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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用性与审美价值的统一
民间美术是艺术与生活的零距离接触点,以最原始、最朴素的方式从生活中诞生,在实践中完善,而形成独特的美术形式。人类最初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生存,因而民间美术的主流多带有实用性。在实用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了审美,使之既能满足实用的物质需求,又能满足审美的精神需求。实用美术的客观规律是实用与美的辩证统一,两者结合得越巧妙,越能加强物品的实用性和艺术性。中国民间美术,始终遵循着实用与审美紧密结合的创作原则。张道一先生在论述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时曾指出,民间艺术是同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就其主流来说,多带有实用性,既保持本原文化的特点,又是本原的,虽然有一部分也带有“纯艺术”的特点,但仍距其实用性不远。民间美术的作者是人民群众和民间匠师,其中绝大多数民间美术品是他们在劳动生产的业余时间制作的,或作为副业生产,又主要为自己使用、欣赏,因此表现了他们的心理、愿望、信仰和道德观念。民间美术和民俗活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伴随民俗活动而发展的。在民间的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生子祝寿、迎神赛会等活动中,民间美术创作也最为活跃。由于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在地理条件、风俗、感情、气质等方面互有差异,又在民间美术中形成了丰富的品类和多彩的风格,这些美术品有的供生活使用(如灯具、食器、家具),有的用于装饰和美化环境(如年画、窗花),具有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统一的特点。器物(图一)要在适应人的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利用造型、色彩等创造性组合,造成形式美,让使用者得到美的享受。无论如何,造物过程中,不能因加强审美功能而减弱器物的实用性。民间美术作品,通常以日常使用的居多,或是结合着婚嫁喜事和传统的节令风俗。它的主体以歌颂生活为主,在形式上表现出强烈的装饰性。在民间美术作品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是怎样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
二、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统一
中国56个民族汇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这些艺术承载着一个民族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域、民族、经济条件、生活环境和文化基础的不同,使民间美术的品种和风格十分丰富。比如,黄河流域的民间美术风格总体上是古朴、强烈、粗犷、豪放和深厚,长江流域的民间美术风格则是细微、优美和精巧。但在总体风格中不同地区又有不同的特色。再如年画,晋南、武强、潍坊、朱仙镇(图二)、凤翔的年画,虽在造型和用色上各有一些特色,但基本上属于北方年画的风格。苏州的桃花坞年画便是江浙风格。福建的漳州、泉州,广东佛山的年画(图三),则属于东南沿海的风格。四川的绵松梁平,夹江的年画又属于西南风格,湖北地区的年画既受到四川的影响又受到北方的影响。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地处北方的大商埠,服务对象多是京津市民,也为宫廷服务,又因很多著名画家为他们起稿、构图和刻工精细,使风格上工巧多于质朴。从小小的剪纸上,也可以看到这种特点,福建漳浦风格较精细,接近唐宋时期铜镜纹样的风格。福州东北山区的柘荣风格则古拙、粗犷,接近我国北方的风格。有的地区因出现了大家公认的民间美术高手,或文人也参加了民间美术的创作,附近地区都跟着学,使形成了很多文化圈。河北省蔚县南张庄出现了著名民间剪纸艺术家王老赏,在他的传授和影响下,河北的蔚县,山西的广灵、灵邱、繁峙等地刻制染彩剪纸便很盛行,形成了彩剪纸的文化圈。地域性和民族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还存在着融合性和变异性。由于历史上民族多次大迁移和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自然将此地的文化带到彼地,形成文化上的相当影响。居住在云贵地区的汉族,因为与当地民族杂居,他们服饰的艺术风格便产生了很大变化;邻近的少数民族也吸收了汉民族的装饰纹样。元代忽必烈远征云南时,留居数万蒙古族后裔,不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在服装艺术上也吸收了当地彝族服饰的某些形式和风格,与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族完全不同。福建省古代属于闽越,有自己特有的文化,五代后中原很多人到福建逃避战乱,把中原的文化也带去了,与闽越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所谓“东海邹鲁”。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和影响,也会在民间艺术风格上产生变异。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社会观念形态的变化,也促成了民间艺术题材、形式、内涵等方面的变异。
三、创作的随意性和原发性的统一
