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媒介素养与可持续生计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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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靖、刘卫春 单位：苏州科技学院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农民失去土地是一个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在我国，失地农民在为城市化进程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从农民身份转向市民身份的巨大挑战。某种意义上说，失地农民群体的安置工作及其身份转型关系着城市化的进程与质量。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其重点和难点是如何解决他们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所谓“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1]。从可持续生计的内涵出发，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影响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政策制度的障碍，其二是失地农民自身主体性素质障碍。毋庸置疑，为了切实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政府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工作高度重视，在这方面做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和努力，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按照现行的征地补偿安置政策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失地农民近期的基本生存问题能够解决。但是失地农民主体性素质的欠缺成为制约其可持续生计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表现在相当一部分人缺乏非农产业的从业技能，面对巨大的环境变化与身份转型产生了较大的心理冲突与困惑[2]。

面对失地农民城市化进程中就业难的严峻局面，各级政府都在探索合适的方法来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典型做法就是通过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增强就业能力来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难的问题。我们看到，针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工作，我国各级政府还是相当重视，启动了失地农民培训工程，举办各类有关培训班，为失地农民提供免费培训。然而该项工作的效果却一直不理想。这固然有培训组织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就是这种培训也只能解决短期的问题，不能从更基础的层面解决失地农民身份转型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转换角度，探索如何解决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新途径。[3]

在当今的媒介信息时代，大众媒介对每一个公民生活的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媒介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因此，考察失地农民与媒介的关系，探索如何让失地农民能够“建设性”地享用无处不在的大众传媒，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和身份转型，建立可持续生计，提升其生活质量就成为我们解决问题的崭新视角。[4]

一、失地农民媒介素养与可持续生计的关系

考察失地农民与媒介的关系，则必须引入媒介素养的概念。媒介素养概念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对其概念与内涵的解释存在一些分歧，有学者经过分析认为，媒介素养概念包括三个层面，即能力模式、知识模式和理解模式。但是相比较而言，能力模式的媒介素养概念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因此，基于能力模式，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在1992年提出了媒介素养的定义，即媒介素养指人们面对各种媒介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从更一般意义上的媒介素养内涵来看，媒介素养包含了媒介信息的认知、理解和参与三个层次。从媒介素养的概念与内涵来看，生活在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广大社会公众媒介素养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影响其生活工作的重要基础性因素。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会发现失地农民媒介素养水平与其可持续生计存在密切的关系。

（一）较高的媒介素养有助于失地农民获取更多的非金融性资产

资产在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建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按照惯常的理解，资产往往等同于金融财产（如存款、土地经营权或住房等），但是在可持续生计的框架下，资产还包括个人的知识、技能、社交圈、社会关系和影响其生活相关的决策能力。从这个框架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程度上非金融性资产在失地农民的可持续性生计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对苏州市近郊失地农民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有35.4%、31.2%和12.5%的受访对象选择了以“获取信息”、“娱乐休闲”和“沟通交流”为目的的媒介消费行为；而分别有10.3%、4.6%和6.0%的受访对象选择了以“打发时间”、“学习技能”和“有目的的媒介消费行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上述媒介消费行为无一不是与非金融性资产的获取密切相关的。但是媒介接触状况与媒介消费动机只是提供了失地农民获取非金融性资产的一种渠道或者说是可能，实际获取状况则取决于其自身媒介素养的高低。

（二）媒介可以缓解和调节农民在身份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困惑

“当社会个体或群体背景发生变化时。他们在原有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心理状态就变成为一种心理背景。而在新环境中出现的心理反应首先落在这个心理背景上，这时候，如果新环境中的心理反应同心理背景协调，这个社会个体或群体对新环境就适应．否则就无法适应新环境。”[5]显然，失地农民在由农民转型为市民时，其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往往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惑。受传统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在进入社区后，在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方面仍然注重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使一部分失地农民的眼光变得狭窄，最多只考虑家庭亲属之间的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孤立性特征，难以适应城市社区生活。“土地被剥夺感”“不公正待遇感”“身份认同危机”等等都是外显的表现形式。这些心理困惑的产生，除了环境改变导致的社会心理变化的惯性使然，究其本质，更为重要的恐怕是在新环境下与生活相关的决策能力的缺失。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失地农民除了原有的生活交往圈子之外，接触社会的一个重要渠道便是媒体。失地农民媒介接触动机中居前三位的是“获取信息”、“娱乐休闲”和“沟通交流”。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娱乐休闲还是沟通交流都有助于失地农民认识并面对现实环境，形成乐于变迁的心态，主动参与社会，跟上时代的发展。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如果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也就更容易提升新环境下与生活相关的决策能力，更快地适应变革的社会环境。

（三）媒介素养水平与失地农民就业机会与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谋生能力依然是决定性的部分。虽然谋生能力是一项多因素交织作用的复杂能力，但是其最外在的表现实际上就是就业能力。站在可持续生计的角度，就业能力与个人所拥有的非金融性资产相关，包括知识、技能、社交圈等等，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上述资产的积累往往非一朝一夕所能迅速改变的。而在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直接影响因素中，获取就业信息是重要的一环，也是与媒介最为密切的一环。我们调查发现，很多有较为稳定工作的失地农民都是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介来寻得工作机会的，且这部分农民平时接触的媒介较多，参与度很高。而那些媒介素养较低的农民大多数很少获得相关就业咨询，媒介素养较低。另一方面，改变陈旧的就业观念也是增加就业机会的影响因素。就业观念的改变，一方面固然与实践经验教训的外力作用有关，但更主动的是在对媒介信息的获取与正确合理判断的基础上逐步建立适合个体的就业观念。

