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观念论文：美育思想的观念演变探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美育观念论文：美育思想的观念演变探究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本文作者：冉源懋 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美育之现代社会政治建构

席勒带有明显审美乌托邦色彩的美育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王国维和蔡元培对美育的认知。席勒思想的中国继承者虽然急切地关注现实文化政治心理及国民政治人格的建设，但精神革命的标准同样以一种乌托邦的形式呈现出来。在王国维看来，审美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人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就会享受到超越于现实生活的自由和愉悦，“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粹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3］P252美之性质即“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它是一种超脱了内容和实际目的、“无用”的形式之美。正是因为审美有着如此超功利、超概念的特点，而“美之形式”实质上又是一种“情感形式”，所以，作为情感教育的美育就与其他教育区别开来，成为其他教育所无法替代的一门独立学科。美育之外的教育，都带有某种外在或内在的强迫性，唯有在审美静观和对美的凝神观照中，人才能获得心灵的真正自由。然而，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感，使得像王国维这样心怀现代性审美启蒙重任的近代思想家，在信守美育独立性的同时，更不得不从现实的维度突出审美对于道德人格塑造的意义，认为美育可以作为德育的手段，培养既有丰富情感又有良好道德约束的“完人”。他在提出“美育”这个名词的同时又为它作了界定:“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4］P374因此，王国维的美育思想一方面体现出“美是超功利的”和“美在形式”的观念，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现实介入性，把美育视为解除国人“鸦片之毒”的“根本治疗法”就是如此。王国维认为宗教和美术就是去毒的两条道路:“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等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兹二者，尤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5］P48同时，王国维将古雅界定在审美经验的范畴，以区别于先验范畴的优美与宏状，也是为了美育实施的普遍性和可行性。可见，王国维美育功能“无用之用”仍在于解决现实问题，尤集中于国民人格之改造。

在新型政治框架中必然要求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来塑造主体的人格素质，使之能够参与政治新秩序。“从教育着手，去改造社会，……简单说来，可以归到教育调查会定的两句话‘养成健全人格，提倡共和精神’”。［6］P45“养成健全人格”是启蒙主义教育的价值诉求，包含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理念。培养“德育、体育、知育、美育”蕴结的健全人格是为了自由、平等、博爱之共和政治社会的达成。美育在这场现代教育与宗教之间的意识形态战争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蔡元培将他理想中的社会政治图景赖以存在的国民政治人格的养成托付给了审美教育。具有普遍性与超脱性的“纯粹之美育”能够消弭残酷、愚昧的宗教政治伦理的劣根性，通过审美教化对国民政治品性的彻底改造来实现启蒙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鉴于此，可以将近代中国语境中的“以美育代宗教”理解为“是一种以科学代迷信、自由代限制、民主代专制的总体性的文化变革”。［7］P127难怪刘小枫也作出如下评价:“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的论点的出发点是在政治文化层面反宗教……审美主义意涵因而主要不是关乎人生论，而是关乎社会变革论的。……其‘宗教’的语义不是哲学的，而是社会政治的。”［8］P311

无论王国维还是蔡元培，都将国民性的改造寄托在审美教育身上，“教育乃是社会用以实现其目标的主要手段”，“他们把教育看作是将新的思想与理想灌输给群众的手段，从而使之成为一种信念，进而导致新的社会活动”，教育由此成为“最典型的乌托邦措施”。［9］P281－282无论是王国维的“去毒论”，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还是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朱光潜的“人生艺术化”思想，中国现代美育都是将人生、人性的审美化改造当作理论的价值原点，把社会政治的改良作为审美教育的内在诉求。当启蒙知识分子在实际政治操作的困境中无所作为，便转而求助于审美教育以塑造某种形式的政治人格，进而将之视作政治革新的主要力量。“而审美之普遍性与超脱性将平息现实政治的复杂角力，以艺术的想象力和象征活动轻而易举地构建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自由王国，甚至审美活动本身就被当作政治在感性肉体上的一种微观操作。”［10］然而，不管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美育思想充满何种政治想象的乌托邦色彩，他们都充分估量到了美育对审美人格养成的重要性，由此为中国美育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根基。

