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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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过去的40多年，我国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相当部分来源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具体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较大，同时具有较低的抚养率。这一人口条件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促使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特点。从7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十分迅速，促成“中国经济奇迹”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人力资本因素。然而过去的几十年我国的发展模式过于粗放，所谓粗放型经济，就是投入劳动和资本后产值就出来了，而并不注重产出的过程。说明过去我国没有重视提升劳动力素质，而且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投入产出最大价值的过程息息相关。技术创新离不开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而技术创新又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同时也是消灭贫困和解决不平等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人口红利；社会总抚养比；人力资本；马尔萨斯陷阱

一、背景介绍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长期以来人口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马尔萨斯提出的“马尔萨斯陷阱”在新增长理论兴起后颇受质疑，新增长理论认为存在“人口红利”现象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过去的40年，我国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相当部分来源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具体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较大，同时具有较低的抚养率。这一人口条件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促使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特点。国内外先行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表明，大部分先行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过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在有效遏制人口过快增长，人口与资源、环境取得协调发展的同时，年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改变，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一时期也被认为是我国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因此可以确定，中国奇迹的发生离不开人口红利的促进作用。因此，深入研究人口红利的衡量标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对指导我国今后继续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然而，人口红利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渐减弱甚至消失，人口红利已经从黄金时期转入白银时期。因此，如何合理预测人口红利的剩余作用时间，并将这种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是当下处理人口问题的关键。只有抓住人口红利的末班车，顺利将人口红利由“数量型”转为“质量型”，才能在2020决胜全面小康这个关键节点上，使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化。

二、理论基础介绍

自古以来，世界一流经济体国家无一不拥有巨大的人口基数，也都或享受过庞大的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或经历过庞大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限制，或二者兼有之。历史上不同经济学家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一直争论不休。

（一）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基于两个前提：①人类离不开必需品——食物；②男女之间的欲望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几乎保持不变。所谓“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就是指这两个前提，以该法则为出发点，不难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经济比例：食物或生活资料的增长与人口增殖之间的关系。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充足食物供应的情况下呈几何增长，但是生存手段的增长是人口，因为生存手段只能通过减少土地利润的定律在数学上增长。它远远落后于增长。除非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遏制人口增长，否则将难以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但是，马尔萨斯不相信这两个系列反映了人口规律，并建议在两个系列之间保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就是抑制人口增长。马尔萨斯认为，人类世界上的所有灾难都是人口与信息平衡过程的产物，人类发展必须始终伴随着灾难。因此，马尔萨斯被称为关于人类社会的非常悲观的人口学者。他用三种理论总结了统治人类命运的所谓永恒自然人口法：①人口限制原则。说明人口与生存手段之间必须存在某种正常的比例关系。换句话说“人口增长必须通过生存来限制”；②人口增长原则。即“增加生活水平，就意味着增加人口”；③人口平衡定理。这个定理是马尔萨斯人口统计原理的核心“人口的主要增长受到贫困和邪恶的压制，实际人口可以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人口平衡定理与前两个定理密切相关。最终，人口与生存手段之间存在平衡，但是这种平衡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各种限制的产物。马尔萨斯的生物种群增长方法指出：在一个孤立的生物种群中，总生物种群的变化率N（t）与总生物种群成比例，其数学模型为：马尔萨斯基于以上观点得出来一些结论：①贫穷和犯罪是人口法律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结果；②私有制是消除人口增长过快的唯一途径；③工人的工资符合人口规律，工资水平随人口的增加和减少而变化；④扶贫法会促进人口的增长。

（二）布鲁姆和威廉姆森——人口红利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处于马尔萨斯陷阱时，抑制人口增长对于其经济跳出陷阱是有益的。但是在冲出人口陷阱之后，人口增长和年龄结构变化对于经济发展不一定是坏事，甚至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广义的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追溯到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除亚当斯密以外的大部分古典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理论分析中将人口因素抽象化，把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人口增长又被看作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美国经济学家多马、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论述了人口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舒尔茨等经济学家研究了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人口学家布鲁姆和威廉姆森认为，人口转型过程中有一个阶段的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将这种作用称之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具体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较大，同时具有较低的抚养率。这一人口条件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促使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特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有两个影响：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劳动力投入并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劳动供给，即社会上的工人数量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了经济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受抚养人数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改变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年龄结构的期望。收入、消费和储蓄将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些调整可以通过积累资本来进行，变化影响经济增长。本文所述的人口红利现象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减少了家属在总人口的比例，增加了工作人口比例，并导致经济增长。

