进行设计改造，需要依靠一定的理性分析与推导。

3.4旅游文化产品的理念创新

旅游产品理念的创新关键在于将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内涵与生活理念巧妙地融入产品中，可从产品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入手，关注产品体验与用户情感，将不可触摸的经历用可感知的方式加以保留。

3.4.1模拟情境

设计师LeeYong-min设计的MoonShine时钟见图7，其模拟了月亮从满月到新月的变化，从一开始的月圆，到半月，最后到完全消失，以一轮明月伴人入睡，营造了“床前明月光”的艺术情境。模拟法是在设计与技术支撑下，运用产品作为道具模拟再现艺术情境或传统典故的设计方法。需要设计者在形似与神似间进行把握，并将重点放在产品情境氛围的营造以及产品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实现上。触景生情，使用户身临其境，通过产品体验，调动其情感与情绪，从而体会到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这是模拟法所要达到的最终效果。

3.4.2仿原生态

“这湘有礼”包装见图8（图片摘自百度），是一组以湖南园茶、米酒为对象的包装器皿设计，以“传情达礼”为核心理念，其中园茶包装取桔园茶“茶橘间种，略带橘香”的特点，仿造橘果设计，令用户获得湖南民间以橘皮泡茶、煲汤的传统饮食文化的体验。旅游文化产品设计中仿生法的“生”除生物之外，还有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等含义，即通过模仿创造条件，将旅游产品“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并通过这种原生态的设计，使人在使用产品时获得当地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体验，在参与的过程中获得文化熏陶。

4结语

设计的质量取决于能否将每个部分融合成一体，如果所有部分都完美匹配，那么这个设计就是成功的[9]。旅游文化产品的设计，重点就在于要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地方特性与大众共性之间的矛盾，使其完美匹配。旅游文化产品创新设计方法研究的宗旨就是在保持文化持久本性的同时，关注文化发展所必需的递进、延伸、对接和多元[10]，从而有效地消除这些矛盾。将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相结合，一方面，在保护旅游产品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方法进一步推动传统工艺美术产品融入现代生活；另一方面，又在保护传统工艺美术的基础上，促进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通过增加艺术含量和科技含量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为设计出弘扬历史文化，突出地域特色的旅游文化产品进行积极探索。

作者：王文瑜 单位：苏州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