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繁花》的民间性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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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繁花》是金宇澄201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以沪生、阿宝和小毛三人的经历为主线，主要讲述了上世纪时期和八十到九十年代这两个时间段上海市民的日常故事。本文将从《繁花》文学生产的民间性、叙事内容的民间性以及叙事话语的民间性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探究《繁花》的产生、内容和语言所体现出来的民间性以及作者的民间写作立场，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这本城市文化小说。

关键词：金宇澄；《繁花》；民间性

《繁花》是一部描述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以沪生、阿宝和小毛为主人公从少年到中年的经历，展现被时代洪流包裹着的小人物在上海这个城市中自我挣扎的命运，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置于转瞬即变的时代风云之中，呈现出一派沪上市民生活风貌。作者金宇澄，生于上海长于上海，透过全篇沪语腔调，以上海市民阶层为书写对象，将自己融入普通市民生活之中一一展示上海凡世俗事，从而展露出民间生活的本真面目。“民间”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由陈思和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在《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一文中，陈思和指出：“民间具备以下特点：一，民间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三，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王光东先生在此基础上对民间价值立场作了补充，他认为：“知识分子理解和艺术地把握民间的思路不外乎有两方面：一是知识分子从‘民间’外部向‘民间’的内部进入，在这种进入的过程中，民间文化形态总是与知识分子已有的价值系统发生碰撞，在碰撞过程中呈现出对民间文化形态的理解；二是知识分子把自己置于民间之中，从民间内部发现民间的意义……在价值趋向上更多地认同民间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生存伦理和道德法则，因此在精神上与民间处于同一种文化空间中。”[1]而第二种知识分子发现民间意义的方式正是本文中所要探讨的民间性内容。因此，通过对以上有关“民间”理论的阐释和分析，可以得出“民间性”有两方面含义，其一是指一个未受国家政治权力控制的自由自在且藏污纳垢的民间世界，包含了日常世俗生活、民风习俗传统等，其二指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自觉站在群众立场上，以普通大众的视角和心理来描写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在《繁花》中，作者以民间视角展现不同时代下上海人民的日常生活，从而展示了一个原汁原味的民间世界。

一.《繁花》文学生产的民间性

《繁花》的大部分初稿最开始形成于网络，其网络化的生产机制是它与传统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从2011年5月10日开始，作者金宇澄以“独上阁楼”的网名在上海弄堂网的“文字域”论坛上开始章节的连载。弄堂网是一个极为小众的上海地方性网站，定位为“上海人讲自家身边的故事”[2]。由于“弄堂网”受众多为上海人，他们对以上海生活为主题的当时还未成形的《繁花》的创作兴致勃勃，并在网络跟帖中不时发表自己对于上海文化的理解。如第五回的故事情节主要是腻先生在同水产摊贩主陶陶交谈过程中，一个三十上下的女子来买蟹，挑挑拣拣后又犹豫不决。网民“一氧化二氢”跟帖：“看阁楼爷叔此段，倒想起沪语中‘蟹’之一词别有用意———老蟹，妇人老而猾之称也，其有年未老而手段老猾者，亦适用之，如江北所谓老口，京师所谓老手之类是也。特沪语之所谓老蟹，专适用于阴性，竟以为蟹状女也。‘女人看大闸蟹跟看男人，是一样的眼神。’———倒不如说，跟男人看女人，是一样眼神。”于是“独上阁楼”回复：“大闸蟹确是女人顶喜欢的东西，伊拉看到了，不管生还是熟的，眼神就很柔和，既期待，馋痨，也有点贪，因为价格，所以也有怀疑和警惕……加之，大闸蟹一般是男人所拥有的物质，因此看蟹和看男人，陶陶发现了这方面特点……”一来一往的对话由大闸蟹谈到上海女人的特性，这是作者与网民对于上海文化的共同探讨。于是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繁花》出行本中，作者针对“蟹”又添加了一些事件和细节，增加了陶陶因为帮客户送蟹到一名女性家而与其发生婚外情的情节，更突出了“蟹”与女人相关联的和男人之间的暧昧情愫。这便是由于网民跟帖补充关于“蟹”所蕴含的情感而对作者产生启示、从而增添更改情节的典例。除了关于城市文化的讨论外，网民还对人物形象、情节设置、章节写法等方面踊跃提出意见，如连载第十二回时，网民针对行文是否分行展开了热切的讨论，有的网民认为分行看起来清爽，有的认为不分行好，作者对此回应“章回写法，浓聚味道，分行对话，剧本气就出来了，也散了”，在出行本中依旧保留了不分行的行文方式。这种网民跟帖、作者回复的讨论互动模式不时在连载过程中出现。网民作为读者，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最广大上海市民的心理，其与作者之间的密切交流传递了来自民间内部大众的意见，并直接显著地影响着作者的创作过程，而作者的创作也并非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而是完全“接地气”地融入进大众生活，以平民心理叙写上海故事，因此，《繁花》的文学生产过程具有民间性。