三、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

（一）人口红利的界定标准在人口红利的界定标准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是用人口抚养比来衡量。人口抚养比是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说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根据劳动年龄人口的两种不同定义（15岁～59岁人口或15岁～64岁人口），计算总抚养有两种方式。学界通常用人口抚养比下降来定义人口红利，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口抚养比较低时，可为经济发展创造比较有利的人口条件。并且更进一步地将人口红利分为人口暴利、人口高利、人口红利和人口微利四种类型。第二种方法是用“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的比值来衡量。提出该种衡量标准的学者认为，“有效生产者”并不等价于劳动年龄人口，一方面由于摩擦性失业等因素的存在，适龄劳动人口不能全部成为投入生产的有效劳动力；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非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被抚养状态，许多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仍有劳动能力并从事适量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片面利用总抚养比衡量人口红利并不准确。然而由于非劳动年龄人口创造的价值存在难以计量的特点，故本文仍然采用人口抚养比的方法衡量人口红利。总抚养人口由0岁～14岁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两部分共同组成，然而这两部分人口数量是相互独立的，随着时间变动，二者可能同方向变动亦可能反方向变动。因此总抚养人口比变动就可能包含多种原因，比如总抚养人口比降低时，既可能因为少年抚养人口数量减少也可能因为老年抚养人口减少，更可能二者兼有之。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概念被称为人口负债。对于社会是处于人口负债还是人口红利，或者是处于二者之间的盈亏平衡状态，要取决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之和，即社会总抚养比。

（二）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1.影响劳动供给人口红利的存在意味着年龄结构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增大，由此导致总抚养系数的减小。总抚养系数的减小意味着平均每一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的非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这样能将更多的劳动力从非生产性劳动中解放出来，直接导致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由此导致劳动供给的增加。同时，总抚养系数的降低除了会意味着社会相对抚养负担的减小，也意味着大多数家庭规模的绝对缩小，对于承担大部分家务的家庭成员来说，他们必须投入在家庭中的劳动时间会有所缩短，会有更多的时间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2.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增大除了会影响劳动供给这一流量概念，同时也会影响社会的人力资本。社会的人力资本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份方面。对个人来说，不同年龄阶段的劳动生产率不同，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劳动生产率呈现“倒V型”，因此社会的总人力资本积累会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变化而变化。若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大，同时伴随的是人力资本存量增大。此外，总抚养系数较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少儿抚养系数的减小，家庭教育目标也由“数量型”转为“质量型”，这意味着家庭会更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基石和必要条件，教育程度的加深会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人口红利可以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3.影响储蓄率根据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的储蓄生命周期假设，个体要使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需要根据自己一生的预期总收入来平滑各个时期的消费。个人在少儿时期和老年时期即被抚养时期，消费大于收入，属于负储蓄人口；而在劳动年龄时期，由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时间的双重贡献，促使其收入大于消费。从整个社会来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上升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

四、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一）面临的挑战1.劳动力素质影响人口红利的实现截至2019年，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6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明显差距。建国以来我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4%不到，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在总量极其庞大的劳动力中，仍有大量人力资本资源可以开发。2.“未富先衰”现象严重我国不仅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出现老龄化情况的。2000年人口普查反映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0岁～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2.89%，比1990年人口普查下降了43.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比1990年人口普查上升了1.39个百分点，预计在2020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会占比达到23%。一方面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会向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挑战，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下降，人口红利是否会继续存在甚至转变为人口负债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二）相应对策1.大力发展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人力资本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促进因素。然而过去的几十年我国的发展模式过于粗放，所谓粗放型经济，就是投入劳动和资本后产值就出来了，而并不注重产出的过程。说明过去我国没有重视提升劳动力素质，而且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投入产出最大价值的过程息息相关。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是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是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重要保证。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从而影响劳动力素质并最终反映在投入产出比上，是我国改进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针对人口老龄化严重问题，首先应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加大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和医疗方面的支出，从而应对未来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积极探索解决养老服务中的痛点、难点问题，破除发展障碍，发挥市场灵活供给的优势，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一方面，应继续做好政府主导的养老服务事业；另一方面，应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兴办养老产业，促进二者相互补充，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养老服务发展。

五、结语

在2020全面小康这个关键的节点上，能否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剩余优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建设添砖加瓦是每一个华夏儿女共同努力的方向。过于的发展已经被定格在历史的足迹中，通过反思历史、总结经验，并把握现在、展望未来，我们必将迎来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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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浩男 单位：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