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融合媒介化城市治理系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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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介化城市治理系统以城市空间与网络空间深度融合为研究背景，从多元行动者实践网络与协同治理、城市集体人格与系统功能适应、个体行动体验与城市叙事三个维度探讨媒介化城市平台生产关系的数字化转型及创新，并以此构建数字时代城市传媒生产方式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媒介化城市治理本质上是一种从行动者网络体系入手将城市的融合特征与社会主体的行为选择联系起来，解释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的社会化结构影响主体人的选择行为，进而重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增长新动能的社会文化技术逻辑。

[关键词]融合；城市治理；媒介化；系统

哈里斯（Harris）提出：城市本质是城市的内部组织关系。在互联网技术赋权下，社会结构被全球性信息与通讯结构取代，体现为网络化的流动。城市正在成为全球网络最重要的节点。[1]泰勒（Taylor）概括为：当下正在形成以城市为节点的城市关联网络。[2]媒介化城市建构了实在的城市空间和虚拟的城市空间，这是以媒体深度融合为关系网络的媒介化城市研究的意义所在。城市是当下治理叙事最重要的传播空间。大众传播媒介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城市的经济生活、社会管治和文化样态。本文讨论的城市深度融合是一种媒介与社会形态、关系的融合状态。智能时代基于深度融合的媒介化城市治理系统是传统城市行动者关系的新内涵，如何从媒介化角度建构知识、信息、数据的流动空间的城市治理关系？如何设计更加完善的媒介化城市治理方法？本文试图从行动者网络、人格角色、象征叙事三个维度探索媒介化城市界面关系及其系统特征。

一、多元行动者实践网络与协同治理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 社会空间变化的背后都无一例外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变革。当媒介重构了人们的各种生活空间和场景，研究媒介化网络嵌入性对城市治理影响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媒介化城市治理系统是一种基于高粒度数据的时空场景，它使原有基于多元主体关系的治理系统分析层次问题得到解决，初步设计可以分为如下结构层面：微观层面（如个体行为、认知偏见、世界观分析等），中观层面（集体行动、民族主义行动、组织网络）和宏观层面（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系统研究）等（见图1）。媒体深度融合从以传统机构型媒体为中心转向关注城市行动者及其网络化实践，其中各个行动主体节点不再以自身属性决定其中心程度而是受到连接关系影响。从“点—链—网”三个层次分析节点位置特征、联结特征、网络结构特征对城市系统知识传播扩散的影响。关系网络逐渐超越内容采集、生产分发、广告商业模式等传统传媒业生产要素和模式，成了传媒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此情势下，原有城市传媒集团需要嵌入城市网络扩展信息来源（比如众筹平台协作式生产中UGC模式），加速新闻信息集成（比如报网端一体化改革）等。作为管理界面的媒介化城市网络拥有多个信息采制节点，多条新闻生产流程线，多层数据流、信息流及影响流，自身已经成为网络化实践体系。[3]比如原有媒体、自媒体、政务媒体、平台媒体之间，管理者、生产者、使用者、消费者之间，通过协作式生产和扩散与区域创新网络形成了双向循环促进机制，强化城市“硬联通”与“软联通”的互动，以城市中的铁路流、航空流、港口流、电讯流等信息与传播网络联系研究，通过各行业数据的打通使社会运营水平有更大的提升，而这一点在当下城市大脑的运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城市大脑就是一种新型城市治理界面，其运作机制是在城市系统的公共价值引领下和数据协同基础上的界面重构和功能调整过程。城市系统相应的内部结构要素改革，助推了精准、高效的行政执行落地，实现了均等、公正的行政权力配置，完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集成。[4]比如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四全媒体”所蕴含的技术逻辑与城市大脑有效衔接，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媒介化城市治理体系中对用户时空场景的精准把控。城市大脑作为城市治理的一种舆情应急管理的协同联动系统，从技术创新层面探索原有治理体系中政社关系内在逻辑，揭示媒介化城市模式对舆情的影响机理。应用在城市风险治理中，对于政府决策管理层面针对社会风险传染和信息扩散制定区域风险治理措施提供了有效的决策参考。在2021年台风“烟花”超强降水期间，宁波城市大脑与媒体配合成为发挥重要作用的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宁波城市大脑利用大数据集合功能覆盖全宁波的实时公共视频、水利应急等应用系统，通过构建八大数字应用系统支撑体系成为宁波城市运行体征的全要素监测中心、重要活动和应急事件的指挥中心以及重大事项的全景式决策分析中心，这也是国内媒体在防台报道中首次通过城市大脑大数据实景场景运用。[5]通过城市大脑运作实践构建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互动性和协商性，培育了媒介化城市系统治理的微观社会基础，使“协同创造者”与“协同治理者”能够有机融合，并在数据流通基础上提升媒介化城市治理系统的行动力。