二.《繁花》叙事内容的民间性

《繁花》展示了上海这个繁华城市几十年的变迁，写到了大量专属上海记忆的民俗旧习。作者将注意力从传统的时代共名内容写作转移到市民社会的人情往来中来，人际关系成为作者最津津乐道之事，家长里短、纸短情长，都在吴侬沪语的细碎闲语中缓缓流出，铺绘出一幅上海民间生活的浓丽画卷。上海既是审美对象，又是叙事空间。当时上海作为弹丸之地，居民住宅面积狭小，隐私空间受到压迫，人与人之间关系因此发生变形而变得微妙。七十年代小毛家的住处曹杨新村，由五十年代苏联专家设计的两层砖木结构住宅，每个门牌十户人家，人称“两万户”，作者这样描述：“‘两万户’到处是人，走廊，灶披间，厕所，房前窗后，每天大人小人，从早到夜，楼上楼下，人声不断。木拖板声音，吵相骂，打小囡，骂老公，无线电声音，拉胡琴，吹笛子，唱江淮戏，京戏，本滩，咳嗽吐老痰，量米烧饭炒小菜……痰盂罐拉来拉去，倒脚盆，拎铅桶，拖地板，马桶间门砰一记关上，砰一记又一记。”[3]短短几行字，鲜活写出当时上海市民生活空间之逼仄。这是对七十年代上海民众生存空间的真实描写。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无限压缩，才有可能发生极端的人际交往故事。于是，三楼小毛与二楼银凤的私情潜滋暗长，狭小的居住空间和提防邻里的警惕心使得这桩婚外情危险又迷人，然而二楼爷叔长期的窥视和告密最终迫使小毛母亲带着匆匆忙忙搬离，最后银凤丈夫理解了妻子独守空房的空虚，银凤回归为人妻的身份，小毛搬家结婚，各人生活在激起一些波澜之后又回归平静。这不过是对于民间世态最真实的摹写，也是对民间世界藏污纳垢的真实反映。“荡马路”是江浙沪一带特有方言，意指饭后茶余朋友们结伴一起到马路上闲逛，这是上海市民休闲、朋友相聚、男女恋爱的主要活动方式之一。沪生和两个同学放学后“荡马路”经过一位“香港小姐”家，同学假扮红卫兵想调戏“香港小姐”却反被轻视，一怒之下同学造谣“香港小姐”破坏引来了真正的红卫兵抄家队伍，于是“香港小姐”家中所有物品被扔到马路，本人衣冠不整地坐在马路上任人拿剪刀剪自己的旗袍，沪生和同学也照模学样一人剪一刀，完了之后仿若无事一样继续“荡马路”去了。由“荡马路”引出一系列事端，描写出“”乱象，普通人的尊严和隐私受到践踏，而人性也逐渐沦丧在畸形的社会风气里。文章转到九十年代，都市青年聚会饭后少不了“荡马路”这项活动，汪小姐、宏庆夫妇与梅瑞、康总到余杭乡下游玩，衣着光鲜的上海男女四人到田间漫步，其间汪小姐和宏庆藏到稻草垛里野合，梅瑞和已婚的康总闲谈间渐生情愫，由此开始了后续发展的婚外恋情，“荡马路”为都市男女提供了一个暧昧的空间，不仅是茶余饭后的休闲活动，也是流言蜚语的滋生之处。中国式饭局向来是人情利益涌动的最佳场所，众多隐秘的私情或不为人知的真相于是在觥筹交错间浮出水面，这也是典型的民间一景。《繁花》中从七十年代的家庭聚餐写到九十年代的饭店聚会上海人对于吃食的精致追求既是个人需要，也是招待客人的礼数。三年困难时期，阿宝大伯到阿宝家蹭饭，在饭桌上仍大谈特谈中餐名堂：虾籽蹄筋，要炖到像豆腐一样，荷叶粉蒸肉，要用上好五花肉切块加料腌透，浑身滚满炒得喷香糯米粉，荷叶裹紧，上笼蒸透，以及按宁波人说法，“下饭无膏，饭吃饱”，因此要拿紫菜蛋羹下饭。家常饭尚是如此，商贾聚餐更是奢靡。九十年代一次酒宴，大家说说笑笑，细细讲着林太遇鬼的经历，气氛一片和睦。却不料徐总的秘书苏安突然闯入，在众人面前宣告汪小姐因与徐总的常熟之约已怀孕两个月有余，必须立即打胎，唬得众人不欢而散。不过几月，梅瑞又在老地方开大型恳谈会，摆了三桌酒，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悉数到场，更有冤家仇家的直接交谈，对话夹枪带棒，精彩纷呈，章节之前预埋的几条线索，统统在这场酒宴上有了结果。《繁花》中的中国式饭局包含着上海对美食高要求的精致传统，而人际关系的联结或松动往往由一次或几次饭局决定。重点从来不在于吃饭本身，而在于人情往来。

