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媒介素养观念的源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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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传统和现实两个方面看，理查德•霍加特媒介素养观念可以解释其学术思想遭忽视并引发伯明翰学派内部分歧的原因。霍加特的媒介素养观念具有独特的价值，对研究和理解新媒介时代的媒介素养特性意义深远。而新媒体时代对伯明翰学派特别是霍加特媒介素养观念的回顾，可以为加强新闻传播学教育或者在网络传播、科技传播、绿色传播等领域展开媒介素养教育提供契机。

【关键词】伯明翰学派；识字的用途；理查德•霍加特；媒介素养；新媒体

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也是二战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开创了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也是伯明翰学派最早倡导文化素养教育的鼻祖，其主要作品《识字的用途》（TheUsesofLiteracy）于1957年出版后奠定了伯明翰学派媒介素养学说的根基。从现实来看，在媒介形态和媒介环境日益变迁的大背景下，文化不可避免地转化成媒介文化，所谓“识字”（literacy）则必然扩散为普遍意义上的“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能力。无论是传统媒体环境还是新型媒介兴起无不催化着精英主义的崩溃，因此社会中下阶层的非精英人群通过颠覆原有传播秩序而成为主导者。霍加特的媒介素养观念一经形成，虽然在伯明翰学派内外部饱受批评和争议，却一直能为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持续发展提供养分，并且在媒介进程中逐渐修正。如今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回归霍加特媒介素养观念的基本立场，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社会中下阶层人群的习惯和需求，加强其媒介素养的能力建设，成为重构社会文化秩序意义重大的理论选择。

一、霍加特媒介素养观念的源起

在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形成传统之前，英国的文化批评是由“利维斯主义”主导的。利维斯（F.R.Leavis）是英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其精英主义文化观念主要继承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的衣钵。利维斯认为文化是少数人的，文明才属于大众，文明是文化的降格，“任何时代的艺术与文学欣赏都只能寄望于少数人，在简单和熟悉的情形之外，只有少数人能够作出自发的和第一手的判断”。利维斯认为标准化的大众产品造成文化向低水准看齐，对真正文化危害巨大，因此大众文化是其着重批评的对象。自20世纪30年代对通俗文学发起进攻起，利维斯的精英主义一直到60年代都是英国文化思想领域的主流思潮。与利维斯相反，20世纪50年代霍加特参与到文化思想批评时的切入点却不是精英文化，而是工人阶级文化。在当时深具文化保守色彩的利维斯的影响下，霍加特也难免显示出强烈的保守特质，甚至有人颇有争议地将其称为“左派利维斯主义”。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对二战前后的工人阶级文化所作的今昔对比，深切地反映出“美国式”的大众文化对淳朴美好的英国工人阶级社区文化形成的冲击。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富足和谐的典型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考察描绘，霍加特表达了对50年代文化衰落的痛心。霍加特理想中的民众是具有普遍批判能力的，并且认为民众需要培养想象性的文化意识，以此保证在听说读写的媒介接触过程中保持自主的意识，作出最有成效的判断。因此，霍加特的早期职业生涯从事成人教育，为中下阶层的媒介素养提升做第一线的工作，可以说霍加特的媒介素养观念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特征。霍加特自己后来在接受访谈时也表示，写《识字的用途》原本只是为了用作成人教育教材，对利维斯的“少数人文化和多数人文明”观点的挑战完全是在无意识的状况下发生的。由上可知，在霍加特媒介素养观念的体系中倡导的是社会中下阶层中最为典型的工人阶级的文化，但其激进的左翼思想仍与利维斯主义最终合拢，引来了思想界对霍加特早期思想的争论。霍加特及其媒介素养观念真正的价值，其实在于其提问所蕴含的深意——在美国式的以“标准化”为关键词的大众媒介文化背景之下，霍加特为何构建出一个“怀旧”而具有“自主”特质的工人阶级文化景观以批判商业的、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这样的激进工人阶级文化又何以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姿态。