中国的民间美术不同于西方模拟自然物象的造型体系,也不同于中国文人画的体系。民间美术从理性观念出发运用意象造型手段进行创作,这使作品在物象的准确性、色彩、时空、解剖、透视等方面出现某些“不合理性”,也正是这种“不合理性”形成了民间美术的特点,从而显示出民间美术创作的随意性。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民间美术作品,以日常使用的居多,相当一部分不是为了出卖,不带有商品性,既不受货者的约束,也不刻意去迎合别人的爱好,制作者是为了美化自身、美化物品和美化生活环境,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直观感受、审美习惯,无拘无束地、坦诚地制作出自己喜爱的生活艺术品,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与赞美,对亲人、子女的无限爱心与情感,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祈求与憧憬。中国民间美术的造型和装饰,一般不考虑所表现对象的生理和物体的科学属性,而以自己心中之意念意象,即以“心”的幻觉去补充“眼”的不及,将所表现对象都赋予传统所规定的观念,加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不受透视学、解剖学限制的再创造。正如一位剪纸能手看了美术院校师生的作品后所说的“你们讲的是讲理的艺术,俺们是不讲理的艺术,我爱剪啥就剪啥,看不到的东西只要心里有就可以剪出来。”因而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是自发的、随意的,是概念的表现,或是规整的概括,或装饰的均衡,或模糊的抽象,或大胆的夸张,只要他们认为好看的、美的,都是合情合理的,这是一种可贵的自我主体意识。我们都知道,艺术表现不是宣传画,要服从一个主题的需要,而是需要有“我”自己的东西,要避免模仿,提倡创造。而要做到这一点,创作者就必须尊重自我心灵的要求,自觉地按照自我理想重新安排外部世界的现实秩序,赋予它们某种新的存在形式,这才是一种高境界的审美态度,而民间艺人们自发和随意的创作态度恰巧符合这一点。从民间美术的存在形态来看,具有与现实生活重合的性质,张道一称其为“原发性”。民间美术的原发性不仅在于民间美术的生产是自发的,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广大民众对生活的直接需要,而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审美创造活动。民间艺人在创作民间美术时,既不炫耀技巧,也不矫揉造作,凭着自己的智慧和生产技能进行创作,带有很大成分的生活原型特点,它远比其他艺术更贴近现实生活。在内容上,它往往贴近于生产和日常生活情景;在形式上,一般不做过多的雕琢、修饰,保持着清新、质朴的原发性。在现代社会,虽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工业化生产的进程,使得不少民间美术被人为淘汰,然而民间美术的原发性特点仍然存在。因此,越是具有广泛群体性的民间美术门类,就越能反映中国本原文化的内涵与艺术形态。
四、色彩的装饰性与象征性的统一
色彩作为中国民间美术的重要构成要素,不仅诉之于受众的视知觉,同时还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环境的制约,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中国民间美术作品色彩浓烈的装饰性与表现性是鲜明与突出的,这源于其色彩追求不以写真、复杂为目标,更没有西画中微妙的色彩变化,而主要是由带有几何形鲜明色块的点、线、面构成,强调色彩的对称、平衡、对比及和谐等艺术效果,往往敷色单纯,对比强烈,如我们常见的刺绣、布艺、儿童玩具等,一般都是在大红大绿、大青大紫的底色上绣织、印染上黑白对比鲜明、色泽对比强烈的几何化色块图案,极具强烈的色彩冲击力与跃动感。如苗族服装的装饰图案(图四)及一些生活、文化与宗教活动等的绘画、图案,其用色极其艳丽浓烈,对比十分鲜明,一般都是用大红大绿、大青大紫的生色来表现物象,有的还施以纯白与纯黑、纯黄与纯青等的颜色勾线,形成强烈的装饰性与表现性,把苗族人民的淳朴、善良、勤劳与天真及对美好生活向往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民间的泥玩具,先用白色打底,然后表面涂上彩绘,色彩艳丽,线条简拙,用笔粗犷奔放,极富装饰与表现意味即是典型的代表。民间美术要诀说:“红要红得鲜,绿要绿得娇,白要白得净”,“红间黄、喜煞娘”,“红搭绿、一块玉”、“红红绿绿,图个吉利”等。又如杨柳青年画的创作总诀为:金人物,玉花卉,模糊不尽是山水;富道释,穷判官,辉煌耀眼是神仙;灵美人,呆番夷,凶颜恶面是鬼卒;活虫鱼,死蔬果,天宫玉阙是宫室;彩走兽,墨竹兰,朱黑二色画蝠判。这鲜明地概括了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装饰效果与审美取向。同时,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应用上常常以表现喜庆气氛为整体基调,设色讲究明暗对比、补色对比、纯度对比、色彩冷暖对比,强调色彩的特有刺激性与表现性,追求对比鲜明,热烈吉祥,这与人们追求幸福平安、驱邪去灾的心理一致是不无关系的。中国先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与艺术实践中,已约定俗成地赋予色彩特有的象征意义,也为民间美术的用色提供了一种程式化的样式。如红色象征着喜庆、吉祥与热烈等,像红窗花、红布兜、红布鞋以及我们现在还很盛行的红春联、红包、红喜字、红寿字、红鞭炮等;黄色代表着皇权、富贵与威严等,如皇帝的龙椅、龙袍、龙轿及与其有关的政务、家务的饰物少不了许多黄色,甚至连皇家建筑均以红黄为主色调,其庄严、华贵、震慑的色彩象征性是不言而喻的;蓝色、白色和黑色则更多地表达了凄凉、惨淡与悲痛等情境,如丧葬仪式上的花圈、铭旌,死者亲属的披麻戴孝及给死者送的纸钱、纸物等一般是以白色、黑色与蓝色为基调。当然,在不同的民间艺术门类中,其色彩的寓意也并非完全一样,其中尤以脸谱艺术最为鲜明与突出,如红色象征忠诚与勇敢,如关公;白色寓意狡猾与奸诈,如曹操(图五);黑色代表刚毅与正直,如包公;黄色则象征勇猛与刚烈,如秦琼等。虽然民间美术的色彩在象征与会意上存在差别,但象征与会意的用色习惯始终贯穿于民间美术的各个艺术门类中,反映出黎民百姓的审美观与色彩观。
五、余论
中国民间美术是我国古老民族创造和审美最本原的精神。它产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是人类劳动生活最质朴的艺术思想和艺术语言的体现。中国当代社会和当代美术理论研究界普遍关注民间美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当前,我们应该从民间美术的元素内涵出发,思考如何利用民间美术的元素促进民间美术内外层的交互式传承,使民间美术焕发新的活力,创造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完成民间美术文化的自觉保护与传承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