二、城市集体人格与系统功能适应

当下媒体融合实践具有全新的多界面融合表征，在城市系统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之间建立有效平衡，在此情况下需要建构一个嵌套的、多层次的、合作的多界面治理体系，并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媒介化城市从系统治理行为研究转向内部结构调整与功能如何适应环境的研究。媒介化城市治理作为一种新语境下的集体行动过程，可以从界面多样性、功能嵌套和复杂网络等角度进行阐释。人的有限理性、偏好的多样性及策略性行为、行为主体的多元化与城市结构、关系、功能配合相应变化，因此城市市民集体行动与合作等功能性行为的出现，往往是城市内部结构与环境之间平衡的结果。治理系统组成的分类框架，强调不同系统之间存在复杂互动。通过系统功能来解释治理的内部结构及其设计逻辑。主流媒体原有架构中的传统科层制作为一种组织结构在现代城市系统中依然是完成组织目标的有效方式，它可以把技术的公共性和个体性融合而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更是将为人民服务价值目标推进为以行动促成改变的能力。比如乡村振兴语境下官员直播带货扶贫就是作为一种城市系统内部结构多功能嵌套模式，它既是实现集体行动的机制，同时吸纳城市原有结构要素的组织方式，也是现代城市系统跨界面公共事务治理功能实现的典范。系统价值取向也决定了功能结构要素配置。资源配置效率与价值的公共性结合而成为优化首要标准，也是制度得以实施的保证。城市基层融媒体中心就是媒介化城市治理的“接触点”，连接城市治理系统界面、内部结构、功能和环境。媒介技术的发展是社会选择过程，包含着重要的价值维度，是社会价值观、国家意志和公众态度的集合体。比如很多城市直播间中的虚拟共同在场、消费身份界限、“电商+政务”共构的场景、官民互动情感体验四方面构成了官员直播带货的互动仪式链要素。[6]城市作为集体存在，其凝聚文化而形成集体人格，重塑理性成为未来发展动力。在媒介化城市治理系统的开放、融合和协同的多元话语背景下，城市治理者需提升市民作为“协同创造者”的参与意识、社会责任与参与能力，积极促进市民从“受众”“用户”角色向“协同治理”的转变。需要强化系统连接，打造更多有利于功能实现的治理界面。目前媒体融合的网、端、微、屏等多种终端建设，可以进一步提升各种单向传播向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场景转变，总结媒介化城市治理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嬗变和社会作用机制，有助于提升管理者反思意识和反省能力。