二、作为背景的内外部环境因素

二战前后的大概40年时间里，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部环境看，社会日趋扁平化，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日益融合。在霍加特的眼中，面对大众媒介的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冲击，工人阶级的新一代看起来正被瓦解。但他认为这群年轻人的遭遇尽管是悲剧，却并不出人意料，他们是“当下一些势力集团有意创造的，是没有主见和温顺的奴隶，成为一个具有有头无脑的阶级”，“他们总是坐着时速50码、售票3便士的公共汽车，看票价1镑8便士、投资500万美元的影片”。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子女正在受到美国式大众文化的侵蚀，与之伴随的，是英国传统的工人阶级社区生活的衰落。各种全新的流行艺术、涉性与暴力的小说、低俗的杂志和商业性的流行歌曲，使霍加特视野中工人阶级的优良文化在无知觉中迷失。另外，越来越多接受奖学金而延续受教育机会的“奖学金男孩”也改变了工人阶级文化。霍加特对这一类的新工人阶级作了极有针对性的比喻，称“奖学金男孩”既不像流浪儿轻松愉快无忧无虑，也没有获得在私有寄宿学校受过训练的中产阶级孩子身上无意识的自信，只是为了获得奖学金而像马一样接受训练。“奖学金男孩”所处的烦恼，其实来自于从传统集体生活脱离之后的孤独感，以及重新获得认同的困境。作为其中的一员，霍加特感同身受，而50年代的英国社会环境无疑也促使其加强了对民众媒介素养的认知，开始对具有独特批判与审美的传统工人阶级文化进行怀乡主义的重建。从外部环境上看，激进的思想文化在50年代开始逐渐复兴。二战后英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处境得到了很大改善，而青少年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也得到很大提升，福利国家成型、政治选举权扩大，英国社会中下阶层群体的媒介接触呈现出与一战之后全然不同的特征，而由此彰显的社会文化也截然不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50年代的身份认同危机在大众媒介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工人阶级逐渐成为没有内涵的群体。对媒介素养能力的培育与讨论，无疑适应了当时的公共舆论，涉及“战后资本主义的性质、福利国家所表现出的历史这种特征、改变中的阶级性质、苏联试验的性质、冷战的冲击、帝国主义的复活、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以及在这些新条件下左派的前景”。

三、围绕霍加特的争议与批评

霍加特的媒介素养观念根基在于工人阶级文化的内部融贯性和外部道德性，而且不认为工人阶级文化需要超越阶级的界限成为社会典范，“因为工人阶级文化是与‘进步’观念格格不入的”。霍加特并不认可随着战后生活标准和教育机会的增长，工人阶级群众自动获得了提升变成所谓的中产阶级的说法。据迈克尔•贝里（MichaelBailey）等人的看法，了解霍加特作为工人阶级下一代“奖学金男孩”身份对理解其学术及影响颇有益处，尤其是在对当代和下一代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上。可是与霍加特经历相似的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却批评了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解释，威廉斯认为工人阶级的文化是社会性的，具有其自身都尚未明了的功能，“工人阶级文化不是无产阶级艺术，不是会场，也不是语言的某种特殊用法，而是基本的集体观念，以及从集体观念而来的机构、习俗、思想习惯和意图”。霍加特对于“文化只能是特定阶级的文化”的坚持，在威廉斯看起来是理想化的，集体的民主观念以及工人阶级的经验基础还是没有遭到破坏的。霍加特激发了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在《解码/编码》中传播效果的有关论述，为霍尔引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并指出大众文化的“接合”属性奠定了基础。但是霍尔也批评《识字的用途》前后两个部分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缺少连接的证据，“断裂的文本”加深了认识论上的断裂。1976年霍尔等人在《仪式抵抗》中批评霍加特对工人阶级主动性和抵抗性的消极认识，指责其将新的青年文化“毫无道理地视为新兴起的大众文化的恶果”。同时E.P.汤普森（E.P.Thompson）从历史和政治的视野对霍加特进行批判，认为霍加特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社会学研究路径，缺乏工人阶级历史和阶级斗争更全面的历史背景，认为霍加特的媒介素养观念中将3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视为理想状态是极为不妥的，这忽略了工人阶级自形成以来一以贯之的抵抗操纵和控制的斗争，分裂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文化主义的关系。丹尼斯•德沃金（DennisDworkin）也认为霍加特忽略了区域、种族和宗教上的差异，并对此造成的英国社会变化视而不见。迪克•赫伯迪格（DickHebdige）批评霍加特的失误是过于武断，错“把美国和大众文化等同起来，把美国化和同质性等同起来，把美国的现在和英国的未来等同起来”。有学者在分析这一段历史时，曾举例驳斥霍加特的片面之词，称“那一时期的大众文化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正是在英国乡下的小城市里，诞生了后来的披头士、滚石等流行音乐巨星，形成了完全不同于美国式的流行文化”。

