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培育范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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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智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以利维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主义范式分别支配了英国和德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伴随着媒介技术不断发展，人们生存的媒介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媒介生态变得日益复杂和差异化。大众传播并没有如媒介策划者所预期的那样改善弱势人群和边缘群体的生活，并没有有效地推进社会的民主进程，反而扩大了不同社会阶层成员即“拥有者”(haves)与“非拥有者”(have－nots)之间的知识差距———“知识沟”(gapinknowledge)或“数字鸿沟”(digitaldivine)。如果要缩小知识沟，关键在于保障每一个个体接触媒介和使用媒介的均等机会。由此，满足公民对媒介的“近用权”(rightofaccesstomedia)的呼吁高涨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倡导公民媒介近用权的民主参与或社会参与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逐渐超越了传统的保护主义取向，转向以公众媒介参与和自我表达为核心的“赋权”(empow-erment)模式。③

自此，保护性和赋权性相结合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从英国扩散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大众媒介发达的西方民主宪政国家。在西方媒介素养教育史上，无论是前期精英主义的、消极的免疫(保护)模式还是后期带有民粹主义偏向性的、积极的赋权(支持)模式，都是以媒介批判为前提，以服务被剥夺者而追求民主、平等和公正为宗旨的，因而都属于批判主义范式。在西方国家，无论其开展媒介教育实践的初衷如何———如英国旨在抵制大众文化对传统精英文化的侵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旨在抗争美国文化霸权，美国旨在消解媒介中性和暴力的负面影响———这种批判主义范式下的媒介素养教育的终极目标始终在于，“培养更主动和更有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者”④，培养积极利用媒介批评和监督政府、参与社会公益的公民。由此，媒介素养教育本身成为民主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走向功能主义范式

在西方国家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媒介素养”概念和媒介教育实践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传入中国。中国的媒介素养教育首先在中小学展开尝试，进而在大学实施，最后向全社会推广。在当代中国，媒介素养教育不仅针对大、中、小学生，同时也面向包括媒介从业者、企业员工等几乎所有有机会接触媒介的社会人士。中国媒介教育实践的方式大多为传授大众媒介的基本知识，培养利用大众媒介的基本技能。最有中国特色的是政府公务人员尤其是官员及新闻发言人的媒介素养教育。在人们看来，由于官员的社会地位最高，最容易被媒体关注，最需要与媒介沟通，其媒介素养水平显得尤为重要。由此，为生活在日益复杂化的媒介环境中的官员提供媒介素养教育，使之掌握与媒介打交道的技巧就成了一种国家层面上的当务之急。

从近十多年来的媒介教育实践看，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媒介素养”概念的内涵扩展了，甚至发生了变异。由于未能深入反思和批判大众媒介的社会本质，而倾向于技术主义或工具主义地看待媒介，视之为一种价值中立(零负载)的渠道、中介和可自主支配的资源;也不再以对媒介内容作批判性文本解读为内核，而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媒介的正面功能为主旨，由此，“媒介素养”从一种具有批判性的人文教养(cultivation)演变成为一种功能性的社会技能(technique)。与之相应，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主要是在追求传播效果(效率)的功能主义范式支配下展开的。

功能主义范式下的媒介素养教育极有可能使媒介生产盖过媒介批评，从而沦为思想道德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政府对媒介素养教育的两个基本方面———媒介所有和教育内容的垄断和干预无疑会加剧这种倾向性。中国宪法赋予政府以绝对的媒介垄断权和教育干预权。2005年，教育部把全国高校的BBS网站改造成“实名制下的校内交流平台”，把网络改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2006年，团中央、国务院新闻办、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信息产业部、文化部等14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实施中国青少年绿色网络行动切实加强青少年网络文化建设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对有害、敏感信息的屏蔽，净化网络文化环境，建设主流文化培育新型阵地。到后来，“绿色上网行动”发展成“绿坝•花季护航”行动。由政府一家裁定媒介内容是否具有误导性或攻击性的做法难免会使保护主义的媒介素养教育异化成为一种管制主义和剥夺主义。⑤

其实，从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国起步较晚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特殊语境。中国社会缺乏西方媒介教育所具有的追求传播公正的批判语境。对此，曾有学者指出，由于在学理上，中国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一直延续美国的经验功能主义传统，热衷于研究传播效果等具有实用功能的环节，对欧洲批判学派的研究一直不够关注;同时在现实媒介情境中，中国的媒介始终属于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批判性的媒介素养概念似乎不太适应中国媒介的工具性特性。因此，媒介素养及其教育长期未能在传播研究的主流领域获得应有的关注。⑥

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未来:返璞归真

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国社会推广了十余年，但其发生和展开的社会语境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迄今，它基本上仍然处在功能主义范式之下。如果参照西方源头，从根基主义上讲，媒介素养教育传入中国之后似乎就误入了歧途。那么，如何从歧途中走出来?首要的是培育本真的媒介素养教育所必需的民主政治文化土壤。长期以来，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倡导者往往注意到他国媒介素养教育开展的实效，而忽视了媒介素养教育须有相应的本土政治文化支撑。⑦

因为媒介素养教育天生具有一种反思、质疑和批判权力和资本的基因。“对于媒介素养教育来说，媒介所有权和控制权是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我们应当关注这样一种现实:向我们提供视听阅读资源的媒介由相对少数的个人所操持和控制。”⑧权力和资本是媒介背后的两大操控力量，权力希望按自身意志借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资本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市场逻辑，为吸引“眼球”而要求媒介媚俗。而且，权力和资本往往“合谋”共同宰制媒介，把受众沦为臣民或消费者。这不仅是西方媒介的社会语境，也是当代中国媒介的社会语境。

为此，应该培育一种能够揭露和消解这种压迫性媒介语境的民主政治文化，营造一种民主、平等而自由的社会氛围，从而获得媒介素养教育的有效途径:“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应该让其社会的每个成员对自己面前的各种文本如书籍、绘画作品、电视节目等拥有自己的解读。如果这些文本是由牧师、富豪或社团受益者向他们进行解读，换句话说，就是别人告诉他们应如何解读，该怎么思考，那么，他们就不是生活在真正的民主社会里。”⑨

从根本上说，只有在一种民主的情境下，才能促使我们的社会对媒介素养教育产生一种天然的内生性诉求———而不是忌惮和抵制，进而为媒介素养教育提供其所需的批判主义范式。否则，在一个缺乏民主政治文化的社会里，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只能寄望于政府一时的英明和开明了。

当然，我们不是“媒介素养”的原教旨主义者，并不苛求原封不动地保持着概念的原初内涵，也不奢求回到利维斯时代去。但面对一个民主、自由诉求日益高涨的媒介化社会，这种返璞归真的立场和态度恰恰是发展主义的，对未来中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来说，它所蕴含和预示的应该说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