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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具有时空塑形力,表达手段综合、多样。不同于建筑、雕塑等艺术门类对于空间的塑造特性,也不同于文学、音乐在时间的点阵排布上的自由灵动,电影是直观、形象类艺术表达的综合,也是抽象、思辨类艺术表达的集合。电影既然是一门具有复杂特性和多样魅力的综合艺术,其自身便也承担着超越传统艺术的社会责任。而电影在成为社会人文观照的发声筒的过程中,也承受着在不同的既定语境体系主导下所无法言说的无奈。电影为众生发声,而谁为电影发声?在新媒体发展势头迅猛的今天,我们应该寻找和依靠什么力量来避免电影走向如戏剧艺术一般的式微?当代电影人和电影研究者又应该付出怎样的努力推动电影的良性发展?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关键词:电影本质;历史责任;发展动力
1电影的本质是艺术
“对于爱因汉姆来说,电影尚须证明自己是一门艺术;对于克拉考尔来说,电影只须证明自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而对于麦茨来说,这些都不需要证明,只要指出什么样的作品是有艺术性的就够了。”[1]自1895年电影诞生,至今电影艺术的发展谱系与脉络仅百余年,相比其他的传统艺术形态较短。自20世纪20年代初,全球电影(工)业的舵头——美国电影(工)业诞生以来,电影业的成长历程不足百年,相比其他传统经营模式较短。自1948年法国巴黎大学成立电影学研究以来,相比其他传统专业学科,电影学仍是一门较年轻的学科。其年轻于戏剧文学,年长于广播电视。但无论扮演着何种角色,电影本身及其本质终究是艺术的。“电影作为时空艺术不只是一个种类的划分,时空结构具有电影艺术本体的核心意义。”[2]当下称王称霸的网络新媒体,实属艺术传播的新手段、新载体,而并非艺术本身,这也是Netflix作为影视艺术传播平台和影视艺术制造源头两种属性共融体的巨大争议所在。谈及电影的属性,必绕不开关于电影的类型划分问题。我们甚至可以从商业片与艺术片的类型关系,侧面解读电影的本质属性。在许多人看来,“艺术”与“商业”犹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然而,商业片诚然不失为一种商品,一种市场规则引导下的文化产品,但其自身却是带有艺术品属性的商品。其所贵为商品价值的部分,正是基于电影创作者在之中所凝聚的无差别的艺术创造(劳动价值)和思想情感输出(附加值)。正如一部畅销市场的类型小说,既属于商品,具有市场价值,也属于艺术品,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只不过评判其艺术价值含量高低的标准不同而已。例如,一部畅销的言情小说,或一部大卖的青春爱情片,按照专业人士严格的艺术审美眼光来看,或许会“流行有余,格局不足”。这里的流行指其成功的受众市场回馈,格局指其相对薄弱的思想内涵输出。但只要它完成了一部电影作为艺术品那一部分的基础性要求,这部商业片便还是能够被称为一部合格的电影。商业片不一定都能达到艺术片一样的艺术造诣,却其同样是一件艺术品。优秀的商业类型片尤其如此。比如:2019年上映的《少年的你》,这部青春题材类型片有其明确的青少年受众定位,标准的商品化属性,同时也具有一定深度的对社会现象的讨论与思考,其关于校园暴力、法理与人情、社会阶级等话题的探讨和态度都获得了业界的普遍认可。其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完成了电影作为艺术所拥有的内在要求——思想价值的输出。这便是票房与口碑双赢的案例。商业片类型化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中不同类型的消费需求,拓展更多的电影艺术创作方向。而艺术与商业相结合的实践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此——既满足了消费者市场不断提高的观影要求和类型期待,也完成与守护了电影先决属性的要求和原则。这既是对艺术内容的大胆尝试与创新,也是在最大程度地吸引不同类型的观影群体,进而寻求艺术创作与市场竞争的双赢局面。很多时候,艺术与商业并不完全冲突。艺术追求质量,商业追求利润保证后的质量,路径虽异却殊途同归。所以,电影首先作为艺术,其艺术属性可以兼容甚至包裹其商品属性,这也是电影的独特魅力所在。
2电影作为艺术的责任与现状
首先,对于电影自身而言,既能进行个体艺术情感的表达,也能通过一定的内容和手段映照社会现实。作为传播媒介,既能上传民意民声,又能下达国家意志,同时具有抒发言表和宣传教化两种同质而异向的功能。然而,电影作为艺术形态和传播媒介,其自身所附带的社会责任与义务是通过电影创作者、电影研究者、电影教育者、电影体制监管者等社会多方角色共同作用、共同配合,从而完成与实现的。所以,电影作为艺术的责任,实际上就是所有电影人的责任,即是由与电影相关的所有从业者共同参与承担、完成的。
2.1创作者