三、个体行动体验与城市叙事

移动互联时代，“人的链接”不断被强调，而且是被更为“集中”地连接。媒介化城市从同质性的规模化生产转向异质性的个性化生产。过去关于媒体融合的关系研究多以城市主流媒体或政府中心层面强关系联结为重点，从弱关系联结特征的数据出发较少。本文提出系统关注“受众行为、心理数据流（起点）→传播、预测数据流（终点）”变化过程的研究。系统中原有意义上的连接关系的“强”与“弱”，在不同功能与环境匹配需求中，可以实现新的转换。阿戈沃（R. Agrawal）等人曾针对超市交易数据库中不同商品之间的关联关系提出的关联规则挖掘，反映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并力争在复杂文本间建立文本个体与文本集合的匹配关联创造可行性。如果说过去对受众消费的因果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认知主要取决于历史数据和现期数据，解决“从事后评估走向事前决策”问题，则既依赖于历史数据和现期数据，也离不开未来数据，“历史数据+现期数据+未来数据=行为数据流+想法数据流=大数据”，给政府和问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对于城市精准营销提供新的思路。[7]在媒介化城市治理系统中，每个个体都可以被当作网络的一个节点，作为行为主体对影响选择的信息要素进行整合、加工和处理，形成基于认知的选择行为过程。新技术应用对这种媒介化治理体系节点处理也提供了支撑。比如IntentGC是一种新的基于图卷积网络（GCN）的大规模推荐算法框架，融合了多种异构网络中的辅助信息分析方法，通过图卷积网络对用户的行为和商品的信息进行建模分析，来提取其中的偏好和异构关系，也可以通过提取交互数据中蕴含的多种关系，如收藏、购买和浏览等，发现语义信息，给用户良好的体验，进行建模，进而刻画真实的用户交互信息。[8]如果说风险防控情境下的城市治理强调强连接叙事，那么个体化体验却拓展了新的连接叙事。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梅罗维茨曾经从技术-社会视角下考察媒介环境对社会的影响，关注媒介如何作用于社会交往系统，提出城市“重归情境”可以理解为“地点和媒介同为人们构筑了交往模式和社会信息传播模式，开放化的信息系统令社会角色形成了更多复杂、动态的关联。[9]在这种“可沟通性”城市思想指引下将“城市情境”定义为一种“信息系统”，以这种思想引入媒介化城市治理现实，在实践层面让城市空间更多发挥对现实个体生存环境的体验与关怀，尤其应该将真实的“个体行为互动”作为研究城市沟通系统的基本单元。社交媒体个体行动作为一种叙事体验可以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解构传统组织架构与不同产业边界，协助城市创新技术通过向生产力渗透。基于城市沟通场景的产业演变在中国的发展贯穿于传播技术演进和传媒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中，折射出新闻与市场、政治与娱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科技与人文之间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媒介化城市在叙事层面正在成为人脉与社会动员界面，很多自媒体文本形态生产可以作为城市新功能界面连接个体日常生活与社会公共情感体验。从传统劳动的生产时代向注重“表现力经济”平台生产劳动的生活时代转换。[10]以城市为界面的“互联网+”等经济形式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产品或服务的个性化，以更好地匹配“人的需求与价值”，为实现人的主体性和有“意义”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抖音“爱心助农行动”“援鄂复苏计划”“山里DOU是好风光”文旅扶贫项目等，都把数字劳动同参与性的受众文化、政治、社会价值联系在一起。通过抖音平台直播对城市空间与生活的文本间性（互文性）、生产与生活的历史关系、生活本身的张力及改进路径进行伦理确认。城市网红的行为方式和不断强化自我实现的社会化过程，通过媒介化城市前台叙事得以实现，成为更新型的社会交往形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中，媒介化城市治理系统还可以作为文化创新的引领者通过对城市的全价值链开发与共享，以实现优质城市多业态资源互补、产业链延伸和跨界协同整合的深远目标。

四、结语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基于深度融合的媒介化城市系统构建的理论框架。媒介化城市网络系统本质上是一种边界融合的关系建构过程，需要经过各个创新主体间的关系转换。本文论述了三种媒介化城市治理系统关系建构方法，并提出融合相关数据来进行研究。本研究希望推动从传播、文化产业、社会心理、地理学视角和城市关系的多个维度探讨全球及区域一体化、多层次的媒介与城市空间格局，为媒介融合和城市创新研究提供具体分析框架与支撑。 

作者:史文静 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