媒介对公民的影响毋庸讳言，然而媒介对公民个体的影响并非都是正面的，其负面影响更不容忽视。对于失地农民群体，我们看到了媒介可能对其可持续生计建立的积极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或是机遇与其媒介素养水平密切相关。媒介素养作为一种融一般素养、文化素养及专业素养为一体的综合素养，其中某些成分可能自发形成，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印证了这一点。受访的失地农民并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媒介素养教育，但他们在与媒介的长期接触中已经形成了某些方面的媒介素养能力，可这些自发形成的媒介素养能力尚不足以保证他们能“建设性”地享用媒体以获取更多的非金融性资产，并且提升就业质量。因此，通过某种形式的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失地农民群体媒介素养水平，进而促进其可持续生计的建立就成为我们的现实选择。

二、失地农民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与策略

媒介素养教育作为关乎劳动者生存、发展教育的一项教育内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6]对于失地农民群体，加强其媒介素养教育以促进其可持续生计的建立更是刻不容缓。但是如何开展却需要更多的研究实践。结合失地农民自身的情况，笔者认为提高失地农民媒介素养教育需要通过政府、媒介、失地农民自身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实现预期的目标。

（一）提升失地农民的媒介认知能力

失地农民对大众传媒的认知首先建立在一定的媒介接触频度基础之上，因为受众的媒介接触与使用情况，是其媒介素养的基础。政府在这方面有义务也有责任发挥自己的作用。一方面政府要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策方针的制定方面为包括失地农民群体在内的全体公民创造良好的媒介环境，比如降低有线电视收视费、宽带上网资费等费用为失地农民群体更好的接触媒介创造条件。[7]另一方面，与传统的农民相比，失地农民具有在居住空间上接近或融入城市，且居住比较集中的特点，这就为政府主导，依托社区教育开展媒介扫盲创造了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社区教育中由当地社区组织、高等院校或者新闻机构出师资并合作，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是行之有效的方法。[8]引入媒介素养教育并从技术层面入手，使失地农民掌握必要的媒介与传播学知识，具体内容可以包括：如何理解电视新闻报道、娱乐节目、广告传递的信息；认识电视频道的特点，基本的计算机操作知识，如何浏览网页、聊天、收发电子邮件等；如何使用手机新媒体收发信息、玩游戏等。以帮助失地农民建立对大众传媒的基本认知，提高媒介接触频度，奠定更高层次媒介素养能力的基础。

（二）培养失地农民理解与评价媒介的能力

理解与评价媒介的能力是媒介素养的重要一环。这个层次的能力一方面与农民自身的文化知识水平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媒介组织的作用。公众离不开媒体，即使在需要接受媒介素养教育和培养的过程中也离不开媒体的传播和引导。从严格意义来讲，各类传媒机构和组织的自身品性、思想理念、营销方式和基本主张等也是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层面。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绝大多数媒体都把主要对象和市场集中在城市，虽然整个国家远未实现城市化，但媒体却单独地率先城市化了。农民、农村被媒体边缘化了，失地农民则更是在“夹缝”中无法寻找自己在媒体中的归属。时不时出现在媒体中关于失地农民群体的报道，则往往是对已经形成的失地农民的负面、刻板印象的强化。

因此，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媒体组织更要加强其自身的认知水平、选择能力、价值取向、传播技巧和职业道德等一系列的素养，加强对失地农民受众的深入了解和研究，设身处地地站在失地农民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他们的生存状态。同时，传媒应该调整现有的经营观念、新闻报道理念和方法，形成对弱势群体的有效关照。媒介特别是地方媒介还可以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开设面向失地农民群体的栏目内容，包括提供就业指导，传播健康生活方式等等。如果传媒组织在面对包括失地农民群体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选择性失明”，那么在该群体中就有可能出现“信息沟”，使他们成为信息社会中被遗忘的群体，他们对媒介的理解与评价能力的提升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提升失地农民参与媒介的水平

失地农民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与传播活动的参与是其媒介素养的核心部分。这一层面的能力受限有赖于政府从政策法规上切实维护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话语权，让其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有平等对话的地位，有表达诉求的权利，从机制、制度上逐步消除农民话语权利实现的障碍。[9]同时失地农民自身面对新的生活环境，要建立“是时候要改变了”的思想，打破生活交往过分依赖人际传播的传统，面对媒介信息社会的大环境，积极主动去了解基本的媒介知识，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以平和的心态主动去接近媒介，通过大众传媒来表达自己意见。最终实现借助外力并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媒介素养水平，“建设性”地享用大众媒介的目标。

三、结语

失地农民群体作为一个国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其可持续生计与发展不仅关乎这一群体自身，也关乎城市化的质量和和谐社会的建立。通过加强失地农民媒介素养的培养和教育，提升其在媒介化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能力，进而促进其可持续生计的建立，成为我们解决失地农民社会问题的一个崭新视角。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失地农民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其作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毕其功于一役”，必须从“媒介扫盲”开始，政府、媒介组织和失地农民群体自身多方合力，通过新闻传媒、各级各类培训等形式来组织失地农民进行有关媒介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使其掌握一定的传播和媒介方面的知识，学会科学有效地从媒介中获取和利用信息，建立起必要的防范意识和抵制能力，从而获取更多支撑可持续生计的非金融性资产，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就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