理想与现实其实并不矛盾,甚至可以兼顾。关键在于如何在严格保证质量的前提条件下,合理地通过制作成本最小化与有效产出最大化,来获得口碑与票房双赢的崭新格局。这意味着适当的妥协和必要的坚持同样重要。从《我不是药神》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希望与可能,一种建立在差异化、选择性表述上的巧妙处理——现有的体系固然是难以撼动的,但“带着镣铐起舞”在某种意义上,比选择与“镣铐”一起“同归于尽”的“殉道”来得更有智慧、更有韧性。为众生发声,是现实主义创作者们的理想与信仰,可但凡触及现实题材,创作者们应该考虑的因素,当然不仅仅局限在内容创作本身。而如何让自己的作品顺利面世,让更多国内观众看到,这其中,对于指代方和归因方的细节处理、分寸拿捏便尤其重要。可以看到《我不是药神》在结局的处理上无疑是重拿轻放的,这也是为不少人所诟病的部分。个人认为,不是创作者能力有限、造诣尚浅,而是妥协的艺术。就目前来看,诸如《嘉年华》《地久天长》《过春天》等点到为止或欲言又止的结局确实可以避免“心血耗尽”“胎死腹中”的命运,如此权衡也实属无奈。中国的第六代导演们,何尝不是这样的过来人?有“勇”如娄烨,就有“棱角岁月磨”的王小帅。“从处女作到《地久天长》,见证了王小帅导演的成长。如果说王小帅早期的电影类似‘青春残酷物语’,那么《地久天长》则像叶芝‘当你老了’……时隔多年,王小帅在《地久天长》中的表达也更成熟、包容、推己及人了”[3]。还有吃一堑长一智,且堪低吟且放歌的贾樟柯。也许能屈能伸不失为上策,传声筒首先得学会适者生存,才能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中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光亮。成熟的电影人会用更圆融、更全面的态度对待自己将要着手的题材。在规则与自由之间,寻求理性筛选与感性表达的平衡点。
2.2“剪刀手”
相对于黄色暴力内容的冠冕堂皇的“裁决”,剪刀手对于“不可抗力”“技术原因”等内容的“裁决”则显得更加耐人寻味。若剪刀手一方话语权过重,则将导致创作者一方的表达空间与话语权限相应缩水,长期以往,定然不利于电影业的健康均衡发展。剪刀手的话语权也是来自现行制度的赋予,所以只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改革,才能确保剪刀手履行的职责和义务都在正常的可控范围内,而不是一锤定音、“一句话拍板”。只有用制度来监督制度,用权力来约束权力,最终的结果才有可能是理性的、服众的。“从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构成方面来看,应让尽可能多的代表进入委员会。为保证审查符合法定程序,就需要吸纳律师代表加入电影审查委员会。如此可一定程度减轻电影审查的主观性因素,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实现多元利益的相对平衡”[4]。
2.3学者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在戏剧、电影等艺术学科的教育普及程度和人均艺术鉴赏素养等方面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而“现代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5]这也与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不谋而合,电影、戏剧教育本身也属于广义的美育范畴。对于电影教育的基础普及而言,可选择性地参考来自美国《国家艺术教育标准》的部分条例。其中,“分设难度等级”或许是可行的方法。我们可以分设初、中、高三档,各档各级规定具体的教学内容与应知应会的详细标准,这一标准应涵盖:学科教育的基础要求,以及综合性运用其他艺术门类(舞蹈、音乐、美术等)与本学科专业进行有机联系的能力。如此可实现艺术学科的关联互通,既有利于电影学科基础教育体系的扎实构建,也有利于拓展教育教学所覆盖的受众范围。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学生对于电影艺术的理论认知和实践能力需要从小培养。这一学科思维的建立并非只属于高等教育阶段的任务,而是应该从基础教育开始。初级的理论认知,可以借助图文解说的方式体现在中小学教材中,将基本的电影入门知识和学科背景通过丰富的故事化叙述代入其中,既增加了趣味性,又便于理解。初级的实践操作能力,与课堂展示(包括课堂观影、课堂分享、课后讨论等环节)和课外自主实践密不可分。中小学校可鼓励学生自主建立兴趣社团,以定期组织经典电影桥段的模仿性表演和课后问题的延伸讨论来支撑电影基础教育的实践。电影教育基础普及阶段的任务,重在寓教于乐式的实践体验,例如:通过沉浸式的情节排演,更直观立体地培养青少年对电影艺术的兴趣探索,使其切身体会到电影的魅力,进而建立起长远的艺术目标与追求。学者的责任与作用,是尽可能多地进行广泛的电影教育宣传与知识普及。学者本身已经具备了学科的专业权威性,这将使得社会公益性的电影教育宣传与电影学科知识普及更有效率,质量更高。电影学者们也可以定期举办电影相关的公开课或讲座、电影分享会等。虽然国民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在提升大众艺术鉴赏能力方面)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短时间内或许收效甚微,但长远来看,确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
3推动电影发展的主力军