美育之个体感性自由

美育是一种审美情感教育，也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境界的教育，这种情感既不同于智力考量，也与道德伦理情感相区别，它是沟通二者的桥梁，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主动性和受动性的双重转化。因此，美育与更多关乎情感、感性、体悟、想像、心灵、直觉的词汇发生关联。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克服工具本体之可能消极影响的理论努力和对个体生存境况的日益关注，中国学者开始关注美育对象的心灵建设。美学家李泽厚是其中的代表，他首先对教育在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无与伦比的重要性给予正面肯定:“以前的教育都是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历史终结了，教育倒可以开辟新天地。……从哲学层面说，是研究怎样去真正树立人性，即研究人怎样才能既不只是机器又不只是动物。”［11］P259其次是更加明确了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所谓人性的塑造、陶冶不能只凭外在的律令，不管是宗教的教规，革命的‘主义’。……只有‘以美启真’、‘以美储善’的情感陶冶塑造，才有真正的心灵成长，才是真实的人性出路。”［12］P129再次，是教育培养目标人本主义观念的确认:“教育不能狭义地理解为职业或技能方面的训练和获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如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相互对待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发展一种积极健康的心理。”［13］P218因此，李泽厚越来越明确肯定“教育”是审美能力乃至整个个体自我能否健康发育的根本前提。他认为经由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是通过“教育不是遗传”，由此肯定审美心理活动与人性发展之间的关联。李泽厚确信“心理本体”与当下现实的人的精神情感之间有更直接的关联，也因而同教育活动有更直接的关联:“教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探究和建设人的心理本体，作为美学内容的美育，便是这样。它们都隶属于人类学本体论的哲学。”［14］P450理想的人性教育指向的首先是审美的素养和能力，因而作为“建设的哲学”的教育—心理学，也可以说就是审美教育学。

事实上，美育对人的心灵建构的描述在杜威、怀特海、皮亚杰、布鲁纳、E．多尔等西方学者的教育思想中早已有之。杜威在《作为经验的艺术》中的名言就是:“心灵主要是一个动词。它意味着我们自觉而明确地处理我们所在情境的所有方式。”正如海德格尔感慨的，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这寻找的过程，就是心灵自由体悟的过程。美育的功能不在于对确定性和普遍性知识的寻求，不在于学到了什么，而在于将所学的知识当作一个隐喻系统，以之发现知识以外的广阔得多的世界。因此，“心灵转向自身”便成为美育的核心概念和灵魂，它倾向于以知识的暂时性、不确定性、自我的偶然性为前提，发展起与课程、教师、固定的知识以及他人“会话”的能力与公共反思的能力。世界的知识不是固定在那里等待被发现，只有通过我们的反思性行为它才能得以不断地扩展和生成。审美教育的扩散性、延展性、反思性、体悟性决定了其方法必然不是逻辑的、总结性的、单向性的和信息性的，而应当是描述的、交互性的、批判性的。怀特海主张将专业化的、掌握良好的技能与内在于美学和直觉方式之中的更广阔的欣赏相结合的观点，对于课堂教学中各门学科的美育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怀特海相信技术效率自身只能导向平庸和乏味。他评论说一个人可以“理解所有关于太阳的知识，所有关于空气的知识和所有关于地球旋转的知识”，但却“看不到日落的光辉”。为此需要的是“能够欣赏有机体在适当环境之中获得的无限多样的生动价值”，正是这种生动的价值观———超越技术理性而引入艺术的、描述的、直觉的和隐喻的领域的各种智力价值观。［15］P211－212就美育的实质而言，“隐喻比逻辑更有效。隐喻是生产性的: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所没有看到的。隐喻是开放性的、启发性的、引发对话的。逻辑是界定性的: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我们已经看到的”［16］P240。

作为情感教育的美育必然带来个体感性的解放。在物质兴盛的消费主义时代，提倡感性自由似乎有迎合流行文化的嫌疑，今天的消费文化时代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地包容了感官的自由。美育就应当承担起以感性的自由滤除消极的感官自由的重任。正如马尔库塞深刻洞见到的，在反抗消费社会的斗争中，感性奋力于成为“实践的”感性，即成为彻底重建新的生活方式的工具。美育是建立“实践的”感性的最宽广、最深厚的土壤。因为美育虽然不像德育和智育那样具有“有用”这一当下判断，但是它深具“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体现着人的目的，人的内在价值和终极价值，它始终要唤起的是人的心灵深处感性的自由，而人只有在审美活动中，随着审美境界从人生境界中生成，美才向人敞开，美才能抵御来自物质世界的感官诱惑，成为重建新的生活方式的实践美学。