四、问题的成因与纠正霍加特所秉持的媒介素养观念

似乎遭到了重大失败，所建设的工人阶级的媒介素养标准也变得不堪一击。那么其问题产生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一方面，霍加特考察问题的焦点不同。霍加特认为的文化，是一种工人阶级在日常生活的文化，与那种激烈批判传统的文化并不相同。霍加特的工人阶级文化观念可以概括为“媒介素养观念”。这种观念显然不是历时性的，而是嵌入到共时的社会结构并与其他构成产生互相作用的。《识字的用途》的英文名“TheUsesofLiteracy”一书在最初命名时，被定为“TheAbusesofLiteracy”即“识字的滥用”，意图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和媒体引语分析揭露“虚浮无实的民粹主义，人云亦云的畅销报刊，麻木矫饰的广告宣传，以及文学性平平、道德感空空的热卖小说”，霍加特将其称之为“媒介素养能力的滥用者”。另一方面，霍加特解决问题的路径不同。1997年霍加特在接受《国际文化研究》（ICS）访问时，曾经谈起自己与霍尔“文学的”和“社会学的”差异，霍尔更强调社会，而他更强调文学方面，但是两者不存在摩擦而仅仅是不同。对于70年代霍尔时期开始的文化研究转向，霍加特认为这基本上就是一种错误，和自己所在时期的文化传统有了非常大的距离，但是“我没有丝毫愤怒，变化不可避免”。不过，霍加特在1970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他所认为的“好的文学”和“坏的文学”时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对自身观念作了一定的“纠正”。霍加特此时关注的是文本对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彰显，而不是文本的具体形式、渠道来源和等级层次，可见其已经开始承认大众艺术或粗俗艺术并非不做努力就放弃了其文化意义。同时他也开始意识到类似于广告、电视和流行歌曲等之中的复杂性，其以往所坚持的精英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有了一定的改变。总的来说，霍加特发现了传统工人阶级文化的存在，对工人阶级的媒介素养能力及其运用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却又表现出排斥大众文化的悲观主义。那个时期正值霍尔所说的“文化转向”，工人阶级在战后十多年的恢复后开始遇到身份认同的困境，霍加特因为英国民众用吸毒、愤怒等消极的方式表达意见，而试图通过写作来答疑解惑。但是新兴的文化形式和兴起的大众传播媒介能力过于强大，局限了霍加特的目光，使其无法准确判知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能力，能在哪些方面帮助民众表达抵抗和自主的意识，因此混淆了理论与实践的界限，把想象中信心满满的工人阶级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答案，最终导致批判力不足。结语：为什么要回归霍加特在新媒体条件下，民众获得的新的媒介使用技能已经不是单纯的“识字”，而是一种与识字相关联的“媒介素养”，包括从单纯的学会读书看报，到学会使用广播、电视及至于新媒体、自媒体等终端与应用。在新媒体的时代，随着媒介接触硬件成本的不断降低，操作技能的不断普及，民众参与数量不断以数量级规模增长累积，使得我们不得不去认真地寻找民众文化发展动力的来源。众人对于霍加特的批评是源于其对于历史和影响的延续性的忽视，然而如今的我们依然意识到时空断裂性的存在。假如我们站在霍加特20世纪50年代对工人阶级媒介素养的思考之上，会发现其对于明确民众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表现形态、发掘民众与新媒体之间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激发民众的共同情感等方面的重要性。因此，霍加特的媒介素养观念远远超过了工人阶级文化的范畴，将文化与生活方式连接，最终构建起了文化研究的广阔图景。这一观念在英国大众文化席卷时期形成，伴随大众媒体的急遽发展，受到理查德•霍加特媒介素养学说影响的英国是最早开始媒介素养学校教育的国家。如今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特别是新媒体技术和应用的不断发展，人们被深层次地卷入媒介化社会，各种人群越来越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能力。回到霍加特的媒介素养观念并有所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检视网络社会。特别是对于新时代的工人阶级以及其他“信息中下阶层”人口来说，媒介体验、社交生活、职业形态无一不是新的，每个人媒介素养的提升无不要加以重视，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像霍加特一样对现有的媒介素养条件进行全方位的梳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马克•吉布森（MarkGibson）尝试将霍加特的“英国式”的媒介素养观念带到澳大利亚的语境中，虽然他认为英国式的媒介素养观念多少已经沾染了保守主义气息，但是霍加特的工作仍然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可以提醒澳大利亚人克服日益简化和僵化的媒介文化素养。理查德•霍加特的媒介素养学说对于跨越时空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在霍加特的引导之下，我们应该明白其观念核心是大众社会的结构与动力关系。学者邱林川在其《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一书中给出了阶段性的整理。“新工人阶级网络社会的社会实践特别复杂，其理论意义又特别重大”，他希望证明，“新工人群体虽然平时默默无闻，但他们却是中国式网络社会这部大机器里‘无声转动的小小的连接齿轮’”。邱林川用一种民族志的方式研究了网吧和手机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也对“信息中下阶层”中具有代表性的流动者、老与少以及对新工人阶级息息相关的生存之地和生死之时。其中不仅是在折射新的社会形态，同时也是启发我们在加强新闻传播学教育或者在网络传播、科技传播、绿色传播等领域展开媒介素养教育的契机中，在新媒体的视角去审视该如何回到霍加特的媒介素养观念。

作者:施海泉 单位: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