电影艺术的发展,需要依靠科技的进步——电影技术的革新,其对电影工业的硬件设施进行更新换代,促进技术生产力层面的转型升级。但需明确的是,电影技术终究是辅助完成电影内容表达的工具之一,电影艺术的核心仍然是内容至上的。技术的发展带来创作理念的革新,但电影科技永远无法取代电影艺术的具体内容成为电影本身。为推动电影的发展,我们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依靠制度的优化、改革、完善与激励机制(审查制度、生产监管制度等),对电影产业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引导、监督,促进内容生产力的提升与创新。电影教育的基础普及与专业深化,为电影创作、产业链等环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资源。重视电影专业的宣传教育、学科建设,是提升国民综合素养、艺术审美鉴赏能力的长远大计。电影艺术的理论与批评,也从另一个侧面给予当下的电影创作者、电影专业的学者等不同角度的反思、启发和借鉴,理论批评的良性作用力也将通过双方交互的良性反馈体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现代网络媒体与终端平台的技术发展,诸如豆瓣、烂番茄等线上评分网站的普及与应用,使得“大众评价”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强,从而参与到了广义上的电影理论批评环节中。其优点是:观影与创作双方的反馈互动的实时性增强了,从实时评分的应用操作可以体现出来。而缺点是:观众的观影层次、鉴赏能力、专业知识等方面参差不齐,参与口碑评价的科学性降低了,主观性增强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对某一部或某一类电影产生相对不公的舆论误导,不利于社会大众对电影本身的独立鉴赏与思考。制片方、创作者或将面临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如经济压力的增加(因不甚公正的口碑评价而导致的票房亏损等)。长此以往,也不利于创作者的积极性与自由表达。所以,优化和改善大众在参与电影评分机制中的结构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本土影视评分网站,如豆瓣、时光网等平台,均尚未建立严格、清晰的评价机制,即未对参与评分的用户与内容进行结构性管理。首先,应对专业影评人和专业电影人士进行严格的身份认证,将影视专业用户与普通用户进行明确区分,并在评分与评论区进行认证显示。如此一来,一部电影的评价版块就分为了大众评分区和专业评分区,这样既尊重了大众对影视评价的话语权(全面性),也保护了影视作品在专业评论领域的科学性。这对影视评价的全面性、专业性、公正性等方面都将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效果。电影作为艺术,开始深刻地参与到当代人文社会的思想交流与群体沟通、跨领域对话等环节,这是电影艺术的功能,也是电影人的良知与责任。而要想利用好、保护好电影的“传声筒”功能,光靠电影创作者的自觉与自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电影产(工)业链、电影教育工作者、电影理论与批评界以及电影审查方面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4结语
我国在大国崛起的历程中奋力跋涉,在科技创新、经济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建设真正的综合实力强国,不仅要经济崛起、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条件,更要重视和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正如陈登原先生所言:“江海不辞细流,故成其大。泰山不让寸土,故成其高。观于吾国文化之大而且高若此,则使国民得以恢复民族之自信力者,必有在矣。”[6]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古老而永恒的命题。现代人文社会的发展,步履不停;时代与文化的关系,常辩常新。如何通过自觉与自省达到真正的自信,又如何通过自信来推动崭新的文化格局?这是值得每位国人思考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也是电影作为艺术的责任与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1]郑雅玲.文艺知识小百科[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7.
[2]周清平.电影作为时空艺术——海德格尔哲学的电影本体意义阐释[J].当代电影,2016(4):56-60.
[3]刘宇清.《地久天长》:命运的悲歌与叹息[J].电影新作,2019(2):84-87.
[4]曹怡平.从剪刀手到守夜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03.
[5]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412.
[6]陈登原.中国文化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948.
作者:胡芷语 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