美育的本质应当建立在对心灵体悟的回归中去。“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所以一切美只有涉及这较高境界而且由这较高境界产生出来时，才真正是美的。”［17］P3心灵是形成自身从而使人格真正获得形式的唯一途径。心灵是无限多样的，无限多样的心灵不可能为某种种类框架所束缚。如果使个体屈从于绝对理念，那么个体本身的权利也就丧失了;它所拥有的全部权利都来自于理念，个体只能被理解为理念本身的自我异化和为他性。而心灵的感性的自由确保了个体的独立性和为我性，这正是审美教育能够产生的成效。美育还与想像力和洞察力密切相关。当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完全取消感性和想像的界限时，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感官具有“生产性”和创造性。就想像力本身来看，它依赖于提供经验材料的感觉，正是由感觉提供的这些经验材料，想像才可能把曾是构成感觉材料和感官的对象和关系加以转化，而创造出想像的自由王国。［18］P102康德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中国的审美教育中很少涉及的视角:如何将想像力的培育纳入美育的学科知识体系中，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范畴得到开发和研究。审美教育应当确信这样的事实:我们只有从他人的角度出发才能考查自己，从想像的角度出发才能考查现实。洞察力也应当是审美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洞察力的高低直至关系到对美的本质的认识。正如巴克莱所忧虑的:“我们实在是徒然地扩展我们对天空的视野，也徒然地窥探地球的内部。我们实在是徒然地查考饱学之士的著述，也徒然地追寻古人隐匿的足迹;我们只需除去文字的幕布，即可以观察到澄清的知识之树，精良的知识之果就唾手可得了。”［19］P74虽然巴克莱在此质疑的是知识的虚假性对真理的遮蔽，然而洞察力却是通向真理与美的“去蔽”途径。

美育之“生活美学”建构

虽然蔡元培在20世纪初就设计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种美育教育，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仅仅成为学校教育的补充，美育的对象仅限于学生。当代的各类美学著作，关于美育实践的构想，也仍未超出此思路。传统的美育主要是学校教育，对象主要是学生，手段主要是艺术教育，旨在通过艺术欣赏和创作来进行审美教育，以达到陶冶性情、净化人格、升华情感，培养和塑造完善的人性和优美的心灵的目的。然而，随着消费主义时代和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大众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审美活动已经超出了纯艺术、精英艺术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基本表现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模糊乃至消失了，审美的外延几乎无所不及，完全普及，不再局限于小资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也不再局限于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剧院等高雅艺术场所，而是发生在我们的世俗生活空间中，成为日常性的产物。面对如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格局，美育自然需要根据现实的新变化进行某种调适和重构。与传统美育不同，当代美育更具有一种超美育的功能，不仅需要以广阔的视野对分门别类的传统艺术教育予以有效地整合、融通，实现认知与情感、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也要着力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审美的熏陶和传递，实现自身应达成的塑造人的审美素养和审美情感的任务，同时帮助德育、智育、体育及劳动教育达成它们应当达成的目标，从而建立起积极、开放的审美教育机制，真正实现美育在整个教育领域的辐射功能，在全面素质教育方面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当代美育在关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同时展开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在承认审美的日常性、娱乐性、身体性的形而下层面的同时，不放弃对审美的精神性、超越性、批判性的形而上层面的观照。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应当把诸种审美现象置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在对当下文化的充分亲近中，开掘出深层的审美意味，以批判意识和反思智慧为导向，重新确立美育的价值基座。

美学与日常生活的结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趋向。传统的审美观被认定是“非功利的”与“无目的性”的，这种古典审美观斩断了审美与日常生活的关联，是雅俗分赏的“文化神圣化”时代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审美经验的神话”在世界美学主流中已被解构，所谓“非功利”、“审美距离”、“不及物”等传统审美话语遭遇最后一击，致使当代文化艺术彻底转身，再度聚焦于审美与生活的本然关联。通俗艺术“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审美满足，以至于不能接受它被大规模地公然抨击为降低品味的、灭绝人性的以及在美学上非法的。将它谴责为仅仅适合野蛮趣味和那些未开化的、受操纵的大众的愚钝智力，是将我们划分为不仅与我们社会的剩余成员对立而且与我们自己对立”［20］P226。在通俗艺术彻底拥抱日常生活的当下社会，依然高谈审美的“非功利性”、“审美经验的孤立主义”，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在此情境中，美育同样面临重大的价值转向，即回到“生活美学”:回归日常生活，开放地看待一切艺术乃至大众文化，将之视为一种“生活的形式”。就此而言，美育在当下语境中的实现途径主要是一种观念式的，美育对于生活、艺术、文化的理解与反思，应该建立“在生活之中”而非超出生活之外。

美育的力量应该在于创造和发现日常生活中、大众文化中那些被漠视的、被遮蔽的、看似平庸的美的因素，以此发现精神性，滋养灵魂。比如大众文化提供的满足常常被批评家认定为是虚假的，但是，我们却能够在电影和摇滚音乐的经验中，洞察到它可以具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和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可以把它当作精神上的询唤。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比如在乡间漫步，体验到的是一切都如此自在:自然恬淡于极美之境，小鸟、阳光、嫩草、山间的树丛令人陶醉，没有人烟、没有电波、没有广告、没有汽油味。在高峰时节的地铁站口，看见人们面容憔悴、呆痴、气恼、烦躁，然而这些令人不快的面孔旋即被替换了:同样是这些面孔，他们在家里放松僵持的臂膀，躺在浴盆里唱歌，快乐地吃晚餐，和妻子讲同事的笑话，温柔地亲吻熟睡的孩子……这就是审美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