三.《繁花》叙事话语的民间性

《繁花》通篇以改良式的上海官话写作，却并非全用地方性沪语，而是加以改良，使方言并没有成为阅读屏障。因为上海是丰富的，包容的，注意力不应单单放在方言上，更应挖掘的方言发展至今所携带的文化价值以及历史底蕴，在这里，方言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在《繁花》中不单有上海人，还有北方人，香港人，各地人口聚集在上海，交流自然须用一种大家都能领会的语言，于是小说中有了带有上海口音的南方方言和全国通行的普通话，各类民间语言的展示构成了真实的市民世界。《繁花》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密密麻麻的人物对话。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基本上都为小短句，并且省去传统行文中表示引用人物语言的双引号，统统以简洁的逗号和句号替代，这样略去了第三者复述的引用感，使得叙述者接近于隐形，姿态放低，难以以旁观者视角发表言论和看法。作者站在民间立场，将普通市民生活最平凡的一面平平铺展开来给读者看，任凭读者揣测，从而得以自由写出最真实的生活常态。例如小说讲到一个洗衣服的女人晚上12点就拿着一大包衣服跟到小毛家去洗，洗到早上五点钟离开，她为什么要大半夜洗衣服？在哪里晾干？这些问题，小毛不问。为什么不问？读者疑惑。为什么小毛任凭她洗衣服？作者不说。当时身为单身汉的小毛也许能与这女人发生无限可能，但最后无疾而终。这也符合城市生活常态。哪来那么多对陌生人的追根究底呢？人人不过是过着自己的小日子而已，选择介入别人人生是疲惫的，是需要勇气的。这种类似于新写实小说写法的零度叙事，人物之间的可能性和人物心理全由读者自行猜测和判断。在后记中，金宇澄称自己“‘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口语铺陈，意气渐平”[4]。故事和小说的分野，实际上是柄谷行人所谓的“内面的人”出现———也即作为孤独个体的现代人的诞生。[5]而正因为作者自诩为“讲故事的人”，可以看到在作品中他几乎放弃了对人物内心世界深度的开掘，所有人物心理的独白，统统以“不响”一词带过，于是《繁花》中竟出现了1300余次“不响”。由题记中的“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到人物对话时其中一方经常性的“不响”，如写到小毛、兰兰和大妹妹一齐到银凤家中听唱机，“两人轰隆隆跑下楼梯。小毛不响。银凤说，小娘皮，楼梯要踏穿了。小毛不响。银凤收了电唱机，说，小毛，下去帮我泡热水。小毛不响。银凤说，下去呀。”短短几句对话，写到小毛三次“不响”，小毛与银凤两人若有若无的暧昧情愫已从对话间铺展开来，但由于“不响”的阻隔，读者无从得知小毛的心理活动，作者也无意费力试探人物的内心所想，拒绝了对内心活动的追问，使人物看起来模糊甚至麻木，对人物心理的探索和性格的分析悉数交由读者完成。金宇澄这样评价自己：“我没有当作家的念头，一直在很低的位置上，是想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诉大家而已。”[6]作者确实做到了将自己置身于民间世界中，隐藏本身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目的，而尽心尽力地还原一个真实的民间世界。民众的心声由民众的语言来传达，普通大众的市井日常生活得到最大程度的还原。作者站在民间价值立场来叙写这些如繁花般千头万绪的上海故事，使读者能够穿过重重阻隔，倾听最真实的来自民间的声音。

参考文献

[1]陈思和：《论“民间的浮沉”》[J].当代作家评论,1994(02):124.

[2]陈思和：《民间的还原———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J].《文艺争鸣》,1994(01):53-61.

[3]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J].《中国社会科学》,2003(06):162-174+209.

[4]陈建华：《世俗的凯旋读金宇澄<繁花>》[J].《上海文化》,2013(07):15-28.

[5]曾军：《地方性的生产:<繁花>的上海叙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3(06):110-119.

[6]金宇澄：《<繁花>创作谈》[J].《小说评论》,2017(03):76-85.

[7]金宇澄：《唇齿间的上海》，《上海采风》，2013年01期

作者:毛海琳 单位:中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